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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关 键 词】唐代/归葬/地域观/家族观/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裴恒涛(1980－)，男，河南宜阳人，博士生，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一、唐人的生死观与国家观 “视死如视生”，丧葬习俗及对丧葬的态度反映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某种观念。在出土的数以万计唐代墓志中，出现了大量的迁葬或返葬现象，可统称为“归葬”。对这种现象的探讨，以往学者多集中在儒家文化和农耕文化层面。[1]一方面，源于周礼的儒家礼仪对丧葬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定，认为子孙把逝者葬在家乡是孝道的表现，所谓“礼也”。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也强调叶落归根，“生于斯，死于斯”。[2]无论死者在什么地方，其家人都要不惜千辛万苦把遗体运往家乡安葬，有的在异地“权葬”若干年后，再以“二次葬”的方式迁葬于故里。迁葬现象背后除了农耕传统与儒家文化的因素外，还隐藏着更深层的文化现象。 所谓认同，即自我在情感或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和归属感。国家认同所讨论的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3]258－279“国家认同乃可以在三个主要层面来讨论——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4]基于这些观点，本人侧重于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层面，认为中古时代，特别是唐代的归葬现象与当时人们的家族认同、地域认同有一定联系。基于传统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观念，以及古代“中国”含义中强调地理和文化概念，当家族认同、地域认同与“中国”的核心含义有某种契合时，即唐代官僚知识分子阶层日益向王朝中央汇聚、靠拢，呈现出一种“中央化”趋势时，古人对家族、地域的认同等同或接近于国家认同，或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笔者主要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的典型归葬事例，结合历史文献并参考今人成果，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 唐代的国家观与今天的国家观不同。今天的国家多为民族国家，有明确清晰的边界和主权。唐代的国家观是二元体制的天下观和天下体系，即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的正州正县体制，辅以周边的基于游牧或游耕方式的羁縻府州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长安、洛阳自然成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以此为中心，辅助以必要的交通和驿传系统向周边地区伸展、扩张。在这种天下观的体制下，唐帝国没有清晰的边界，只有模糊的边疆与边陲地带，且疆域的大小与唐中央政府的强盛与否相一致。即“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扩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3]258－279在这种体制下，民众围绕着帝国政治中心向中心汇聚，对王朝的忠诚体现着对帝国政权与文化的认同；远离中心或再造中心的行动则被认为是对帝国的背叛或对唐国家的非认同。另外，唐代也继承了儒家的家国一体观念，推重孝道，忠孝一体，家国一体，由小家、家族到国家成为一个自然的序列，对父母长辈的孝道和对家庭的责任，自然被认为是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王者之体，天下为家，国不足则取之于人，人不足则资之于国。”[5]3723“伏惟陛下正持家国，孝理天下。”[5]1027肃宗曾对平叛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评价道：“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5]3452唐昭宗时韩偓曾说：“留此兵则家国两危，不留则家国两安。”[6]这样的言论在唐代史籍中比比皆是。基于这种理念，唐王朝甚至以“不孝”入罪，用法律的形式推行孝道，维护“家族伦理”的规范。换言之，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实际上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通过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在某种意义上，这为我们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