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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当代史学思潮中，受到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否定对历史进行宏观的概括分析研究，即否定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合理性，进而也否定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导向作用，是史学方法论中最凸显的问题。1987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第四届史学理论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提出了重视历史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如何理解历史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历史认识与历史学的性质等问题。讨论成果是将历史认识分为三个方面：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评价性认识。后来受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在90年代后将历史认识归结为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抽象性被取消了。从这里体现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史学界已经丢掉了对历史规律性的探讨，不要宏大叙事，有意偏离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哲学确实是在思辨历史哲学后面出现的，但不是它的科学性就一定能够覆盖思辨历史哲学。思辨历史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是不是就完全丧失了科学性？就在历史学界亦步亦趋地跟在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之后时，西方学者福山在20世纪末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用黑格尔哲学思想总结近代以来的四百年世界史，很快被翻译为十几国文字，广泛流传。与此同时，全球史权威海格纳德·德赛用唯物史观为指导，也写出了新的历史哲学著作《马克思的复仇》，概述20世纪史。在此稍前，西方学者曾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追问，写出了生态历史观、生态文明观等著作，这可以看做是21世纪的新的历史观。这些事实说明，宏大叙事、思辨历史哲学仍然是有生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要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进行说明。 我们为什么会需要思辨历史哲学？是因为思辨历史哲学是一种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有助于人类的生存。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人类才得以发展到今天。人类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不会停留在认识具体事项的阶段，他总是希望认识永恒的存在。认识事物的普遍性，这是人类理性的特征。反映在历史认识上，就表现为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这有如在自然科学中，不仅要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进行认识，也需要对自然的生命规律进行认识。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诉之思想表达，就形成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这一思想方法上的特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历史的哲学考察。思辨历史哲学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不是对一人一事的考察，而是从某一时代的哲学的高度对历史的普遍性进行考察。它用历史事实作为例证，反映出时代的哲学精神。思辨历史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证明。思辨历史哲学用概念推理的方式进行历史考察。它用历史起源、历史动力、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历史趋势、历史进程、历史目的、历史阶段、历史运行机制、历史模式等范畴和概念总结历史进程。它的话语表达方式是系统性、抽象性、概括性的，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是通过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揭示，对人类未来的历史走向作出预测。只要人类还需要经验、需要精神、需要理性，就需要思辨历史哲学。 实际上，从人类产生思想以来，历史哲学思维就一直伴随着人类。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对历史的哲学思考。现今还广泛地流传于世界后进民族中的创世史诗，集中地保留着原始历史哲学思维的内容。它们曾经对原始人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起到了思想上的指导作用。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中，产生过循环历史哲学、天命历史哲学、神意历史哲学、英雄历史哲学等等，近代产生过人性历史哲学、理性历史哲学、文化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等等，它们对于形成人类各个不同时期的民族精神，认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产生了生态历史哲学，它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为人类解决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着思想上的认识工具。总之，如果没有思辨历史哲学，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就可能会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解读上，而不能达致历史的本质。其历史认识将是散乱的、不完整的、不深刻的。 这样一种有用的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为什么在过去30年间，被认为是过时的？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冲击是一个方面，但仅仅归结于此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是要从时代发展的特征进行探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各个民族、国家采用经济与科技竞争的方法发展自身，技术进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效果十分显著。这有别于18、19世纪科学观念促进历史进步的时代。技术进步促成历史进步的时代特征，对于人类时代精神的塑造来说，是使人类理性的主流因此成为分析性的。各个民族、国家面对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各自发展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都因其是分析性的而带有技术性的特点，如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等。这种技术性的特点，同样体现在自然科学中，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它们在原理上相通于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法的技术性实证化的证明。20世纪最后的30年，不是一个观念理论进步的时期，而是一个技术理论进步的时期。 各种分析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使用，对思辨历史哲学构成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们分割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如思辨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统一性的探究，为社会学与未来学所分割，社会学研究现实，未来学研究发展趋势。思辨历史哲学对人类各民族精神普遍性的探究，为人类学的比较文化学所分割等。