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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述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的特质，是我们了解和分析唐朝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尺度。这种构造是中国传统在7世纪初期的延续和再现。二元制建构对唐朝建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须通过核心集团、核心区的方式建构政权，至少就包括唐朝在内的前后几个朝代而言，似乎舍此别无他法，亦即这是古典王朝建国的“必经之路”。(14)在这个构造中，边缘地区的位置是以次于核心区的面目而呈现的。这也是对唐朝地缘格局的基本定位。譬如唐太宗就曾说：“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用求久安，未之有也。”(15)他在这里虽着眼于人群，但地域与人群的活动及其特质相互协调，同样具有主辅之区分，这是上文强调的重心。王朝依托于不同的群体获得支持，首先体现在核心区的“中国百姓”即汉人群体身上，而周边的非汉群体则处于第二位。这样的区分只能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解释才行得通。疆域问题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这同样是我们理解唐朝疆域概念的基本把握。(16)那么，在这个范畴内，北部在地缘的构建中其特点、本质又是什么呢？ 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是，以北部为代表的唐朝内陆边缘地区，大致处在与其他政治体相互交织的地缘状态中。北部的表现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唐朝农耕本土面对的广阔的草原，生活其上的游牧群体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与中原存有明显的差别。这个差别最本质地体现在两大族群的生活方式即南部的种植业和北部的游牧业特质上。种植业需要开垦土地和挖渠灌溉，投入技术和施放肥料，从土地中获得粮食；草原的放养牲畜则需要保持草场的充足和自然环境的完整，特别忌讳人工的开采，所以无论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同一块土地上既开垦种植又保养放牧，二者不可兼容。受此生计的制约，农耕人对土地的利用与游牧人对草场的保持，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信仰等几乎都处于对峙的状态而不可兼容。然而，存在着如此迥异差别的农耕人与游牧人非但没有相互阻隔，而是相互交往。我们进而看到，中原、北方的对峙关系，其实只是欧亚大陆南北两种形态对应关系的组成部分，从南欧、西亚，到亚洲东部近海都是如此。唐朝时期的南北对应，是这个整体关系在7至10世纪的具体表现。易言之，这两种对峙而不兼容的区域与群体，对唐朝而言(从游牧世界的角度讲同样如此)无疑是两个既相排斥、又脱离不了干系的矛盾体，(17)实际上，双方结成的关系是欧亚大陆南北对峙的组成，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就此而言，唐朝北部边地的地位就不能视为局域性问题，而是整体性的战略问题。进一步讲，假如我们认可唐朝地缘组合中存在内外二元制建构，那么北方边地则是这个结构中具有全局性的角色。唐朝的北部地区所呈现的疆域特点，也具有形塑整个王朝边疆地缘的功能。(18)那么，这个地带的疆域特点是如何呈现的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