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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我在此文中将唐朝前期作为整体的考察对象而不是动态的分析。之所以如此，在于这种方式观察问题的好处是能脱离众多的具体细节，上升到一定的抽象程度，以便掌握问题的线索和本质。这也是马克斯·韦伯观察问题的方式。诚如洪天富所说：“只有通过这种清晰的理想型之建构来分析社会现实或社会行动，社会学家才有可能从经常是互相抵触的、混乱的经验材料中理出个头绪来，从而精确地显示事实的最关键性的层面。”(洪天富：《译者序》，[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本文涉及的唐朝边疆问题大体从这个角度出发，非注重具体的个案，因而如何判定和论证，就需要从长时段整体王朝的角度着眼。由此，一定程度的抽象和形而上的观察方法可能就成为“不二法门”了。但它也易使我们忽略细节和具体事务，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抽象有时并非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之上的提炼。由此我对本文的论述方法总结为：非对史事的澄清或钻研，而是对具体史事背后蕴示的观念、思想和行为进行判定和概括。易言之，本文多关注性质和价值型的判断，而非事实自身的认定。 ②涉及欧亚大陆东部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南北关系的论著，以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为知名。聚焦于隋唐时段南北关系的论著，有Pan Yihong的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1997)、Jonathan Karam Skaff撰写的Sui-Tang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al, Power, and Connections, pp. 580-8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12)等。 ③这个建构也是我用以分析古代王朝地缘与族群的基本特性而做出的抽象和概括。但这样的建构具体落实在唐朝的某个特定的阶段或地区，情形就相当复杂而另当别论了。事实上，对这个建构的解释，许倬云尤其李大龙均提出了三个层级的划分。参见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民族—国家在疆域和族群方面的主要属性表现在：国家由固定的边界展现领土所属，在此范围内国家政治体实施统治和管理，疆界受国际法的承认和保护；疆土范围内的民众以公民身份显现。疆域、主权、公民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特质(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一书，尤其第五章《民族国家辨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317页)。此前王朝国家之疆域则存在着内外二元特性，内缘是其依凭的核心，比较稳定，外缘处于变动之中；疆域内外缘的民众亦有主次之别，甚至采用法律手段将群体分层；其疆域的变动不受国际社会法规条文的干涉，事实上也不存在所谓的“国际社会”。这种传统与现代国家在疆域方面的显著差别，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后者是“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如此追溯，王朝国家疆域的特性就是“边界”概念的不明确，甚至模糊。正因为这样，王朝国家政治体对双方之间的地区，常常表现出占领与放弃、关注又漠视的矛盾心理。整体而言，“疆界”始终处于遥远和摇摆的状态，亦常成为大国相互交织的缓冲地。 ⑤疆域与族群是王朝国家建构的两个核心要素，诚如伊札尔所说：“对一个具体的国家的定义必定是与一片领土以及占据着这片领土的人口这两个方面有关的。”[英]亚·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56页。 ⑥有关这个问题，我曾在几篇文章中有所涉及，参见《“二元制构造”下的唐朝华夷观及其变化》，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28页；《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75页。 ⑦若进一步追溯，夏朝的建立就标志着国家政权与确定的领土产生直接对应的关系了。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唐晓峰：《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人文地理随笔》，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3—254页。 ⑧关于秦汉建国方式和途径的专门性讨论，就我目力所及，似不多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一书最后一章《中国中原周边地区的国家进程》(第475—523页)是就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相互影响进行的讨论，可视作国家进程和衍化的代表作。另一个关注此问题的领域是历史地理学，如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8页)即为其例，该文侧重于建都的地理要素。研究地缘政治学的作品如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等书在涉及本文讨论的古代时期则无此说法。 ⑨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7页；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页。 ⑩“禅位”是此一时期篡夺政权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通常以攀附尧舜禅让而使禅位的政权建设合法化。清人赵翼曾说：“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戎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讬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阼，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马伦、桓玄之徒，亦援以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诛起，而亦假代王之禅；朱温更以盗贼起，而亦假哀帝之禅。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廿二史札记》卷7《禅代》，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7—128页。 (11)例如李渊即位的诏书就曾说：“大业末年，纲维废弛，三光改耀，九服移心……隋氏既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敬禅阙位，授于朕躬……上答苍灵之眷，俯顺亿兆之心。”分明将自己视为拯救亿万生灵于涂炭之中的救星一般。《唐大诏令集》卷2《帝王·即位赦上·神尧即位赦》，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2)这种模式并非中国独有，罗素曾说：“一般说，统治者领导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派进行征服，跟从他的人觉得自己分享了他的光荣。”