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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综上所述，我对唐朝的边疆观(概)念理解如下： 第一，唐朝是存在着边疆问题及其相关概念的。它是建立在内地核心区与边缘外围区二元制的基础上。前者因处于农耕地带而成为王朝建构的基础并趋于稳定，后者则多系游牧或半农半牧状态处于以耕作为中心的王朝之边缘而存在。唐朝所谓的边疆地区，通常就是指此而言，其地位和作用显然不能与前者相颉颃。这是其特质之所在。这种地缘的内外有别，归根结底还是受制于活动在核心区、边缘区之上的民族群体的划分，即农耕区的汉人如前文所言如“中国根本”那样成为王朝依托的主体，边缘区的民众则是游走于王朝的外围群体，当其归附王朝之时，就成为王朝管辖的对象；反之，当他们脱离王朝时就转成了王朝攻击的对象。核心区与边缘区之划分，本质上就是活跃在这些地区人群划分的结果。 第二，唐朝的边缘区(主要表现在陆地而非海洋)实际上处在其他政治体边缘区的交叉与重合之处。以北方为例，如同唐朝中心、边缘的二元制构建一样，草原也早就形成了自身的势力范围，与南部农耕地域对峙。长城沿线地区就夹在中原王朝的唐与草原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等帝国势力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地区而非畛域分明的疆界线条，或者称为“中间地带”，或者称为“缓冲区”。边疆地区的意涵，对与此有关的王朝而言，就是如何经营和控制这片地区，而经营的本质则是双方或多方在此地区展开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的交往、对峙、抗衡、冲突和博弈。就唐朝而论，它经营这个地带，首要的动因就是处置它与北方政权的关系。当唐朝疲软于对方的时候，它就采取守势，通过修筑城堡和调派军队等方式加强守护；一旦它强盛超越对手，它就如同贞观四年(630)发兵一样征服东突厥，随后，唐朝采取行政性的诸如羁縻府州的设置加以控制。防守形势下的修筑城防和组建军队因应，更能增强疆域的观念，(53)边疆界限的观念就是在这些具体的对应处置的过程中形成并固定起来了。上文所谈的唐朝于关内道内外三层的防御、张仁愿的三受降城与1800里烽候警戒系统的建立，就是这种疆界明晰的展现。所以说，唐朝北部疆域的观念，是在与草原游牧政治体的纵横捭阖的博弈过程中产生，而在行政建置的设计中实施和兑现的。然而，这种明确的界限常常被双方的博弈所打破。事实上，它并不受构筑界限的对手所认可，一旦新的冲突发生，这种界限就会被突破，新的界限和区隔再次构筑。疆界就在彼此的博弈互动中变来变去，但其走向和划定，常由强者所决定。(54) 第三，疆界的划定由行政的划定而产生，行政的划定则出自朝廷对该地区的管控和经营，经管、控制又由朝廷与北方政治体的交往所决定。这三者之间是因果关系，后者决定前者，而不是相反。这表明，南北的互动是疆界划定的原始之因，但须经过行政治理这个层面，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疆界划定也不会必然出现，疆界划定的直接动因乃是行政划定。(55)由于疆界所在的政治体之间的关系摇摆不定，疆域所在的区域因此而变化无常，这就决定了行政划定的反复无常，所以说到底，疆界划定本身也是不固定的、常常变化的。可以看到，唐朝立国期间，它与周边外族势力之间疆界明确划定的时间，远远少于疆界的模糊时期，其原因就在于双方关系的不确定。进入到民族—国家的时代后，由于疆界划定与国家主权和治权的联系进一步紧密，疆界划定的精确就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不可逾越的手段，疆界的精确才被一国和相邻的国家所承认，进而上升为国际法的规范，疆界的概念及其敏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线之中。这是今人对疆域界限理解的基础，我们之所以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此概念和范畴去讨论民族—国家以前的古典王朝时代的同类事务，是因为今日的民族—国家形态的政治体正是古代王朝国家的延续(以中国为典型)，(56)这种性质上的差别丝毫掩盖不了前后的继承和延续关系，这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今天的疆界问题不产生于今日而是古代遗留的结果。但若只考虑连续性而忽视概念的断裂和迥然有别的历史变迁，我们讨论的古今边疆、边界问题，也常会混淆而紊乱，(57)易言之，如果不做清楚的区隔和自觉的辨识，终究解决不了今人面临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58) 第四，必须再次说明，由“疆域”引申出来的上述论证，虽然自有一套体系，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人群的活动与归属的基础之上。易言之，“疆域”之出现既是以人群的活动为前提，也是以人群的活动为归宿。没有人，就没有“疆域”及其观念。这不是常识，而是值得我们重新反思的课题。于此，我不得不引证阿伦特的一句话为之张本，她曾说：“一切关于难民问题的讨论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将难民再次递解出境？”(59)她是针对20世纪两次大战带给欧洲各国的难民灾难而论，着眼的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无国籍群体和所谓少数民族的处置问题。在她看来，这是各个国家面临的难解而须直面的问题。我所关注的则是：阿伦特议论的问题之所以成为欧洲诸国的无解之难，就在于难民没有依凭的土地，他们居无定所，对各国而言，他们无疑已经成为极力摆脱的负担了，但这恰恰揭示出了以土地为特征的国土地域是民族国家“唯一”诉求的真实本质。依此对照，本文讨论的唐朝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其说是“疆域”本身，不如说是活动其上的人群。(60)正是对“人群”的兴趣才带动了他们对生活其上的地域的兴趣，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840年回鹘政权解体之后“无主”地带的草原为什么不被纳入到唐朝控制的事实：显然，仅就那个地带而言，它对唐朝并不具有吸引力。于此，我们看到唐朝疆域问题产生的实质，即人群才成为唐朝与北方草原政权相互联系的关节点，疆域背后隐藏的是族群实质。当时的人们关注的问题，是以人群的走向而出现的地域问题，他们关注的重心，与民族国家建构之后领土上升成为国家追求的第一要素形成的鲜明对照，是“破解”现代与王朝国家对同一问题之认识差异并进行诠释的重要尺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