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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显然，“疆域”在唐朝的眼界里是个变动无常的“异数”，受制于唐与北方游牧势力政治、军事诸种因素。贞观四年东突厥降附唐朝，并不意味着北方地区从此走向了稳定，相反，贞观十三年(639)发生的突厥贵族未遂政变的“九成宫事件”，(34)在说明突厥上层对唐朝征服其国存在不满情绪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唐朝改变了纯粹依托羁縻府州对北部疆域进行控制的行政措置，唐朝一方面令部分突厥人北渡黄河进入阴山以南防遏其他游牧势力，另一方面则强化都督府、都护府的军事功能，试图采用震慑的方式巩固北方边地。然而这些都没能阻止突厥人复国的行动。7世纪80年代，经过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抗争，降服的突厥人终于复辟建国，建立了后突厥汗国。随后，双方再次于长城区域展开复杂的冲突和交往，这个地带又进入了两大政治体纵横捭阖的时代。中宗当政后，负责北部防务的将领张仁愿趁突厥西征而主力调离之机，调派唐军在河套沿黄河北线修筑三座受降城，又于北部外围构筑了东西1800里之烽候警戒系统，形成了一道新的防线。(35)这就是我们从文献中见到的唐朝与突厥之间最明确的分界线，唐朝的北部疆域在此被明晰化了。 但这条防线并不是最终的分界点，事实上也没有获得突厥的认可。虽然后突厥初起之际给唐朝带来了不小的威胁，武则天对之亦无可奈何，但后突厥也没有持续坐大，终在天宝年间被回鹘帝国取代，草原南北随之进入到相对和缓的回鹘与唐朝的对峙时代。长城地区就是在这种互动的状态中维系的。除了1800里长的烽候警戒线外，在长城南北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似乎看不出有一条阻隔双方的明确的界限，而是模糊不定的广阔区域。正因为这样，南北才在这里展开了竞争。唐朝先是设置镇戍守捉系列的防边体系，到建立羁縻府州加以控制，再到加强军事职能的都护府体系的构建，直至玄宗天宝时期形成的以驻守特定区域为核心的节度使系统的完成，这些建置强化的目的，都是围绕着这片不甚固定的地区而做出的刻意安排。不论是早期的羁縻府州、都督府或都护府，还是后来演化而成的节度使，虽然有其相对稳定的区域，但与外族接界的地点普遍不清晰。以节度使为例，先看《资治通鉴》相关的记载： 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36) 这段记载中的其他七个节度使的情形与此相似，可以看出节度使的治所、辖军、驻军地点(文中的胡注)以及兵力配置等项都有具体而清晰的描写，唯独没有辖区四至的精确介绍，这不应是书写者的忽略，而是辖区尤其针对北方势力的地带模糊不定状况的真实反映。如所周知，即使因固定而呈现的地域区分越来越清晰的节度使体系下其北部疆界尚不清楚，此前的都护府管控地带尤其是北部，其界限的模糊程度只能更为明显。这些情况都足以表明，至少本文论述的北方长城地带是以农耕、草原两大势力对峙的过渡性中间区域的相貌(或者说主要如此)而非相隔一条明确的界限而展现的。唐朝与突厥以及后来的薛延陀、回鹘等草原势力相互的角逐、抗衡、交往等都是围绕这个区域而展开。 这个区位重要性之体现，倘若从南北任何一方的核心区角度考虑，似乎都是“无足轻重”的边鄙和外缘地带(较诸中原汉地，游牧势力对其南部边缘更加重视，乃出自这里是其经济资源获取途径的考量)，而从超越双方的角度考虑，这里正如拉铁摩尔所描述的那样，因汇聚了多方势力及其文化、影响，反而成了促动四方发展的“贮存地”，由此连接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而变成了中心区。(37)美国学者怀特在研究美国大湖区的印第安人与来到此地的欧洲人之关系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概念，旨在揭示外来者与本土人相互接触和博弈而呈现出的、通过变革与抗争架构形成的、超越文化鸿沟之桥的时空互动之特质。(38)这表明“中间地带”已经超越了王朝核心区单级世界政治运作的关注，转而将各个政治体交叉博弈所蕴藏的相互关系摆到了议事的核心，进而从交互关系的尺度观察诸国整体互动的基本特点。怀特的“中间地带”是从北美的例子印证拉铁摩尔的亚洲东部南北交往的特性，这个特性也决定了唐朝与游牧帝国疆界的本质，那就是所谓的疆界，是指两个政治体各自核心区的外围层面，其职责在拱卫和保护王朝核心区的同时，倘若王朝继续扩展，“外围”区域遂成为王朝交相作用而经营的地带，其作用彰显与否，受制于核心区稳定之后王朝扩展的幅度和程度，以及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是维持平衡，还是打破平衡？前者促成边缘即“中间地带”的相对稳定，后者则促使它流向攻击力强势的一方。 从唐朝与北方游牧势力的对峙关系看，贞观四年(630)以前是双方角逐和较量的时代，夹处中间的长城地带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但其指向则随强势的一方。突厥进攻的优势战略迫使唐朝在北部多以修筑城堡、调派军队予以防守，这是唐朝的被迫之举。(39)但这一年东突厥被唐朝征服后，中间地带便不复存在，唐朝既从理论上又从实践上占有了大漠南北。朝廷在这些地区普遍设置了羁縻府州，即如《新唐书》所说“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40)这意味着这些州县有别于朝廷直属的正州正县，而只有这些州县才谈得上疆界问题(详下)，它们与朝廷的关系虽说列入国家疆域的范围，但界限模糊，且归属变动无常。