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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学方法论问题还来源于史学发展史中总结出来的认识论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就成为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阐明这些问题可以改变以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认识，对人们如何掌握史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产生作用。如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发展趋势的明显特征是，跨学科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成为一种潮流，社会科学的很多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重点介绍了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认为法国年鉴学派是跨学科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成功代表。为此他总结到，20世纪的史学成就主要是通过方法的革新而获得的，认为“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到来”。② 巴勒克拉夫认为这是一种从伟大事件、伟大人物及其思想的叙事，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使历史科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历史学从叙述的、个别性研究范式中脱身而出，走上了定量的、概念化的轨道。与19世纪历史学不同的是，这一史学潮流在它们的范式中不是说明而是理解历史，在理解时不用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考察一个特定时段的历史。从下层理解历史变化，用社会史研究取代政治史研究。用概念解释历史，超越叙事，使历史学也成为一门如同社会科学的科学。从巴勒克拉夫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使历史研究的方向发生了一个改变，即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这一潮流中出现了很多的认识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就产生了史学方法论问题。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潮流对中国新时期的历史学产生了影响，它推动着中国的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更新着自身的结构和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也积累了很多的史学方法论问题亟需探讨。这些问题有多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促成了历史学知识的创新，一些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得以形成或壮大，需要对这些新知识的属性与作用进行理论上的认定。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促成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知识的形成。例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类型概念的作用，通过理论预设进行数据归纳，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这种方法省略了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通过对类型的归纳，直接得出对历史本质的看法。传统的“历史学注重从史料出发来叙述历史，强调历时性和空间方位，进而分析和解释历史变迁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断裂和连续性即因果关系”。社会学“总是从理论预设出发，利用使用系统方法获得的共时性调查数据和受控制的观察结果，通过个案和分类研究来抽象出普遍原理”。③ 这使传统的历史学发生了改变。 又如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通过不同性质的文化的比较，发现族群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形成，解释一定人群的历史存在方式。这种方法突出了主体记忆在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即主体的参与对历史事实形成的意义，发掘出了新的历史认识路径。在人类学看来，史料是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对史料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获得“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这样的研究取向，揭示了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问的延续与变迁，重新建构了对史实的了解，实现了“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④ 通过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研究的方式扩大了，领域扩展了，对史料的解释与应用更为科学和丰富了。 再如人口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数据测算与逻辑推理的结合，以统计方法、概率方法等构成历史事实。这种方法通过对公式和模型的运用，弥补了历史数据信息量的不足，对于再现历史事实的完整性提供了帮助。有学者利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对夏商邑聚集约人口合理密度指数、早期社会人口清查统计特色、人口的分布移动、人口流动变化性质作了论述，分层探讨了夏商王邑、方国邑臣属诸侯邑及一般村落的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口构成等关涉人口总体量方面诸问题，如其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性别年龄组比、经济抚养比系数、社会人口平均寿命、儿童死亡比率等一系列夏商人口学要素”，得出这样的结论：“夏商人口总量，夏初约为240万—270万人，商初约为400万—450万人，晚商约为780万人，人口平均年自然增长率约为1‰—1.2‰，儿童死亡率高达30％左右，女性寿命普遍较男性为低，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调现象较为明显。”⑤ 采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作者做到了如果仅凭现有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所不可能完成的定量研究。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有人认为，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中产生的历史学新分支学科，展现了历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规定了今后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如有人提出，社会史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研究，通史编纂就是社会史编纂。这种观念中附着的认识问题是，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可以促成历史学体系的更新转换。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史学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规定性是什么？它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度如何？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是对历史事实的定量化、精确化起作用，它不可能对历史的本质进行定性。为此，采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主要是丰富了研究方法的手段，它们使历史学成为了概念分析性的历史学，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这就是它的内在规定性。由于历史数据通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整理而完整、丰富了，为此，这就有助于历史本质的揭示，这即是它们的适用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当前研究经济史的三种主要理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应等精确的分析方法，从而对唯物史观形成补充，为研究经济史提供了新的方法。但由于忽视所有制、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对经济史研究体系也就不会形成重大突破。新制度经济学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继承了唯物史观的上述概念，对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制度历史观念，从而成为一种新的解释历史上重大变革的工具。这说明，仅凭方法的创新在历史学体系的更新转换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杨念群等主编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事例。这部书是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会议发起人的主观愿望是，通过邀集九个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阐明跨学科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实例，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明晰的路径，推动其结构和体系的转换。