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其一,古代中国,特别是唐代是存在国家认同的,只是要区分古代国家与近代以来国家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中,疆域显然不同于近代‘国家’给它规定的意义,所谓‘天下’,便是指内部包括着大量‘少数民族’和‘国’的体系。从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国是一个世界。”[21]我们要在天下观及家国观的大背景下,认识和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问题。而现在国家认同主要是现代民族国家特殊语境下的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一般强调国家认同高于某一具体民族的认同。 其二,唐代的国家认同是具体的,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仪式,通过对某种表达方式的理解和阐释,可以认识唐人的国家认同。归葬这种隆重的耗资巨大、历尽千辛万苦的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之一。由家族、地域而扩大化的国家认同,是一种长期的潜意识的文化自觉行为。中央政府的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文化自觉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以“礼”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在中古国家认同的构建方面作用巨大,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古典意识形态的导引,中国古代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依靠着礼——包括仪式的象征和暗示,也包括行为伦理和生活道德的规定,还包括一整套政治制度——社会维持着他的持续,而‘礼’又依凭古代中国建构的宇宙天地空间象征拥有着一切合理性”。[22]深言之,归葬现象本身不仅是把死者从死亡地或权葬地迁往终葬地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所附加和承载的繁琐的礼仪,尤其整个过程中的一系列祭祀活动,并且这种礼仪得到王朝政府的认可和规范。这种礼仪在民众中的展演,起到了教化和凝聚人心、规范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的作用。由对亡者的祭祀到对家族的追忆和对礼仪的复习,再到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 其三,唐代的不同时期,唐人的地域、家族及国家认同观念有一定的差异,这与唐帝国前后期中央集权力量的强弱相一致。中央集权的力量强盛,对民众及周边民族的影响力就大,周边对中央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越强,否则反之。唐代中央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辐射力与周边地区对中央的向心力相一致,唐中央政府向周边特别是边缘地带派遣官员,官员死后归葬中央王权中心地,把疆域辽阔且变动不定的唐帝国缚成一个有机整体。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我们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从而吸取历史养分,促进国家认同,建设现代国家。 其四,丰富多彩的唐人墓志资料,为我们从唐人的家族、地域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分析梳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当然,由于笔者精力及学识的局限,对该问题的研究只是开始,对唐代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将依赖于更多的墓志材料出土和刊布。此外,应尽可能多地结合唐代传世文献扩大唐人的群体范围,如除汉人官僚和知识分子外,还要分析非汉人群体、普通民众的家族认同、地域认同及国家认同。如此方可接近历史的本来相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