采用谭其骧的说法，那些迁入唐朝原有界内的侨居州县，姑且有规范的行政畛域，置于唐朝的管辖之下殆属无疑。但设置于编外各族原住地的那些羁縻州，则在它们归属朝廷之后为唐土，既叛之后就与唐朝无关了。所以他认为是否属于唐朝的范围，关键就是唐朝对这些地区是否行使了明确的管辖权。(41)依此而定，被安置在灵州至幽州长城沿线羁縻州的这些突厥降户从此开始即被纳入到唐朝的范围，其所在的地区也成为唐朝的领土，但北部原住地的界限仍旧不清，这些多为草原之地。然而到了高宗调露元年(679)以后突厥降户相继叛乱复辟建国，成为独立的后突厥政治体，它所控制的地区就脱离了唐朝。唐与突厥仍旧回复到了贞观四年以前的状态，虽然存在诸多具体的差异。天宝年间回鹘帝国取代后突厥称霸草原，与唐朝维系的关系仍旧延续，双方间明目张胆的对抗有所缓和，回鹘出兵协助唐朝镇压安史叛乱，但这些形势的好转代替不了二者对峙的状态。在此前后，唐朝针对北方形势巨变带来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前后应接的防边措施，即如上文所述军镇守捉、羁縻府州，到都护府，再到节度使体系的变革，均能证明唐朝御边措置反映的边地的形势及边疆的本质，那就是本文强调的夹处双方之间变化无常的“中间地带”或者“缓冲区”的再现。这是我们了解唐朝边疆的特质之一。 其次，唐朝的边疆特质还表现在唐朝经营该地的主要目的是治民而非治土之上。《资治通鉴》对太宗军队攻灭高昌国之后于其地的措施记载如下： 上欲以高昌为州县，魏徵谏曰：“陛下初即位，(麴)文泰夫妇首来朝，其后稍骄倨，故王诛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食，远离亲戚，十年之后，则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上不从，(贞观十四年，640)九月，以其地为西州。(42) 魏徵反对设置西州的理由一是耗费人力，二是得不到物质利益。这样的举措在他看来，就是“散有用以为无用”，不值得。唐太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是出于经略西域腹地整体战略的考量。(43)双方在同一事上态度相左，唐太宗执意在这里设置如同内地的行政和军事建置，(44)魏徵的一意反对，其关注的核心似乎都集中在高昌这片土地之上，但仅仅是土地本身吗？《贞观政要》在描写东突厥降附唐朝后各部落酋长和首领纷纷称臣前往长安之时，尚有拓跋不至，唐屡次招慰，面对此种形势，凉州都督李大亮上书太宗，说道：“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45)李大亮不主张将这些边夷之人迁往长安布列朝廷的理由是他们与汉人有别，汉人乃是王朝的正宗根本，而他们乃属化外之人，理应列置边鄙之地，这样才能做到内外有别而天下一统。可见，他所秉承的就是“华裔五方格局”的传统观念。(46)说到底，对边区的经营首先体现在民众群体身上，他们生活的地区因其而纳入到经营的范围之内，地域是以民众群体为依托的。换句话说，在本文论述的唐人心目中，边疆的概念首先是针对着那个地区内的人群，其次才是他们活动的地区。经营那个地区的目的也是为了控制那里的群体，说到底，群体既是关注的起始点，也是终结点。既然为控制群体而经营地区，就势必出现如何经营的问题，也就是朝廷如何设置军事特别是行政体制的问题。上文所说唐朝征服高昌后，主要从行政和军事建置两个层面采取诸多措施，将其纳入唐朝的直属范围，(47)而行政建设的实质就在于“分民而不分土”，(48)意思是说，行政建置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地区的划定达到治理的效果，而地区的划定就涉及到了所谓的边界，用周振鹤的话说，“边界的概念也是随着行政区划的产生而出现”。(49)如果说战国以前的中原地区各个侯国之间普遍存在着缓冲地带，并且随着各国交往的加深，特别是竞争加剧导致缓冲区减小乃至消亡的话，那么秦始皇统一农耕区之后王朝面临的则是与北方游牧势力的竞争，其间的缓冲区则由内地转向了边地，正如秦汉与匈奴之间的空地“瓯脱”那样，其性质亦随之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自战国开始以后，随着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转换，边境的概念逐渐形成，秦汉通过构建郡县行政区而强化了边界。(50)继承秦汉体系由隋直接衍化成的唐朝，其边界观念亦随之而得以承续。唐朝初起之后在北部边地构建的行政和军事设施即防御布局，就是加强边疆保护的具体体现。如上文所说，唐与突厥的中间区随着二者的博弈而不断出现南移或北转的趋向，当贞观四年(640)征服东突厥之后唐朝设置羁縻府州，这已经走向了行政建制的道路，边界的概念早已形成。但即使如此，羁縻府州北部的界限仍旧模糊不清，即使张仁愿派人修筑三受降城和北部1800里的烽候防御警戒体系，应当说标志着前期唐朝划定最清晰的边界线，但也仅是一种象征，并非存世长久。就唐朝前后近290年的历程而言，它与周边各外族势力地理区位的隔离，虽然不乏有中后期唐与吐蕃通过清水会盟划定的分界，但这也不是具体而清晰的线条形状，(51)而一如汉朝与匈奴那般“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汉文帝)亦制之”，(52)都是大致的划分且多系个案性例证。总体讲，唐与周边外族之间的交界地基本是采用中间带和缓冲区的形式予以分别。究其原因，边缘区的不固定与其说是土地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其地民众归附不固定的结果，只有他们进入唐境或脱离唐朝，该地区才有可能被纳入朝廷的管辖范围或脱离这个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