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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归葬现象所反映的国家认同 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墓志出土有8000余方。这些墓志从唐初到唐末，墓主以普通官僚阶层为主，也有部分僧道及平民、工商阶层，内容主要记录墓主的家世、仕途、婚姻、死亡及安葬等信息，是研究唐代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可称为“石刻唐书”。唐代社会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体系，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治国思想，佛道思想也有重要的影响。儒家知识分子与官僚群体是墓主中的重要群体，古代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他们在丧葬中所透露出的思想意识往往具有代表性与示范性，可以反映出唐人的观念。“墓志志主大多数来自统治阶层，其中又有高比例的男性士人，这些人即是他们世代的文化精英，又多在历史上默默无名，在学术上没有特殊成就。换言之，他们是士人社群的普通成员，他们的墓志刚好利于探测时代思想的基调。”[7]其中，从返葬行为及其特点可以看出唐人对家族、地域及国家的某种认同。本文选取的墓志主要侧重于唐代的边疆民族地域，距离王朝政治中心长安、洛阳较远，诸如从相当于今天海南、广西、广东、越南、青海、新疆、辽宁、南京、扬州等地归葬长安或洛阳。这些地区或处于当时的边疆或欠发达地区，或处于多民族交接地带，在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徒步返葬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到达长安、洛阳，其中的艰辛和困难可以想象。地处边疆距离家乡及政治中心越远，越能体会到家与国的重要，如同今天的中国人一旦漂洋过海，远在异国他乡，强烈的思乡与民族情结便自然地表现出来。所以，选取此类迁葬事例(见表1，括弧中的数字为公元年份，后同)，对于分析唐人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此31例涉及归葬的墓志中，时间段上从隋末唐初到唐末；最早的是武德002墓志，女主人死于隋朝义宁元年八月十日(公元617年)，迁葬于武德三年太岁庚辰二月(公元620年)；最晚的是乾符002号墓志，女主人范氏死于乾符二年七月七日(公元875年)，于该年十月六日归葬于洛阳县北部乡。可以说，从帝国的边陲或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归葬于王朝的中心贯穿于整个唐代。按照唐朝的传统断代划分方法，以归葬时间为准，表1中的归葬数据归属唐代各时期的情况如表2。  由表2可看出，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墓志中，初唐、盛唐时期的合计22例，中晚唐合计仅8例。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的这种数据悬殊不是偶然的。千万里归葬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行为，没有国家的安定繁荣和经济基础及个人财富的积累，难以频繁进行。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归葬费用有的由唐政府支出，如例10中，墓主董守贞遗体从樟州塘田驿舍返葬洛阳北原即是采取“灵柩官递，归于洛阳”[8]1267的公费方式；例18中，死于泉州刺史任上从扬州迁葬长安的墓主张臣合，也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麟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薨於扬州之旅馆，春秋七十有二。朝廷伤悼，赠吊有加。并给灵举，□还故里”。[9]174而大部分是死者家属出资，如例31范氏夫人遗体从扬州扬子县旅馆归葬于洛阳县北部乡北袁村，1749唐里的路程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平均每天20里左右，耗资巨大，“水陆三千里，费用数百千，皆夏侯氏之仁孝，竭力尽仪，哀敬毕备”。[9]1119当时从洛阳到长安一般的旅行大致得花一个月时间，归葬过程花费的时间要长些。这可从后来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的行记中得到印证：圆仁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6月1日从东都洛阳出发，该月28日到达扬州。[10]而例3中樊玄纪从交州馆舍(约今越南河内东)迁葬洛阳、例4中衡义整从伊州官舍迁葬洛阳，其距离之远、路途之艰辛、花费之巨大当数倍于范氏夫人的返葬。无论公费还是私人出资都需要花费不少钱财，这与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有关，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经过初唐太宗、高宗两朝的经营开拓，到玄宗开元时期唐帝国达到鼎盛，政治、经济、文化及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帝国中心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都市：交通发达，物价便宜，开放度高，社会治安良好，百姓安居乐业，史载“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11]唐人以自豪的心态表达了对国家的高度赞誉和身份认同。杜甫在其诗歌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织不相识。”[12]85国家繁荣强盛为唐人归葬创造了条件，同时增强了国家的向心力和民众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唐人动机不一的归葬行为，又客观上增强了国家的整体性和文化优越性，促进了封建国家的整合与强盛。