他对君主专制政体特点进行的描述，说明这种建国的方式乃是过去那个时代人类建构政治体的通行方法。[英]伯特兰·罗素著、吴友三译：《权力论：新社会分析》，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7页。 (13)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14)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王德权曾有如是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生产力相对微弱、各地域社会之间水平联系有限的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形成，多表现为一个核心地域集团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建构，联系核心权力与地域社会。在这个脉络下，政治过程表现为‘核心—周边’的空间扩充，形成‘王畿与四方’的政治空间格局以及以‘国’(城市)经‘野’(农村)的政治控制体系。”(《“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2006年5月，第148页)他将这种王朝建构的方式归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我是认可这种解释的。 (15)(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0页。唐人的“根本”、“枝叶”，用汉人的观点表述，又称为“腹心”与“肢体”。参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8《诛秦》，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97—498页。 (16)罗素曾说：“每一国家的权力，多少都与地理有关：通常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距离中心越远，权力也越弱。结果，在离开中心一定距离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权力就和其他国家的权力达成平衡，若没有传统力量的干扰，这里就成为它们的疆界。”(《权力论：新社会分析》，第131页)这个论述的实质与本文相似，但罗素的着眼点却具有普遍性，可见，古代王朝国家的建构形式虽有具体的诸多差异，但就其本质而言具有相似性。其背后的因缘如同前述王德权的解释，即出自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17)当然就唐朝本土的西部而言，青藏高原在族群与疆域方面同样存在这类问题。中国古代尤其元朝以后，青藏高原地区的归属始终成为内地朝廷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但直到清朝解体之前，内地政治集团对西藏的管辖始终未能达到直接设置同属于内地的行政和军事制度，以及建基于此的教育、文化等软实力设施的程度，这些在1959年以后才逐渐成为现实。有关隋唐时期南北之间的关系，参见Jonathan Karam Skaff撰写的Sui-Tang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al, Power, and Connections, pp. 580-800。 (18)参见李鸿宾：《北方边地在唐朝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刘庆主编：《孙子兵法论丛》第1辑，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154页；《唐朝的地缘政治与族群关系》，《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 (19)[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Sanping Chen进一步揭示了李唐宗室与拓跋鲜卑的联系，至少唐玄宗以前的各位君主均有拓跋干系。参见The Legacy of the Tuoba Xianbei: The Tang Dynasty, 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2012, pp.4-38。 (20)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页。 (21)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2013年第2辑，中华书局2013年版。 (22)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23)[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6页。 (24)突厥人自我中心观的描述，可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汇：公元250年至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67页。有关自我中心观的进一步论述，参见[美]刘易士、魏根著，杨瑾等译：《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56页。 (25)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年3月；此据《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26)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6年。 (27)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8年12月，此据《山居存稿续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9—352页。 (28)雷家骥：《从战略发展看唐朝节度使体制的创建》，《简牍学报》第8期，1979年11月，此据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4辑，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53—318页。 (29)《通典》记云：“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7《边防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70页。 (30)游牧人对农耕地区物质资源的依赖，显然大于农耕人对游牧地区物质资源的需求。关于这方面情况，参见A. M. Khazanov, Translated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1984，特别是第3页。 (31)双方关系的交涉很复杂，且持续唐高祖一朝和太宗初期，具体过程可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185页；朱振宏：《隋唐与东突厥互动关系之研究(581-630)》，中正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5年，第165—281页。 (3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316页。 (33)吉登斯曾说：“社会科学家们习惯于把‘社会’看成是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那么一般而言，这并不是因为，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是社会联合所固有的一切属性，而是因为，它是与民族—国家相伴随的独特社会整合形式的产物。”[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34)参见朱振宏：《论贞观十三年(639)“九成宫事件”及其影响》，《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3期，2010年6月，收入《隋唐政治、制度与对外关系》，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41—182页。李鸿宾：《九成宫事变引发的突厥贵族政治认同问题——兼及〈阿史那(李)思摩墓志〉》，宝鸡市九成宫文化研究会编：《第二届全国九成宫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99页。 (35)参见李鸿宾：《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53页。 (36)《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条。 (37)[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72页。 (38)[美]纪若诚(C. Pat Giersch)著、沈海梅译：《“混杂的人群”：中国西南近代早期边疆的社会变迁(1700-1880)》，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7页。 (39)参见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第11—21页。 (40)《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 (41)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155页。 (42)《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八月条。 (43)参见王永兴：《唐灭高昌及置西州、庭州考论》，《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119页。 (44)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52页。 (45)《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第503—504页。 (46)参见陈连开：《华夷五方格局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237页。 (47)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第114—152页。 (48)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9)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第57页。 (50)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第58—59页。 (51)《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参见李方桂著、吴玉贵译：《唐蕃会盟碑(821-822)考释》，耿升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陈楠：《论唐蕃清水会盟》，《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83页。 (5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53)如同唐人的民族观那样，当唐朝的势力膨胀壮大之时，他们就采取“天下主义”的彼此不分，一旦势力衰弱遇到异族的强有力挑战之时，就转为“华夷有别”的畛域自分。参见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论文，2000年，第26—30页。 (54)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专门辟出“固定边疆之不可能”一节，他的意思是说，正因为南部的汉人势力和北部草原的游牧势力处在对峙的状态中，“在这两个基本势力的冲突的基础上，又产生次级势力，对基本势力的活动产生影响，并使其更复杂化”(第327页)，这种情形下的边疆之确定，显然是不可能的。 (55)参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第57—59页。 (56)另一个较特殊的例子是印度，它被印度学者概括为非欧洲意义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参见张颂仁等主编：《杜赞奇读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3页。 (57)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古代疆域的问题时，认识的思路常常采用目前通用法则之缘由，这应当说是时代对我们的限定。正如华勒斯坦所说，我们常常不自知地将当下的规范和框架回溯至以前迥然有别的时代，“‘民族’一词的界定或多或少要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准，已经存在或正在确立的国家边疆目前所占据的空间范围也从时间上被回溯至过去”([美]华勒斯坦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18页)。为使讨论更切近目标，脱离民族—国家之窠臼，对此进行检讨和反思是必要的。 (58)民族—国家的观念对我们造成的冲击之强，已经到了我们在面对民族—国家以前时代的任何问题都不自觉地以其标准和界度进行考量的程度。英国哲学家罗素从道德准则的角度解释人们之所以对国家表现出忠诚乃是国家权力的增加所致(《权力论：新社会分析》，第203页)。的确，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周遭世界每天都在讨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甚至在彼此的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包括民族主义情绪在内的思想和感情，无不与所在的国家本身联系在一起，以致到了国家政治体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初始点和终结点的地步。我这样说的目的，还是在于从学理的层面思考本文开头提出的话语，即今日疆域问题之产生的逻辑系统与民族—国家之前语境的差异。这方面情形的细致梳理，仍需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59)[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5页。 (60)Thomas J. Barfield, "Inner Asia and Cycles of Power in China's Imperial Dynastic History", Cary Seaman and Daniel Marks ed., Rulers from the Steppe. State Formation on the Eurasian Periphery, Ethnographics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1, pp. 26-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