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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边界 “天涯海角”作为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观念又不是单纯的地理国界的反映。在文化空间理论中，刘苑如等著《空间、地域与文化》认为“空间的表征并非只是一种物理的表现，它涉及了个人对于空间讯息的思考、推理和操作。因此，透过空间表征所表述的空间就不再是静态不变的物质，也非纯然的想象，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⑨。福柯提出地理观念背后流露出权力的掌控，“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地域”⑩，葛兆光认为空间的观念潜含着文化与身份的认同，“空间划分与描述是历史和文化的结果，地理空间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11)。“天涯海角”作为地理标志，在体现空间国界划分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或权力关系的产物，与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在唐代杜佑的《通典》中，虽然包括了今广东与广西的岭外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岭外仍然被归于“南蛮”之中，并且认为其为“荒服”，“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12)单独作《岭南序略》，介绍其历史沿革与民族习俗，甚至比其他归入到“南蛮”的境内少数民族在观念上还要偏远，如《南蛮序略》中境内少数民族被归于“要服”，“南蛮，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13)。而在儒家传统观念中，“要服”与“荒服”处于不同的权力地位，“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14)。因而在唐代隔绝内地与岭外的地理标志五岭也常被视为华夷南界，如唐代狄仁杰就认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15)。以及作为世界南端的标志，如《旧唐书·太宗纪下》：“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16)。这样唐代实际统治下的国境南端，与文化观念上的世界南界并不一致。而这种地理标志的出现与存在，又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化观念密不可分。 这一边界观念，随着南宋对于岭外特别是广西的接纳与认同，而渐渐发生了改变，在《通典》中作为“南蛮”的岭外渐渐被海南所取代，而岭外则融入当时士大夫的观念中，开始接纳进中华文化圈之中。五岭也因这一认同的文化心态，在周去非的叙述下从隔绝的天堑变为沟通的渠道，“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17)。随着华夏文化圈南下扩展，岭外渐渐融入进“我者”，海南和“黎”则更加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如我们分析《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的体例内容后会发现，《桂海虞衡志》体例中的《志蛮》在《岭外代答》中则变为了《外国门》和《蛮俗门》。《岭外代答》大量借鉴甚至照抄《桂海虞衡志》，其中《蛮俗门》多是对于《桂海虞衡志·志蛮》的剪裁与抄录，其组成基本上是境内的少数民族。《岭外代答·外国门》的体例为其所自创，主要叙述境外国家，但是周去非却把“海外黎蛮”放在《外国门》较为靠前的地方，这一顺序及内容与范成大的不同之处，表明周去非不是简单地因循或照搬，而是有意为之，流露出自身的一种文化观念。在稍后赵汝适的《诸蕃志》中，其借鉴了《岭外代答》的域外内容，但关于海南与“黎”上又对《岭外代答》的体例进行了改变，在《诸蕃志》中海南与“黎”虽未在《志国》中出现，却特别在《志物》中出现，尤其是其对于海南的论述，类似于《通典》中岭外的记述，先介绍州县沿革再叙述“黎”，《诸蕃志》是只记录海外国家的，而这里专门记录海南与“黎”，可见在当时的士大夫的心目中，海南与“黎”虽然事实上处在国境之内，但在士大夫的观念中似乎游离于一种文化边界之外，类似于“外国”，而又不能归入到“外国”之中。这一点在正史中也有体现，《宋史》的《蛮夷传》不同于之前正史的《南蛮传》，其范围内容不仅从域外国家转向了境内少数民族，而且《蛮夷传》中的称呼也从部族名称转向了羁縻州隶属州的名称，但是“黎”仍以部族名称命名为“黎洞”，这一名称与《宋会要》中的记载相同，可见其反映的是宋代国史的情况。以羁縻州隶属州名称代替部族名称体现了对于境内少数民族的内化与管理的加强，而“黎洞”作为部族名称的突出，其实体现了一种与周去非类似的对于“黎”的区别和疏远观念。 在周去非、赵汝适的叙述中，海南与“黎”所游离的这一文化边界，无疑是以“天涯海角”为标志的宋代士大夫自我文明的认同所界定的，体现了华夏文化在南下扩展的过程中，对文化边界的重构，同时也是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复杂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这使我们更加确认了“天涯海角”这一华夏世界南端标志的形成，不是国界地理的简单重合，更加是一种文化边界上区别他者，凸现我者的文化空间划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