第二，它们使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精确化了，这为制定各个民族国家合适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了决策工具。它们的实际效用使人们对此产生了信任感和依赖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人们逐渐淡忘了思辨历史哲学，不再去花力气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于是兴盛起来。在和平发展的平稳时期，有这些技术性的理论与方法确实也能满足需要了。这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历史学的发展，是在采用新方法的推动下获得的。但在20世纪末，当人类身陷环境、生态、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深渊时，人类的未来走向问题再一次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不解决好上述全球性问题，人类的前途将是不可持续的。历史的危机又一次促成了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的需要。生态文明观、生态历史观的出现说明，思辨历史哲学并没有过时。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这样一种认识所提供的对世界的洞察，是分析性的、定量化的认识所不可替代的。认识历史普遍性的思辨历史哲学仍然是人类进行历史经验总结的认识论工具，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它具有特殊的作用。著名世界史专家麦克尼尔在论述历史科学对人类世界观的形成作用时指出：由于人类处于生物进化的最高层次，人类进化最能体现出宇宙进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解释人类进化的历史科学，将成为说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最有效和权威的科学。由于定量研究方法并不能描述出进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此仍然只能采用洞察历史本质的直觉的方法。世界观对于考察历史仍然是必要的。形成世界观的直觉的方法最初就是形成万物有灵论的方法，它是一种通过认识人自身进而去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种从整体的角度考察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如果说19世纪、20世纪是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世纪，那么，今后将是历史科学为自然科学提供方法论的世纪。(22) 对思辨历史哲学进行否定的一个附带效应是，有意无意间也产生了否定唯物史观的观念，认为唯物史观是宏大叙事之一种，由于宏大叙事已过时，因此唯物史观亦过时了。这是受分析历史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认识，同时与引进、应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简单模仿行为也有关联。唯物史观还有没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需要从史学方法论说明的问题。 首先，我们将唯物史观之后所产生的思辨历史哲学拿来与唯物史观作一个比较，看看什么历史哲学更能科学地解释世界。唯物史观之后产生的思辨历史哲学有斯宾格勒的文化历史哲学、汤因比的文明历史哲学、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历史哲学、福山的人性尊严历史哲学、生态历史哲学等。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把人类历史比附为一种生物行为，有其生长和衰落，无异于从生物学的角度将人看做少年、青年、老年，这比起唯物史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历史，在理论方法上是贫乏而肤浅的。弗洛伊德和福山从人性的角度看待人类历史，同样陷入抽象的陷阱，而在理论与方法上成为非辩证的。至于生态历史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但它并没有否定唯物史观，而是和唯物史观形成互补，因为它们的理论导向都是为着人类的未来的。在当今世界讲生态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意志、阶级利益这些概念，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导致了生态问题的产生。唯物史观历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导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构成了唯物史观与生态历史哲学的结合点。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唯物史观之后虽然产生出了各种思辨历史哲学，但它们的科学性在整体上都未能超出唯物史观。巴勒克拉夫曾主张当今唯一还有生命力的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这在当代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 其次，我们要回答唯物史观的时代有效性存在于哪里的问题。这可以从历史正当性、现实合理性、学术科学性、话语包容性、认识真理性五个方面得到说明。关于历史正当性问题。唯物史观所指涉的现实仍然是人类今天还生活的世界，或者说，人类今天生活的世界仍然未脱离唯物史观的语境。唯物史观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的最后归宿，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就仍然是历史科学的一项任务，而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就不能绕开唯物史观。当前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西方世界出现了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现象，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马克思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进行研究的学者。关于现实合理性问题。唯物史观是一种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目的的价值观，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崇高的理想。现实的一定是合理的，合理的必定会成为现实。只要人类还需要理想，还要为改造现实而奋斗，唯物史观就能产生思想上的启发作用，如果说哪一天人类失去了理想，那么唯物史观就真的过时了，但是人类永远都不会失去对理想的追求。关于学术科学性问题。唯物史观主张从经济过程的社会关系分析中解释世界的变化，主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理解历史，认为认识到历史的客观制约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互作用是科学说明历史的基本要求。这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仍然是有理论价值的，它比起从文化的变迁、人性的永恒性的历史哲学来说，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关于话语包容性问题。唯物史观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相反它为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奠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学术研究中就采用过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等。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是一种理论观点与具体方法的关系，应用唯物史观可以包含着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使用。比如说，诺思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唯物史观的前提上生长起来，社会学的认同理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精致化、细化表现。它们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是互补的。关于认识真理性问题。追求真理是认识活动的目的，一种理论如果不能对认识世界有所帮助，那它就不具有真理性，它就是过时的，或者是不现实的。