而唐中后期，宦官专权、朋党争斗、藩镇割据等诸多问题严重削弱了唐朝的国力，中央集权衰落，财政危机，地方势力兴起，帝国日益呈现出四分五裂的衰败没落景象，中央政府及其核心区的优势衰退，对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吸引力减弱，从边远地区归葬的情况明显减少。他们死于当地葬于当地，对地方的认同增强，对中央的认同减弱。 从死亡地点及归葬地分析上述墓志可发现，31例墓主死于远离唐帝国中心长安和洛阳的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几乎全部归葬于长安或洛阳及其附近地区。 长安、洛阳西北地区，主要包括伊州(治所在今新疆哈密)、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化隆县(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鄯州河源军(今西宁市东郊)、白水军之私第(今青海省湟源县)。这一地区为沙漠和高原地貌，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混居地带，不同民族间的冲突和交往频繁。敦煌文献曾记载当时凉州的情况：“咸通二年收凉州，今不知都废，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陷勒往来，累询北人，皆云不谬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国家弃掷不收，变成部落。”[13]在这种冲突、交往中，儒家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碰撞博弈激烈。该地域作为唐帝国开拓西域的前哨阵地，受周边民族的军事压力很大，突厥、吐蕃、吐谷浑、回纥等民族及其政权在这些地区与唐王朝交锋博弈。其中处于青海门户的鄯州河源军，史称“河源密迩青海，鄯府控带湟川，夷夏杂居，栋宇斯接”。[14]特别是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凉州，号称“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15]对某种文化的认同感在文化差异交汇的地带最容易产生，深处民族交错地带的唐朝官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远离中原，对中原文化的魅力更加神往。生前在边疆建功立业，死后归葬中原地区，成为不少官员的生命轨迹。如例2墓主刘政“大业七年，行化隆县丞。君既器范弘深，风仪峻整，耻居下门，常欲挂冠，惧贻谴责，起然独往。但此县荒弊，久阙长官，君两佩弦韦，俱隆赏罚，曾未期岁，风化大行”。[8]64此即隋末唐初青海东部地区偏僻落后，官员多不愿前往的情景。通过刘政的治理，儒家文化在此传播，农耕得到发展。例4衡义整墓志记载：“(西州)山连古塞，乍侦胡尘，地接长城，时修汉堞，恩制授朝议大夫，使持节伊州诸军事，伊州刺史。”[8]802此即当时边疆地带的伊州胡汉杂居，战事不断，处于国防前沿的状况。 长安、洛阳西南地区，主要包括益州(今四川成都)、绵州(今四川绵阳东)、松府(今四川松潘)、播州(今贵州遵义)。这些地方距离长安、洛阳的直线距离并非最远，但因秦岭阻隔，与中原王朝的交通联系非常不便。其西部、南部分别与吐蕃、南诏民族政权交错相接，联系密切。其中播州古为夜郎国，山川连绵，人口稀少，族群混杂，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并且是阴湿多雨，烟瘴流行，常被作为官员的流放地。李白就曾因永王璘事件被“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5]5054例22墓主张凑即是被贬官于此地，可能因水土不服死于播州罗蒙丞任上，“□江暑湿，非养贤之地，居常浩然，诵书不辍，後竟终其所，春秋五十七”。[9]482 长安、洛阳以南地区，主要为唐代的岭南道及其附近地区，包括南海(今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东)、辰州(今湖南西北部怀化市沅陵县)、桂州(今广西桂林)、樟州(今福建漳州)、建州(今福建南平)、象州(今广西来宾市象州县)、邵州(今湖南邵阳市)、罗州(今广东化州市)、潭州(今湖南长沙)、邕州官舍(今广西南宁)。该地区开发较晚，山多林密，瘴气严重；南方民族众多，儒家文化相对落后，在唐代是流放官员的主要地域。涉及该地区的墓主多贬官于此。如例12裴琚死后，后人历时两年，行程近万里，经历三朝(德宗、顺宗、宪宗)，经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把其遗体从南海迁往长安安葬。这除了传统的文化心理原因之外，也表现出裴氏族人对王朝中心的强烈认同倾向。 表1中葬于西京长安附近有10例，葬于东都洛阳附近特别是洛阳北郊的21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籍贯所在。在科举与官僚制度下，唐代士大夫流动频繁，墓志中记载的墓主籍贯多为多家形态，包含墓主的郡望、新贯和现居地。郡望为先祖的发源地，唐代前期门第观念盛行，攀附士族高门郡王的情况不少，因而有时郡望并不完全可靠。新贯为某家族几代人在某地任官就以此地作为籍贯。现居地为墓主本代人因仕宦或其他原因居住的地方。多数情况下死亡地点与现居地较为一致，而与郡望地及新贯地不太一致。表1中的籍贯主要采取郡望与新贯结合的方式：有明确新贯地的以新贯为籍贯，反之则以郡望为籍贯。以此为原则分析表1数据，可列出死亡地、迁葬地与籍贯的关系情况(如表3)。  表3中归葬地或迁葬地点与墓志主人的郡望或新贯及现居住地绝大多数不一致的，基本上都葬在洛阳或者长安附近。这说明人们的地域文化认同尽管有多种选择，但他们绝大多数把洛阳和长安作为首选地，特别作为来生归宿的长眠之地。究其文化选择的心理动机，应是人们对中原传统儒家文化及其载体的唐代中央王朝国家体系的向往、皈依、认可与肯定。 其次，合葬、聚族而葬是儒家礼仪的体现。表1中，夫妇合葬和葬于家族墓地者17例，陪葬昭陵、乾陵者2例，不言合葬者12例。说明唐人有较为强烈的家族认同感，而这与表3所反映的归葬或迁葬地点与籍贯及现居地绝大多数不一致的情况产生了矛盾。