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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魏书?高祖纪》记，太和二十一年(497)十二月己卯“高昌国遣使朝贡”，(20)是为高昌王国与内地政权交往之始。联系前引《魏书?高昌传》的记载可知，此次出使的高昌使臣为司马王体玄，目的便是“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是年十二月应是王体玄抵达魏都洛阳的时间。 从前引《魏书?高昌传》的记载可知，对于高昌内徙的请求，北魏马上便做出了积极响应。高祖元宏接受了马儒的请求，可能按照与王体玄的约定，派遣明威将军韩安宝率千余骑前往迎接。不过从王体玄由洛阳返回高昌向马儒报告出使结果、双方商议内徙具体细节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上来判断，韩安宝率军相迎的行动最早也在太和二十二年(498)末至二十三年(499)初。韩安宝率领的北魏军队可能是从伊吾出发的，当他们抵达羊榛水(应当在伊吾与高昌之间)时，马儒也派出了以左、右长史巩顾礼、麹嘉为首的1500名步骑隆重出迎。但不知何故，高昌军在东去高昌400里之后并未遇到北魏军，只好返回高昌，而韩安宝也返回伊吾。伊吾至高昌的距离为800多里，高昌军和北魏军约定相会的地点显然就在两地中间，而羊榛水应该就处在两地中间地带的某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判断，羊榛水可能在今七角井附近。(21) 在首次相迎未果而原因不明的情况下，韩安宝对高昌的态度明显变得审慎起来。他从伊吾派遣了一支以韩兴安为首的12人使团出使高昌，目的可能是为了摸清高昌的局势，进而商议高昌内徙的具体事宜。马儒对此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他此次派遣巩顾礼出迎魏使，为表诚意还遣其世子马义舒随行。但是巩顾礼等在行至距高昌160里出的白棘城(今鄯善鲁克沁)的时候，高昌内部却发生了变乱。501年马儒为国内“旧人”所杀，麹嘉被拥立为高昌王，随即向柔然称臣。(22)在此情况下，巩顾礼和马义舒等只好与韩安宝一起前往洛阳投奔北魏，(23)而马氏高昌的内徙活动最终以改朝换代的形式无果而终。 关于马儒被杀的直接原因，学术界一般都依照史书的记载，将之归因于“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甚至进而衍生出这是高昌内部“内徙”派和反对派或亲魏派和亲柔然派相互斗争的结果。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高昌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门阀制度，也是王室与高门大族‘共天下’”。(24)马儒上台原本就是被高昌“国人”拥立的，故其做出的内徙决定无疑也是高昌世家大族共同商议的结果。马儒被杀固然与高昌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有关，但从当时高昌面临的内外形势来看，其矛盾焦点显然并不是内徙。 细审史书记载可以发现，马儒遣使北魏所提出的要求是“举国内徙”，其目的是为了脱离当时高昌乃至西域险恶的环境，在内地求得一方安宁的生息之所；“高昌旧人”所反对的显然并不是“内徙”而是“不愿东迁”，因东迁之地乃北魏提出的“割伊吾五百里”。故“内徙”与“东迁”之间的细微差异实际上是解读高昌国人前后态度变化、政局动荡的关键所在。 那么高昌旧人为什么反对“东迁”伊吾呢？这仍然要从伊吾的地位和当时西域的政治形势中寻求答案。伊吾(今哈密)在汉唐时期为西域之门户，也是北方游牧势力和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历代中原王朝多在此屯田戍守并以此为基地经营西域。公元422年北凉攻灭西凉，唐契、唐和拥西凉王后裔李宝奔伊吾，西凉余众随行者2000余家，依附于柔然。柔然命唐契为伊吾王。如前所述，太和十一年(487)柔然属部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率众脱离西迁，并暂时取代柔然成为控制西域诸国的北方游牧势力，太和十二年(488)十二月柔然伊吾城戍主高羔子迫于高车的压力率众内附，而高昌王阚首归则在这一背景下于是年被高车被杀。由此可见，对于高昌而言，伊吾更加靠近柔然和高车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带，危险性也更大；而东迁伊吾不仅无法求得安宁，反而比留在高昌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高昌国人自然“情恋本土，不愿东迁”。对于北魏而言，将要求内徙的高昌国人安置在伊吾，显然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北制柔然的战略格局考虑，并未充分顾及他们的安全。高昌国人不愿充当牺牲品，反对东迁也就是必然的了。北魏虽然与高车结盟对抗柔然，但马儒是在国人杀了高车扶植的高昌王张孟明后被拥立上台的，因此随时面临着高车的报复，自身性命堪忧，故而才不顾国人反对一意孤行，坚持东迁，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高昌王国首次内徙活动的失败表面上与柔然和高车势力的相互消长甚至高昌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有关，但实际上则是北魏在整个西域地区战略考量以及对高昌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在此后的高昌内徙活动中充分显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