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关于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方面，学术界已对清代海疆总体政策、海权、海防、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产业开发、清代盗匪、海盗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不足之处也很显著，表现为割裂清前期与清中后期，较忽略清代世界历史背景下民间因素在海疆开发中的重要作用，海疆政策与海疆开发实践之间的差异未能得以充分展示，政策研究与开发实践研究存在明显断裂，对外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仍显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清代海疆政策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清代海疆政策对此前海疆政策的继承与更新、清代海疆开发中民间力量时常先于官方、取得成果后由官方接收等特征加以清晰的梳理；且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研究：清代移民政策与海疆开发、清代海防政策与海疆开发研究、清代海疆政策下的海洋产业评估、清代国家的海洋行为等。 【关 键 词】清代/海疆政策/海疆开发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 本文所定义的清代是指1644-1911年间的整个清代，包含以往习惯所称的清前期和近代两个部分。中国的海疆区域则不只是中国领有和管辖的海域，还包括大陆海岸带、岛屿等陆地领土，以及中国人海洋活动所达的外海和地区。海疆政策所涉及范围包括沿海防御政策(海上巡哨制度、外海水师和近代海军建设与管理等)、产业政策(海洋农业、渔业、盐业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海关制度、公行制度等)、文化推展政策(海洋移民政策、海岛政策、海外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 一、学术史的分类梳理 1.关于清代海疆政策的总体研究 近年来相关的论文对海洋政策的反思也很多。如范金民①、刘淼②均认为明清的海禁政策主要是对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禁绝，官方的海洋贸易时常表现为朝贡贸易，而且数量巨大，海洋贸易的经济效益基本被官方所控制。范金民认为：明清时代的海洋政策，无论是严禁还是开海，无论是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指导思想上尽量限制民间航海力量与海外的交往。具体措置是，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鼓励和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对于东亚海域的庞大市场，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是广开利源大力发展贸易，而是不计经济税收之得失，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民间海上力量也就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相竞争。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③也是这方面的论文。 暨南大学2007年侯俊云博士论文的《雍正朝东南海疆治理研究》把雍正朝朱批奏折作为切入点，既对以往典章制度研究为主，重视已成文的制度，而忽视未被中央认可的地方政策的研究，探讨在海疆治理中，地方官员在建设和维护区域社会经济利益的同时，执行和贯彻中央决策，维护国家安全时所扮演的角色，又通过奏折来管窥地方官员与雍正皇帝讨论海疆事务时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了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央决策在各地的落实，海疆治理政策的实施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海疆政策方面的著作也较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完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安京《中国古代海疆史纲》④、张耀光《中国边疆地理(海疆)》⑤、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⑥、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⑦、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⑧、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⑨、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⑩、《清代边疆开发研究》(11)。以上研究成果从边疆史的视角，对海疆历史变迁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体现了将海疆纳入边疆史的思维范式。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12)、《台湾海疆史》(13)、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14)等从海疆主权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说明中国对沿海疆域的长期关注，将台湾纳入帝国体系是清朝政府海疆政策的一个重要亮点。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至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15)对明清两代的海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勾勒，认为明代在海外政策上有积极成果，对清代的海外政策则肯定较少。台湾学者郑永常对洪武、永乐朝的海外政策多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明政府对建立东亚、东南亚朝贡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6)。 卢建一《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17)在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东南诸海岛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共性与各自个性；探讨海疆政策演变中海岛的开发进程，突出海岛特色，尽可能寻找历史与现实联系，注重对当今社会问题有借鉴、启迪意义的方面；采用的资料包括正史、实录、政书、别集、方志等；又从东南海岛的地方志入手，将选取的资料进行归类、标点、辑注、评析，编成《明清东南海岛资料选编》；梳理这些史料，既为课题研究提供相对翔实的资料，也对挽救、保护这些资料作了些许努力。 2.关于海权、海防研究 郑永常从郑成功的成长过程分析海洋因素的产生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并透过若干具体事件分析了郑成功的海洋性格及其从海洋性格走向海权实践的行为；最后用马汉的海权理论来证明郑成功的海权观念，揭示了郑成功的海权观念一点不比荷兰人落后(18)。杨国桢认为“海洋国家”实质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策略中的一个概念，麦金德则通过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的组合，构建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西方“海洋国家论”通过对历史上海洋国家从话语对象、陈述方式的“偏移”，重构“海洋国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由自然性的概念完全变成了划分政治阵营的话语体系(19)。以上两篇论文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海权理论有了自我的深刻反思，觉悟到不能一味地追随西方的话语体系，而应该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建构自己的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 关于海权的争夺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争端的重要方面，海洋史的研究可以为之提供足够的历史证据。