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墓主及其直系父祖亲属有担任中央或地方官的经历，为切身利益计，他们对王朝的政治文化认同较高，也能承担起返葬、迁葬及合葬的高昂费用，有条件在长安或洛阳为自己和家族经营一份墓地，以此作为家族的象征和死后的归宿。另一方面，长安、洛阳作为核心区域和王朝的象征，对这些士大夫的吸引力强大，产生了一种向心运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葬于长安、洛阳附近并一代代继承下去，认为这样可以给子孙后代带来荣耀。如例22墓主从播州返葬洛阳与夫人合葬邙山，其墓志铭说“远归邙阜，近葺佳城。悠悠此山，不骞不倾。世传余庆，从今万龄”。[9]482 再次，长安、洛阳是帝都，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区，也是华夏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之地，不仅被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视为圣地，也是传统天下帝国体系的中心，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当时流寓长安的西域及周边国家人员众多，“中国国威及于西陲，以汉唐两代为最盛；唐代中亚诸国即以‘唐家子’称中国人，李唐声威之煊赫，于是可见也”。[16]时人这样评价：“尝闻宇宙之境，皆推中华为上，宿福怡神，忻于帝都之尔。”[17]这也表明人们对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心向神往。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华夏”的含义分别为地理上和文化上的概念。中国指洛阳、长安周围地区，华夏是与夷狄相对应的一个文化概念。正如唐人所言：“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於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於华，反窜心於夷，吾不谓之华矣。”[18]8650中国的含义在唐代虽有所扩大，如“我唐天子所主之邦尽中国”，[18]3695但内外有别，以中原为中心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唐人。例9墓主杜忠良从安南官舍先是与夫人权殡于汴州龙兴寺，后迁葬于河南县北邙山。其墓志铭写道：“陈留故壤，蕴人物之多奇；大梁旧国，疏川原之作镇。”[8]1173洛阳的影响力之大，除了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及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之外，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地域文化特征也是吸引士大夫的重要因素。地理位置方面，洛阳史称“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9]此外，这里黄土层深厚，四面天险，风水极佳。墓志铭中对此也称颂有加：“巩树苍苍，接嵩岳之东峙；河流沉沉，枕邙阜之南临。”[8]1173“洛川东注，邙山北峙，于嗟此中，长埋烈士！”[8]1293洛阳的地域文化表现出浓郁的特色，特别是基于庞大的官僚队伍和青年人才的输入达到了文化上的繁荣，“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20]优越的形胜和人文不仅吸引了大量官僚和知识分子于此发展，而且许多人愿意以此地作为身后长眠之地。“北邙山头无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12]1004等民间俗语及名人诗作，表达了唐人的这种心态。 以士人阶层为主的唐代墓志主人，对远离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的地域文化认同有限，而对长安、洛阳等传统的中原文化核心区，即唐王朝的中央政府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这实际构成了唐代的国家认同，或者说是唐人国家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表1中墓志主人身份除汉人之外还有几例非汉人。尽管这些人在唐朝长期做官已经汉化，但他们心中仍隐藏着非汉信息，墓志中保留了他们本民族的一些珍贵历史记忆。如例5墓主屈突伯起的祖父屈突通为唐初名将，父亲屈突诠一生两次充任安东都护等要职，屈突通、屈突诠父子二人《唐书》中均有传记，可见其家世的显赫。据学者考证，屈突氏的先祖是唐前北方的匈奴民族。武则天时期东都洛阳号称“神都”，是当时的第一政治中心。死于该时期的屈突伯起从湖南辰州归葬于东都洛阳，与其父屈突诠等安葬一处。这既是对家族的皈依，也是对王朝中心地域的回归和对唐王朝的政治、文化及心理上的接近和认同。例19墓主李谨行为北方古老少数民族肃慎的支系，先代归属中原王朝并世代治理边疆。李谨行继承家族传统为保卫唐朝边疆作出了贡献。其墓志称：“公自解巾入仕，□□□列参□□□宸营，兵栏增峻；预戡翦於天下罚，寇垒旋清。”[9]283李谨行立功边疆，身死边陲，陪葬乾陵，践行了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了对家国的忠诚。例30墓主为汉化的鲜卑人豆卢氏，她是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鲜卑望族，世代多与皇室通婚，其政治影响重大。豆卢氏族经历了由慕容鲜卑向中原汉姓的转化，其经历在北方胡族汉化进程中较有代表性。汉化的过程实际是对儒家礼仪和政治哲学的皈依，这在墓志中可以印证：“夫人内修明敏，外备贞静。凡军吏大小，闻夫人之德……夫人自结褵张氏，以身奉姨母之慈，以心奉张氏之族。男女无少长皆荷均养之爱。”[9]905她与汉人大姓联姻中表露出的对儒家道德规范的恪守，以及死后的归葬、合葬方式，都说明了豆卢氏与当时的中原传统汉人群体已无区别，在对家族的回归与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方面，更无二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