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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龚自珍和魏源站在传统中国的前列，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倡导变革现实，究心边徼舆地学，主张移民实边进行国家建设，回应社会和时代的双重危机，其中的边疆建设事关全局。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包含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海疆，魏源进一步明确了西北陆地边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东南海疆的历史空间涵盖了从辽东到海南岛的沿海地区。魏源同时并重的塞防和海防历史空间涵盖了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海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卫国方略。正是在鸦片战争所导致全面爆发的边疆危机背景下，“龚魏”倡导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的互动，开启了近代边疆史地学，事关近代中国前途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命运。 【关 键 词】龚自珍/魏源/西北—东南边疆轴向/边疆建设 【作者简介】王鹏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清王朝从中外一统之盛世到“万马齐喑”的“衰世”之际，龚自珍和魏源站在了传统中国的前列。龚自珍和魏源师从刘逢禄研习春秋公羊学，探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道光初年，京城形成以龚自珍和徐松为中心、以西北史地为论题的师友交游群，随后，魏源和龚自珍订交加入西北史地交游活动。①道光六年(1826)，龚自珍和魏源参加会试同时落第，刘逢禄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并称龚自珍和魏源：“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②龚自珍和魏源同受刘逢禄知遇，以今文经学引为同道，交往日密，友谊日深，魏源曾致书龚自珍坦言“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③龚自珍和魏源两家子弟“多用伯叔兄弟称，而不用姓”，并且“二老常相谓孰后死，孰为定集”。④魏源在龚自珍去世后为其审定遗文，又称龚自珍“晚犹好西方之书”，⑤可见两人的经世之学有从经学、舆地学到西学的共同轨迹。龚自珍和魏源的学风相同、旨趣相投，“所以相交二十余年，最称莫逆也”。⑥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相交执友，共同批判现实，倡导变革，成为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而在“龚魏”的历史世界中，边徼舆地一时成为中西交冲的中心。 晚清学人已经开始对清代学术文化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张之洞强调由经学入史学，把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归入史学家学术门类，而龚自珍、魏源则归入经学家、史学家和经济家学术门类。⑦梁启超指出今文经学之启蒙首推庄存与，刘逢禄继有发明，龚自珍则开启了晚清的思想解放，魏源更是破除二千年来文论的束缚，“龚魏”开启了从经术到政论的学风。⑧“龚魏”之学以今文经学为根本，以边徼舆地学为良方，经世济民以治国平天下。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多被学术界归入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学术脉络，将“龚魏”分割开来论述。⑨实际上，“龚魏”的舆地学是“四裔之学”，并不限于西北一隅，并且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和共通识见。龚自珍和魏源有其独特的经世边疆建设方略，他们对边疆的战略关心从亚洲腹地边疆转移到海洋边疆。⑩从“庄刘”到“龚魏”，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自成一系的学术演变，使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鸦片战争导致清王朝陆海边疆危机全面爆发，陆海边疆危机是内外危机的交汇点，“龚魏”对陆海边疆危机的回应是全局性的。龚自珍和魏源所处时代面临传统王朝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冲击的双重危机，他们用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来解决“西夷”变夏危机是有限的。(11)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龚魏”的传统变革资源中发现启迪现代的积极因素，在清王朝向现代国家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龚魏”的边事研究对传统边徼舆地学有何新意？对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国家命运思考有何开创？本文尝试从国家空间中西北陆疆和东南海疆互动来探讨“龚魏”如何开启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序幕。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一)龚自珍由经入史的“西北—东南”论背景 庄存与在清代首倡春秋公羊学，发挥《春秋》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阐发“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一统治国之道，其间隐含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12)其外孙刘逢禄公羊学的核心“大一统”和“张三世”，肯定秦吴楚进于中国是“中国亦新夷狄也”，(13)追求理想的大一统社会。“庄刘”的今文经学研究，没有直接涉及边疆内容，然而夷狄概在边疆，由此大一统论说中的夷狄问题暗含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路径。 龚自珍秉承“道、学、治”一体的思想，讥切时政，投身边疆史地学。他的春秋公羊学转化了“夷夏之辨”：“问：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见世，吴、楚进矣。伐我不言鄙，我无外矣。”(14)夷夏界限在龚自珍这里消失了，成为“中外一家”。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评价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15)说明龚自珍是从通春秋公羊经学进而长于西北史地学。即所谓致力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开创了今文经学极为广阔的清王朝多民族边疆史地学的历史视野。 