厦门大学韩振华于上世纪50年代已开始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的研究，其传人李金明《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20)则回顾了20世纪外国侵占我国南沙岛礁的历史，以国际法有关理论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批驳有关东南亚国家为占据我国南沙岛礁而编造的种种借口，分析今后的海洋政治走向。 傅崐成《南(中国)海法律地位的研究》(21)从国际海洋法视角对南海主权进行了历史学与法学相结合的阐述。马英九在1986年出版的相关著作中更早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22)。 台湾学者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将台湾海防置于清朝东南海防的背景中来探讨，不孤立或特殊化台湾在清朝海防中的地位；也不忽视台湾处在中国边陲及列强环伺下的独特性。此外作者使用大量一手史料后制作翔实的表格支持其论点，使本书除具创建外也具有资料的参考价值(23)。 王宏斌《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与制度》对清代前期海防做了全面的阐述，《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通过对晚清不同时期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体系以及军工修造制度的考察，理清其演变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既有促进近代中国海防史研究的理论意义，也可以为现代海防建设事业提供多层面的历史启示(24)。 关于晚清海军历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1977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了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北洋舰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海战史》，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玉田等人的《中国近代军事史》，1984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王家俭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吴杰章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199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这些著作既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对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进行重建的使命感，也呈现了晚清时期中国海军建设的诸多成就，纠正了过去一味指责晚清政府消极无为的偏颇。 3.关于海洋贸易研究 海洋贸易是既往研究中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25)、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26)、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27)、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28)分别就传统社会海洋贸易的开展、官方或民间海洋贸易活动的规模、品种、所达国家和地区等进行了一定的讨论。范金民研究中日间丝绸贸易的场景，李庆新关于南海贸易史的研究，张海英研究江南与世界各地的海外贸易等，都有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29)。晁中辰、陈尚胜对明代海洋贸易深有研究(30)，范金民重点研究了明清中日间的贸易状况，并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统计(31)。台湾“中研院”刘石吉对江南城镇建设与海洋发展(32)、张彬村对闽商往南洋贸易(33)等问题都有精彩的论文。 陈东有着重探讨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活跃在东南地区的商人与近代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分析商人在内层贸易带(内陆)与中层贸易带(海岸带)、中层贸易带与外层贸易带(海外)之间的互动行为(34)。广州口岸古有“天子南库”之称，清前期实行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制度，更凸显了广州口岸的地位。对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有过闭关与开放的争论。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35)探讨这一特定时空中西贸易的实况，认为广州制度是清朝应对西方海洋经济东进的保守措施，抑制和扭曲了中国海洋经济自然发展进程，但中西海洋经济在广州市场上的碰撞，在客观上又对广东和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不同层次的推动。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制度本身导致的，而是在执行中，中西贸易常常偏离制度的结果。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他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包括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等。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滨下武志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在欧洲—美洲—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他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对“亚洲停滞论”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挑战，“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他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松浦章则从河海运输体系角度观照到清代海疆政策(36)。 王万盈认为：明清浙江商品经济较宋元有较大发展，此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浙江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则与世界海洋贸易发展大势互为因果。尤其是新航路开辟后，中西交通形势为之大变，全球海洋贸易开始出现频繁互动态势，欧洲对东方商品的需求与中国对白银的渴望互动结果给浙江海洋贸易长足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明代贡使贸易与走私贸易向清代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多元化态势的转化，更是新航路开辟后浙江海洋贸易出现的新动态，从而把明清浙江社会进一步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同时也促进了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洋社会的形成(37)。 香港大学钱江分析了福建商人通过木帆船贸易于越南各港口的历史(38)，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宏分析了南洋各国的贸易流向与移民社区的关系(39)。王日根对海洋政策的开放与封闭影响东南沿海港市兴衰问题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探讨(40)。刘奇俊也探讨了海禁政策与海洋贸易的相连性(41)。 4.关于海洋移民研究 人口流动是海洋社会的特点和普遍现象。海洋移民是从海岸带移向岛屿、海外地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延伸性、发展性行为，是展现中国历史海洋性一面的重要社会群体。海洋移民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两种。传统的中国海洋移民主力来自闽粤，国内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台湾岛，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是东洋航路的菲律宾群岛和西洋航路的印尼群岛、马来半岛。