可是会议的结果恰恰与组织者的初衷相违背，“原先以为不同学科的进入会使历史学这具骨架上的血肉更加丰满，没想到最后好像被其他学科吃得连骨头也没有了。历史学自身的特性何在似乎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事实，会议组织者感叹道：“如何确立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可能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学家必须努力关注的问题。”⑥ 这一事例显露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仅仅用历史方法的更新能不能实现历史学的体系转换？ 第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手段，开拓出了新的研究领域，推进了历史认识的理性化。在成就面前，一些人认为，历史方法的通用性表明，淡化历史学的意识形态成分，使历史学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是可行的。这显现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是否存在统一性的问题。在这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例如，西方社会学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的理论，能否运用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对这一问题，就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开阔宏观的研究视野，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既是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⑦ 另一种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分析范式在国内学术界大行其道，它不仅被用来作为解释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分析工具，而且被用来作为构建未来中国‘市民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并不具有合理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现代化理论的应用中。有人主张，现代化理论可以用来说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过程，因为现代化就是全球化，它的内涵是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等人类的自然权利。“当今时代是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时代。换言之，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而“任何现代化都是对现代文明的获取”。“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是对于人类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一种空前的意识觉醒，以及一种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⑧ 但有人认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内含着西方化的含义，虽然科学的本质是实事求是，但在历史学中，“科学与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可能分开”。“不能因强调全球性，而失去了民族性或时代性，以至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话语权，在这种意义上，就如同没有全球性的文化一样，也没有全球化的历史观。”⑨ 史学方法的价值中立立场，是与历史观的缺乏为依托的，这种观念与近代中国史学方法的传统有关。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的史学大家，诸如，梁启超认为史家要“有心识”、“怀哲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寅恪的“诗史互证”，顾颉刚的“考而信古”，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些基本上是一些新的史学方法论，虽不乏真知灼见，却较少涉及“历史的性质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⑩ 这指出了，作为历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也许可以是价值中立的，比如在考证史料的确凿性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但是否能够由此延伸出整体上史学方法可以是价值中立的，值得讨论。但确实存在这种观点。如有人在构建历史学方法的新体系时，认为史学方法新体系包括：第一层次是通用的方法，包括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系统的方法。第二层次是保留的方法，即史料学方法、历史表述法。其他还包括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这样一种观点，价值判断问题被忽略了。(11)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受到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在谈论史学方法论问题时，较少考虑到历史观念的作用。 实际上一旦历史研究涉及对历史过程的性质进行判断，是不能缺少价值判断的。史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同史学题材的范围相联系。要对历史的本质作出判断，对历史过程的趋势进行探测，就必须将价值判断作为引导方法的尺度。这在西方史学中同样如此。例如，美国史学家柯文正确地发现，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论是对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史的研究，都深深地陷于源自西方的现代话语叙事中。“最大的传统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化的主要阻碍因素。”他“要求美国中国史学界摒弃旧有的研究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性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发现历史”。(12) 柯文所发现的史学方法论问题表明，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很明显这里可以继续深究的方法论问题是，有人认为历史真理只存在于事实中，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仅是主观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事实认定作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了，割裂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其造成的后果是，历史研究只做事实性研究，不必进行价值评价。对此，庞卓恒先生指出：“历史学，总要对各种历史事物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做出一定的判断，总要对历史人物作为的成败原因或国家民族兴衰做出一定的阐释”；那种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站在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向读者提供真实而不是虚假的纯事实的历史陈述或纯客观的历史真相”的观念，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念。(13) 吴承明先生也指出：“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史学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14) 目前历史研究缺乏问题意识，不能回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受欢迎的史学著作不多，与这种认识的存在是相关的。比如社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将一部社会史变成了社会生活现象的胪列、描述和常识化的解释”的问题。由于忽视价值判断，在当前史学界的历史观念中，实证主义史学被推崇到历史科学代名词的地步。 还有人指出，“以取自西方的社会理论与问题思路，来切入中国历史，是否能取得有效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视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等概念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如何掌握其适用度？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只掌握历史方法，不要历史理论能不能推动历史学的进步？近几年，中国历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普遍降低，这导致整个历史学界的理论水平普遍降低。这一问题呈现的后果表现为，历史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按照巴勒克拉夫的研究，唯物史观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力的历史理论，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批评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简单化做法时，几乎丢掉了这一理论。