嘉道中落的清王朝在19世纪初已是“万马齐喑”，龚自珍体察到社会危机四伏，通过诗文批判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政见。嘉庆二十年(1815)至二十一年间，龚自珍基于田野访谈的切身经验了解到北方土粗和南方松泥的知识，对中国地理环境的水土因素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有了较为科学的认知。但他在阅读旧邸抄后才发现前人已有科学的总结，指出乾隆帝也已明了西北和东南的不同水土特性： 乾隆初，有言东南之土肌理横，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元虞集、明徐孺东、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朱长孺之伦，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类东南者必有多处，数公其皆亲履而辨之欤？(16) 龚自珍质疑提出建设西北水利的官员士人对西北和东南水土特性缺乏辨别，简单模仿东南在西北兴修水田未必能取得东南水田的成效。元、明至清初官员士人一脉相承倡言西北水利是与东南财赋互动的国家大计，显然龚自珍熟知此间的政略。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西北水利和东南水利并举，陈子龙在其书刊刻凡例中指出西北水利“其议始于元虞集，而徐孺东先生潞水客谈备矣”。(17)元代的虞集创议西北水利，曾向元泰定帝进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提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有益于“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18)明万历年间徐贞明(字孺东)也倡言西北水利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 神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19) 西北和东南在地理环境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区域失衡。徐贞明指出，“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20)西北水利与东南财赋都能成为国计之依赖。汪应蛟任天津巡抚和保定巡抚期间试办屯田，借鉴东南闽浙治地之法，在葛沽、白塘两处“耕种共五千余亩，内稻二千亩，其粪多力勤者，亩收四五石；余三千亩，或种薥豆、或旱稻，薥豆得水灌溉，粪多者亦亩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碱立槁”，“水稻约可收六千余石，薥豆可四五千石”。(21)董应举任太仆寺卿兼河南道御史期间，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安置东北流民，“用公帑六千买民田十二万余亩，合闲田凡十八万亩，广募耕者，畀工廪、田器、牛种，浚渠筑防，教之艺稻，农舍、仓廨、场圃、舟车毕具，费二万六千，而所收黍麦谷五万五千余石”。(22)左光斗出任屯田监察御史在天津实施“三因十四议”的屯田方案，结果“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23)徐贞明和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先后主持西北水利空间范围内京东、畿辅的水利屯田实践，虽有一定成效，但大都人去政息。 清初的朱鹤龄(字长孺)与顾炎武交游，从文章之学转向经学，作《禹贡长笺》备论九州古今水利和赋税利害。朱鹤龄忧心于天下大患：“孰有过于中原土旷弥望蒿莱，竭东南一隅以养西北者乎？”意图以《禹贡长笺》“斯固经国之先资，救时之良砭也”。(24)《禹贡长笺》一书对于“河工、水利、赋税、漕渠考证，尤费苦心”。(25)朱鹤龄继承虞集和徐贞明的西北水利方略，认为“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沟渠浚，广灌溉，数年之后地无遗利，岂至以西北之人全仰食以东南哉”！(26)元明清时期，江南籍官员士人提倡西北水利以使京师及北边就近解决粮食供应，从而缓解东南的压力。(27)自秦汉以来，西北为国家边防重地，隋唐以来，东南为国家财赋重地，元明清三代尤为显著。王夫之指出，“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皆藉是以纾天子之忧，以抚西北之士马而定其倾”。(28)西北与东南相互依赖的空间结构在唐代日趋凸显。元末“贫极江南，富跨塞北”的愤激口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东南财赋转输西北的历史事实。徐贞明同时认识到“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29)存在西北役重、东南赋重的国家空间结构。顾炎武说：“天地之气，亦自西北而趋于东南，日荒日辟，而今犹未已也。”(30)进一步指出国家重心从西北偏向东南的历史趋势。 明清时期的官员士大夫对国家经济政治形势从西北到东南的空间转移关注较多。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西北—东南”论，对于“西北”倾慕的历史文化感情，深植于心。(31)清初整顿赋役，以明万历年间赋役为基准。于是“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32)清代的赋役国计继续深化了长期形成的西北役重赋轻、东南赋重役轻的国家形势。可见，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有深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成为历史传统、国家宏观政策和制度依据。龚自珍继有发扬，正是在元明清西北中国—东南中国的国家空间结构基础上展开其“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 (二)龚自珍“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生发 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成文的《西域置行省议》篇首说：“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其实居地之东，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干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对四海之国的地理认识，蕴含了新的世界观。东南与西北相对的历史地理结构，把中国的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沿海边疆紧密联系起来。嘉道之际的清王朝，“生齿日益繁”，“官吏士民，狼艰狈蹶”，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清王朝的社会危机，把解决统治危机转向依靠边疆。龚自珍的边疆内政建设方略是一体化的，“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33)使得流民和土地问题一并得到解决。龚自珍同年还作《东南罢番舶议》，并计划与《西域置行省议》合并刊印。