杨国桢主编的《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突破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国内的海洋移民、从华侨史的视野研究国际的海洋移民的局限，把它置于中国传统的海洋经济圈内，进行不同角度的专题考察。其中，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42)在分析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背景、过程和移民社会的实况之后，着重比较海洋移民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两种模式的异同及作用。林德荣对西洋航路移民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与祖籍地的互动作了探讨，着重分析闽粤移民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和英属海峡殖民地(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榔屿)的不同遭际(43)。曾玲在“海洋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认为源自华人祖籍地的传统民间文化，是华人在海外再建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文化资源，同时也在新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发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形态(44)。刘正刚的《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45)属于国内的海洋移民与陆地移民的比较研究。台湾与四川大规模移民基本始于清康熙二十年以后，移民潮长达百年之久。闽粤移民东渡台湾与西进四川均属在官府指导下的经济趋利性流动，但又是两种不同的发展取向，所构建的移民社会因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从移民政策角度看，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46)、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47)、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48)分别就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的历史演变、海疆政策对海洋移民的影响、沿海区域在世界一体化形势下，居民被牵引加入到海洋移民行列的历程等进行了细致的讨论。香港大学钱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宏分别对华人移民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做了细致的个案考察，揭示了清代海疆政策下海洋移民与海外贸易港口的建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出若干具体的历史过程，丰富了有关海洋移民史的内涵。台湾“中研院”朱德兰致力于研究闽商移民日本的历史，搜集整理了若干金门商人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活动(49)。日本学者中岛乐章通过对长崎墓地的研究，复原了部分闽商的谱系。李明欢研究了欧洲华人移民的历史状况。朱国宏从人口学理论也考察了海外华人的基本流向、发展状况。吴凤斌、庄国土、聂德宁等编撰了巴达维亚的华人公庭资料。陈衍德、宋平出版了有关菲律宾华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5.关于海疆产业开发研究 和海洋有依存关系的传统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船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商业、海洋服务业，沿海外向型的手工业、农业等，都有必要和沿海社会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寻找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内在动力。黄国信有关于盐界问题的研究成果，汪崇筼、吴滔、谢湜、周琍、吕小琴、杨培娜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刘淼出版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50)认为沿海荡地属于沿海区域的外缘，是濒海地带与海水相连的那一部分，在我国绵延万余公里的沿海地区对此有种种不同的称谓，如草荡、海荡、湖田、卤地、滩涂等。在这片区域可以从事农业、渔业、盐业等多种产业的开发。 欧阳宗书进行了渔民组织形态、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的细致考察，他将海洋渔业放入海洋社会经济大系统中，以渔业生产的主力和渔村社会人口的主体——渔民为基本的考察点，以渔民的海洋渔业经济开发活动为主线，以海洋渔业经济与其他海洋产业经济的相互关系为副线，力图从空间层面探讨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从时间层面探讨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的演进轨迹，认为明清海洋渔业已略具现代渔业的雏形，实际上已涵盖沿岸、近海、远洋捕捞，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及运销，更正了渔业史学界关于明清海洋渔业是“向下的、倒退的”传统说法(51)。 海岛的开发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凡台湾、海南岛、崇明岛、舟山岛等的开发史都有专著或研究论文出版或发表。卢建一《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52)以明清时期的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的军事驻防、社会管理、经济开发、商业贸易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明清两代五百年的海疆政策演变对于东南海岛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李德元的《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53)介绍了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进展、明清以前的海内移民、明清海内移民的历史背景、明清海内移民的历史场景、明清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模式、明清海内移民的社会互动等。吕淑梅《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54)以中国岛屿带开发的推进，中西海洋经济互动、两岸贸易需求的刺激，台湾岛内土地开发的启动为背景，探讨台湾海港的兴起与发展，功能和设施，指出陆岛网络的形成和扩张，促进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开发，大陆沿海及近海岛屿经济的发展，两岸关系的日益密切，是中国岛屿带开发的突出成就。 杨国桢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有多本讨论海疆开发的著作，其中，杨国桢的《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55)以东海海区及其两岸(今上海、浙江、福建、台湾)的海岸带为一个海洋区域单元，把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考察，探讨历史上东南海洋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寻找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历史经验，为海洋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借鉴。福建的海洋区域历史上涵盖台湾，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杨国桢的《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56)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的人文信息，对福建海洋区域和航路变迁、海洋发展模式、航海与移民活动、内陆参与海洋发展等问题和个案作了专题探究。北方海洋区域史的研究，向来是个薄弱环节，“南船北马”的说法给人以北方不善用海的刻板印象。