而目前唯物史观理论不受重视，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就减弱了，历史研究工作者都忙于去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又和现实脱节，历史学的影响就少了。对此，许纪霖尖锐地谈到，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填补空白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史的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很多人除了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外，在其他知识领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15) 第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开阔了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更新了历史观念，丰富了历史思维，对于中国历史学跟上世界历史学的潮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味模仿与简单套用概念的问题，“与当代中国史学界急于创新的浮躁学风相应，对理论的运用却不断地走进陷阱和危机”。(16)“总体而言，中国内地的历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以回应西方中国学的论题来奠定自身的分布格局的。”“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与早期美国中国学的主题相吻合，几乎达到了相互呼应的程度。”其后果体现为，史学界“没有针对自身的问题形成独立的设问方式和知识诠释的品格”，“总是亦步亦趋地随着潮流不断摇摆，或被美国中国学内部不断转换的话题所左右，并误以为他们探讨中国问题的苦恼和思考，就理所当然地同样成为我们自己的阐释目标”。(17) 总之，“隔着现成的抽象概念来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乃至无法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里存在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如何看待方法应用上的模仿行为？如何超越它？超越的标志是什么？ 这一问题不仅发生在当代，在历史上也曾反复出现过。50年前，当史学界引进、应用唯物史观时发生过这种简单的模仿行为。这方面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应用的讨论中，史学界曾作过很多研究。不仅如此，在20世纪初至建国前的时期，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也发生过简单化的模仿行为，其情形与今日十分相似。大量的西方理论与方法被翻译介绍过来，历史研究的工具空前丰富，“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一时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心态”。(18) 例如，“胡适主要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对先秦的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所做明确的条理性分析的同时，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金岳霖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9) 对于这种重复出现的现象，我们应该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这其中一定是有某种必然性的。当一种外域的理论与方法被引进、应用时，模仿是必经的第一个阶段，这在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亦步亦趋是模仿行为的状态，它必然带有幼稚与简单的方式。模仿就是学习，而学习是吸收，因此，模仿行为的特点是没有创新。既然模仿是必然的，那么，简单化就不可避免。巴勒克拉夫在评说欧洲中心论对历史学的影响时所说过的话，对此有借鉴意义。他说：“他们（指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从而能够用崭新的认识能力去看待各种问题，并且赋予这些问题的答案以积极的内容。然而，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或北美）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20) 这就是说，当人们已经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是不对的了，但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这就说明其中是有客观必然性的。 如何才能超越模仿而进入到创新阶段？这期间实现转化的中介过程是什么？其创新的标志又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认识史学方法发展规律的重要节点。我们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应该能够提出属于自己的问题。从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看，模仿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简单地将所引进的概念、范畴直接地与本土的历史事实对应起来，认为这就是在应用新方法了。吴承明先生曾指出：“选用任何理论，都应是启发式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述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21) 这方面体现的问题表现为概念化，即用本来不为原有理论所指涉的事实去比附原有的理论。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是在总结抽象西方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原本并没有涵盖我们本土的历史事实，当其被运用到本土的历史事实研究中时，模仿行为只是现成地将本土的历史事实套用到那些概念上，而不是用引进的方法去发现本土历史中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是实验性的，它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证明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如何用来作为研究的手段，其局限是不能为所要阐明的历史提供新的认识。二是由于不能在本土的历史认识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也就不能在研究中形成独到的历史认识，从而也不能形成新的理论知识。因此，这种研究也不会为原有的理论增加新的知识成分。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在模仿阶段，引进、应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一概都不会产生新的理论观点，从而不会对发展原有的理论与方法有任何作用。 应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在我们的历史中发现自己的问题，经过研究产生出客观的历史结论，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概括，形成特殊的，即新的范畴或概念，对所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作出补充、完善或丰富，这就是对第二个问题即创新的标志是什么的回答。换句话说，能否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形成独特的历史认识，从历史认识中形成独特的、特殊的理论概念，是史学是否超越了模仿阶段而进入到创新阶段的标志。它表明我们已经能够从方法论与实际相结合出发，形成了创新意识，这恰恰是我们能够从方法、本质、整体上理解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证明，这一证明是超越模仿阶段的象征。在这样的情境中，不仅对本土的历史有了客观的认识，而且还使原有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发展。应用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如果不能对原有的理论与方法作出新的补充、完善，丰富原有理论与方法的概念、范畴，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样的应用仍然没有脱离模仿阶段。 研究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研究历史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永远互相交错、叠加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侧重。从理论上看，普遍性来源于特殊性，特殊性涵盖着普遍性。普遍性从特殊性中抽象而来，并指导特殊性的发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的模仿，实际上就是把所要弄清楚的事物的特殊性简单地与理论、方法的普遍性对应起来，以求得对事物的理解。显然，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求得了对事物的普遍性的认知，即我们在所要弄清楚的事物身上发现了抽象出原有理论和方法背后的那些事物的共性。然而这样的认知只是加深了对原有理论和方法的理解，而不会对原有理论和方法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当历史认识由此更进一步，它应用原有理论和方法，去发现所要弄清楚的事物的特殊性，并对这种特殊性进行理论的概括，形成一些新的范畴和概念，这时它就可以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补充和完善，起到丰富原有理论和方法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理论和方法得到发展，历史认识走向了创新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