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龚魏”边疆建设方略的历史效应 “龚魏”在传统王朝危机和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冲击的双重危机中，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从“天下”走向一个世界列国的时代。清王朝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激发“龚魏”相互砥砺从今文经学视野的舆地学出发重建边疆“大一统”秩序，并建立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中华民族正是从陆海边疆危机中开始觉醒，而“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阐释了晚清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国国家疆域空间中西北—东南结构的形成有更深远的历史地理机制，正如“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的顾祖禹指出：“三代以后，东南之财力，西北之甲兵，并能争雄于天下。”(78)左宗棠好经世致用之学，践习“龚魏”的经世著作，以镇压太平天国之军功崛起东南而成为晚清重臣。道光九年，左宗棠研读贺长龄、魏源等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深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79)道光十三年，他已经对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深有体会。(80)在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占南疆后，俄国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又出兵进犯东南海疆台湾，清王朝陆海边疆危机同时爆发。左宗棠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81)王文韶洞悉“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82)说明时人已深刻认识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对国家安全具有全局意义。“龚魏”面对的“捐西守东”的西北陆地边疆危机已经转化为左宗棠、李鸿章面对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的普遍性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危机。光绪元年(1875)，时任甘肃平庆泾固道的魏源族孙魏光焘，重新刊刻《海国图志》，左宗棠为书作序言明“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魏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继承“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意识到“维国家建中立极，土宇宏廓。东南尽海，岛屿星错，海道攸分，内外有截。西北穷山水之根，以声教所暨为疆索，荒服而外，大逾无垠，距海辽远”，(83)洞察国家空间结构中的西北—东南边疆轴向。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后，感叹新疆改设郡县的“定庵(龚自珍)之议固不磨矣”，“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书尤足称也”。(84)左宗棠经略新疆的政治活动与《海国图志》的政略密切相关，这表明《海国图志》揭示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对于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功业，一是主政东南海防，创建福州船政局，倡导台湾建省；一是经略西北，在“龚魏”的方案基础上，继续规划新疆建省。光绪十年，西北陆地边疆的新疆建省，次年东南海疆的台湾以新疆省制为蓝本建省。“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历史空间包括东北三将军辖区，并称东北地区为“东三省”。(85)而光绪十六年，李鸿章为徐宗亮的《黑龙江述略》作序：“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大设施于今日。”(86)西域建省的实现对东北边疆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清王朝从疆臣边吏到中枢，处置塞防与海防危机遵循“龚魏”的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洋务运动中的国防战略和建设也是从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两个空间同时展开，只是由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国家有限的财政能力，无法在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空间结构中有效保障国家利益，不能遏制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危机的继续恶化。 “龚魏”边疆建设方略同样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国家变革思想产生直接冲击。康有为在对光绪帝殿试策问中提出的理财国计，就有对陆海边疆的设想：“西北荒地可垦，东南海疆可渔。”(87)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把利国利民的民生寄托于移民垦荒，提出建设西北陆地边疆：“西北诸省，土旷人稀，东三省、蒙古、新疆疏旷益甚，人迹既少，地利益以不开，早谋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实边防，非止养贫民而已。”(88)康有为虽然不精研边疆舆地，但其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整体视野与“龚魏”一脉相通。梁启超跟随康有为治今文经学，曾经“一时喜谈龚、魏之学”，(89)自谓“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他更是熟知“龚魏”的边疆舆地知识，指出：“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未刻)，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论议。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90)梁启超在国家改革财政方案中主张募民开垦政策：“移东南已满之人，以开西北未垦之地，不徒大补于国家财政，抑可以骤增国民生计也。”(91)康有为和梁启超把“龚魏”社会改革的呼声变成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自然不会忽略“列国并争”世界格局下的中国陆海边疆危机，从而吸收“龚魏”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思想。 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主要是国家边疆领土的丧失，其中又以俄国在西北陆地边疆和日本在东南海疆的侵占为主。俄国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领土的蚕食持续数个世纪之久，最先从东端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次及蒙古地区，延伸至西端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最后到达帕米尔高原。日本对中国东南海疆的领土野心从中日甲午战争割占台湾并控制朝鲜开始，以此为跳板逐渐实施“大陆政策”，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东北南部，染指蒙古地区。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与俄国的单纯武力侵占不同，其还运用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重新书写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如日本京都学派主要成员矢野仁一认为，“蒙古和西藏虽然是清朝的领土，但不是中国的领土”论证“中国的边疆是满洲帝国的领土，不是中国的领土”。(92)矢野仁一指出，中国在清王朝灭亡后对蒙古、西藏、青海等边疆的领土主权，并非是中国真正实力所促成的。(93)他对中国边疆史地的论述暴露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近代中国国家边疆治理能力的不足。近代俄国在中国西北陆地边疆的侵略和西方列强及日本在东南海疆的侵略遥相呼应，制造了近代中国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中国传统王朝在走向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回应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边疆危机，“龚魏”的边疆史地学开创了对中国现代国家命运的思考。 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以长城两侧农耕和游牧两种社会形态的互动为背景，建构了长城在亚洲内陆的中心地位，凸显了边疆区域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他界说中国的边疆：“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达到分隔中国和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一边海洋的限制一样。”(94)拉铁摩尔站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国家国际环境中，指出从东北、北方、西北再到西部的中国内陆边疆与从东海到南海的中国沿海边疆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地理及历史意义。如果说拉铁摩尔是从中国陆地边疆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那么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一书则从中国东南海疆的近代沿海贸易和外交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这两位美国的中国学代表恰好是从“龚魏”的西北边疆历史空间和东南海疆历史空间两个互动的轴向上来理解中国，以西方为中心确定中国在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坐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