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57)以渤黄海区域为研究对象，勾勒该区域传统海洋经济的发展脉络，在古代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本区社会、文化的影响，指出北方古代海洋经济虽不如南方普及和活跃，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张彩霞的《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58)从山东沿海地区的区位特征与海洋传统出发，考察清代山东沿海地区从海运到开埠的过程，揭示山东走向海洋时代的内在动力；论述开埠后山东经济重心从运河沿岸向沿海地区的转移，揭示山东沿海地区对早期现代化的推动与辐射作用；论述开埠后山东沿海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说明沿海地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策略选择与适应过程。这种分区域的研究揭示了海疆开发中的地域差异。 周琍《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59)从社会史的视角展开对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探讨清代广东私盐盛行的地域特征，以及私盐销售对百姓民生、商品经济、社会风气、地方财政的影响。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的政务、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均发生着广泛的联系，由官收盐而形成的盐产控制，不仅是政府治理地方的重要财政来源，而且也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功能，具有经济上的优势，集中体现了一种经济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盐业的发展也受到地方社会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 白斌的《明清浙江海洋渔业与制度变迁》(60)认为明清是中外海洋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中外海洋社会大碰撞时期，中国迈向海洋，沿海渔民是开路先锋。作为海洋经济的基础，海洋渔业发展与沿海社会稳定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而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形态更具有代表性。从国家对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管理制度的角度，不仅可以弥补渔业经济史料的不足，而且更能把握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特点。海洋渔业资源的公共性和生产的集体性，使任何时期的政府在管理海洋渔业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该文从国家管理制度的角度出发，在对浙江海洋渔业生产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来讨论明清中央和浙江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海洋渔业制度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浙江海洋渔业制度包含哪些内容；二是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演变路径及影响因素；三是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实施对地方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特别是渔业中介组织的影响。通过对明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所出台的海洋渔业制度的整体分析，可以发现，其内容与政府对内地农民的管理制度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自身特点。浙江海洋渔业制度按照其实施客体，可分为对渔民、渔船和渔业区域的管理制度，每项制度下面又可加以细分。(1)渔业制度的演变路径与影响因素。对浙江海洋渔业制度进行横向分析可以看到其不同实施客体，而进行纵向分析，通过统计工具，按照时间顺序对制度出台的时间进行统计的话，发现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变化有非常明显的分期。通过对其中五个时期内浙江海洋渔业制度变化的分析发现，海洋气候的变化、浙江沿海经济的发展及政治军事冲突对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因素在这五个时期内单独、同时或者交替出现，影响着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走向。(2)渔业制度与经济发展。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从渔帮到公所，从渔团到渔业公司的每一次变革当中，海洋渔业制度的规范作用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作为渔业非正式组织的行帮，在国家海洋渔业正式制度的扶持下逐渐发展壮大，行帮的升级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浙江海洋渔业制度通过行帮组织影响渔业生产方式及其规模。 6.关于清代盗匪、海盗研究 盗匪曾经是清代统治者深感头疼的事，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的河道、海道交会处，时常有盗匪活动的空间，刘平、冯贤亮、何文平等已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海盗进行集中研究的有穆黛安、安乐博、李庆新、陈贤波、郑永常、李若文等。明代的倭寇是海防的主要对象，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61)侧重分析了为防御倭寇而推行的海禁政策。 日本学者松浦章著有《中国的海贼》(62)对从古代开始到近现代时期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贼、海盗等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还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著船》(63)等书，对清代东亚海盗史进行了研究。 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64)挖掘海关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系统分析近代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的范围、规模、种类、内容、形式手段、组织结构及其性质特点与变化趋势，揭示产生走私这种复杂社会现象的地理、历史、社会等诸方面原因，探索走私与反走私相互消长的规律性和经验教训。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在清代海疆政策对海疆开发诸多领域进行了诸多拓展性的工作，形成了专题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海防、海洋贸易、海洋移民、岛屿开发、海军、海盗、海关等的研究成果为奠基于海权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出版了若干系统性、全面性的原始资料。因为新修《清史》的需要，若干汉文、外文资料被整理出版，这对纠正过去偏颇的史学观点将有所助益，便于多视角、更全面地审视处于世界史背景下的清朝海疆政策及其效果。再者，海外有关清代海疆政策研究的成果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加上近年来西方“中国中心观”的影响，重新审视清代海疆政策的端倪已经显露。 不足之处也是很显著的，表现为：(1)割裂清前期与清中后期的局面仍较普遍存在，多将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政府看作无所作为的政府，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较忽略清代世界历史背景下民间因素在海疆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民间力量在清代海疆开发中往往具有极强的开拓性，当遭遇海疆局势混乱、外力侵入或国际纠纷之时，清朝政府才进入，形成相应的处理对策。(3)海疆政策与海疆开发实践之间的差异未能得以充分展示，政策研究与开发实践研究存在明显断裂，政策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互相推进的过程，政策引导实践，实践催生政策及其变动。(4)对外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仍显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