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基石是辩证法，而辩证法在当代仍然是我们获取真理的认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否定真理的追求、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因而也否定辩证法，但这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实际上，它们所做的只是把语言叙述的辩证法代替为一切事物的辩证法。 在历史研究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应用，最大的分歧产生在如何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与适用度方面，有人曾用“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不同进行区分，这反映了大部分实际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理解与应用中，还有一种思考和努力是应该甄别出来的，那就是主张从方法上理解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做法，这是既不同于“单线论”也不同于“多线论”的“方法论派”。这一派别主张，对于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不应拘泥于经典作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应囿于经典作家所采用过的范畴和概念，而是要运用经典作家所采用过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历史，从研究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和范畴。我们认为，这在本质上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不运用经典作家曾用过的范畴与概念研究历史，并不等于说放弃马克思主义；只会运用经典作家的范畴与概念研究历史，也并非等于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里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就体现在，能否超越模仿阶段进入到创造阶段，是衡量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来，历史科学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如果不能对这些新的历史发现进行理论概括和说明，创造出新的范畴与概念，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不能获得大的发展，就不能在应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挑战上取得具有说服力的科学认识成就。为此，当代历史学研究应当鼓励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鼓励理论创新。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这种创新的尝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方面，是最为需要和必要的。 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长达数千年地延续下来？西方社会为什么在近代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研究中最有魅力的两个领域，它吸引着很多的历史学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坚持不懈地进行探讨。这是因为这两个领域中发生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阶段，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智慧，其中所包含着的文化信息，对于现时代的人来说，是进行自我认识最有用的教材。人类如何从过去走到今天？明天又将走向何方？人类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聚焦于这两个领域的历史研究，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就像地球的经线与纬线一样，覆盖到各个方面。横向的如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质、东西方历史的不同发展道路、东西方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等等。纵向的则是在同一范围内将过去与现在作比较，如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继承与创新等等。 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知识。今天的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大转折时期，资源、生态、人口、环境、现代性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人类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以确定未来的走向，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地依赖于历史的判断。一个和过去不一样的人类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这样超前的思维，恰恰只能从思辨历史哲学中产生。历史知识一定要形成概念、形成观点、形成理论，它们究竟在多大的范围内、多深的程度上关注了现实，从而有助人的自我认识，是衡量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标准。历史知识并不是“再现过去”的知识，而是“发现过去”的知识，准确地说是发现过去在今天存在的知识，因为是“发现”，所以它和其他认识现实的知识一样，需要形成概念、观点和理论。正因为如此，历史知识也像其他科学知识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假说的性质，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历史知识还没有被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它是假说，它能够被证伪，然而，证伪是科学进步的阶梯，当一种假说被另一种假说所代替的时候，历史科学就进步了。 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下，用实证的方法叙述个人的私人生活和狭小地区的社会史，即微观史学目前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的新史学出现，这样一种研究视觉的转换，是有新意的。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愿望，描绘某一个村庄风俗习惯的变迁、某一条街道的商业兴衰，这些都使我们感受到历史就是生活，生活是由细节构成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是历史的底色，变幻无常的历史风云不过是这一底色的面妆。这起到一种借鉴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要关注个人、关注身边的社区。然而，如果认为这就是新史学的唯一选择，而将政治史、制度史、历史过程、历史规律、杰出人物的研究视为“传统的”、“过时的”研究范式，那我们就不能认同了。视觉的转换并不是一个根本的评判标准，判定历史科学进步与否的最终尺度只能是社会的接受程度，只能从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现实问题的历史追问的需求出发。生活固然是由细节构成的，但哪个人的一生没有几次重大的转折呢？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因此正如宏观研究不能代替微观研究一样，微观研究也不能代替宏观研究。注重细节和注重转折都有不可代替的意义。历史科学需要回归自身，但自闭于社会是不可取的。 正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是何其之多，又是何其重要，这对于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来说，都有种种的切身感受，从总的方面来说，这种转折可以说是以制度创新与社会重建为根本的。重大的历史转折、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宏观考察，仍然是历史科学面临的研究课题。在这些历史的基本构成中，对中国古代社会事关全局的过程进行思考，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而在对现实问题的追问中作出一种历史的回答，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使命和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