(34) 在龚自珍的边疆观中，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建构东南沿海边疆和西北陆地边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他的《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反思西域的边疆治理，视“回人皆内地人也”，对待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强调耕牧相安，为宝兴筹划安边政策。(35)其中亦揭示了吐鲁番、四大城、天山北路、安西南路北路、伊犁将军辖地、兰州总督辖地的“安全链锁”结构。道光三年，龚自珍的《漫感》七律诗句：“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36)“绝域”意指西北边塞，西北与东南正是龚自珍经世的历史舞台。道光六年，他的《秋心三首》七律诗句：“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37)西北与东南并称联动，透露了其经学视野中的边疆结构。在中国面对西方威胁的国际环境中，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在国家空间中的互动成为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地缘政治最为深刻的洞见。 龚自珍道光元年任国史馆校对时，开始对边疆有更为深切的认识。他的《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把清王朝陆地边疆分为北塞和西塞，指出“西有西属国，北有北属国，北属国之情形，与西国尤不同。北属往往错处喀尔喀、伊犁之间，东北则错蒙古、黑龙江之间”。还涉及西边新疆外胪属国(布鲁特、哈萨克、爱乌罕、那木干、安集延、温都斯坦)、黑龙江巴彦虎部、唐努乌梁海各部、科布多各部、青海各部、西藏各属地(廓尔喀、作木朗、布鲁克巴、哲孟雄、落敏汤)，掌握“世系风俗形势，原流合分”，(38)反映了龚自珍完整的陆地边疆知识。《己亥杂诗·手校斜方百叶图》一诗自注说：“程大理同文修《会典》，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图，属予校理，是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之始。大理没，予撰《蒙古图志》竟不成。”(39)龚自珍协助程同文校理《理藩院》一门，熟悉了理藩院管辖藩部所在，形成“中外一家”视野下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范围所及，包括东北黑龙江流域、漠北蒙古地区，还有西北的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并写作《最录平定罗刹方略》、《最录西藏志》、《与人论青海事书》等一系列边疆史地学文章。龚自珍较大规模的边疆史地著作《蒙古图志》，最终因草稿毁于火灾没有成文，附属内容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蒙古字类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总序》、《蒙古册降表序》、《青海志序》、《乌梁海表序》。其内容见于《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讲述蒙古地区纵横万余里久隶版图却没有史志，自己仿照一统西域后编撰的《钦定西域图志》撰写《蒙古图志》。(40)虽然他撰写的是《蒙古图志》，却涉及漠北喀尔喀蒙古、新疆地区漠西卫拉特蒙古、青海地区蒙古各部，龚自珍显然意识到蒙古各部在保卫从北海(贝加尔湖)到天山边疆地区的锁钥地位。后来又有《北路安插议》，专论土尔扈特在建立行省后的治理政策，“不可使与民户旗户无区别，宜各建一大城居其酋，听出城外旧有水草处数区，仍令安牧，岁时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则蠲其例贡，一切封爵翎顶如故”，(41)其认为边疆行省封建与郡县应并存不废。 (三)龚自珍重整边疆的建设方略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张格尔在浩罕和英国的支持下，入卡作乱，侵扰南疆。这一边疆危机引发士大夫对西北史地学的高度关注。龚自珍道光九年的《对策》虽然是在西北边疆善后的背景下所作，但更是一个充满经世思想的今文经学家的治国之策。他首先回应制策之制：“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经为本源，然后着眼于时务，才能以史事为鉴来致用。龚自珍认为当今最深远的朝政问题是“西北民尚质淳，而土或不殖五谷，东南土皆丰沃，而人或非隶四民”，把西北和东南的经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筹划清王朝的国计民生。接着按“述平日所研诸经”、“讨诸史”、“揆诸时务”的逻辑顺序展开，提出中原“堤防”黄河水患、东南淮河河工“改海口”和漕运“改小粮艘”、“群策群力”培养人材、“屯田”筹边等一系列建议，希望“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42)龚自珍规划的虽是全局性的国家要务治理方案，但其中的边疆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 尤需注意的是，龚自珍分析当时“游民旷土”的社会形势时，指出西北多旷土，东南多游民，再次强调西北与东南相互关联的边疆结构。《对策》以仁孝为先的经学为纲，赋予国家治理的历史以价值规范，推动社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同年，其《御试安边绥远疏》指出西域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情势不同，“以边安边”的政策也应不同。如何做到“足食足兵”，军事上依靠北路；经济上在南路实行“改屯丁为土著”的人口政策，“撤屯田为私田”的土地政策。这样既不使东三省、蒙古和内地“虚耗而不安”，又能使“卡内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萨克、布鲁特、爱乌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达山、温都斯坦之人，亦慑我之声灵，而环向以安”。(43)龚自珍的西域新疆安边政策，包含东三省、蒙古和内地的整体效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奉派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禁鸦片，龚自珍赠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的建策，其中提到“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44)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图文并茂地论述了从辽东沿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到广东一线的沿海地理形势及海疆防御，(45)龚自珍希望《筹海图编》能为林则徐提供新时代东南海疆海防的依据。由此可知，龚自珍边疆观中的西北包括北塞和西塞，即东三省、蒙古地区、新疆和西藏，东南则为沿海疆域，并且深知西北边疆与东南海疆的互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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