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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同下的历史诠释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了思想资源、历史记忆与重新诠释的理论方法，“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37)在广西“天涯海角”形成背后，亦是南宋士大夫对广西文化心态认同的形成过程，同样存在着思想资源、历史记忆与重新诠释的构建过程。 在《通典·州郡典》中杜佑采取的叙述体例，把天象星辰与空间划分相联系，并叙述人间的风俗，进而把其以体现权力秩序的九州、十二州的顺序加以编排。这样的历史叙述下，现实的地理空间观念，不仅与宇宙天象而且与上古帝王联系起来，这样九州乃至十二州的历史叙述，就在这种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而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与秩序感。 然而这一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他们作为思想资源，在杜佑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重新诠释的过程。一种是上古的历史记忆，他们往往与儒家经典理念联系在一起，“九州之区域，在昔颛顼及于陶唐，分而为九，其制最大。”(38)而在这一历史记忆下，岭南并不包括在其中，“岭之南，所置郡县，并非九州封域之内也。”(39)另一种是中古的历史记忆，虽然其也追溯到周代，但更多地论述秦汉以来的地理沿革与政制完善，“凡国之分野，上配天象，始于周季，定其十三。”(40)在这一历史记忆中，岭外所在的越地，又是包括在其中，“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得汉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41)这样中古的历史记忆即秦汉以来的现实的地理沿革，与上古的历史记忆之间在关于岭外的观念上并不一致，这样两种不同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在杜佑的历史叙述下，就必然存在一个通过重新诠释而加以统合的问题。 在重新诠释的过程中，杜佑对岭南被纳入“古越地”之中产生了质疑，“又按越之本封，在于会稽，至勾践强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号称霸王，正当战国之时，凡得百四十二岁。后至秦汉，方有闽摇。虽虚引其历代兴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及赵佗奄有，时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准的，凡为著述，诚要审详……然已载前史，历代所传，今且依其本书，别其境土，盖备一家之学，示无阙也。”(42)也即秦汉以来对于岭外地理沿革的历史记忆，难以与儒家理念的上古历史记忆衔接起来，在这一重新诠释中，杜佑所采取的是对于班固的《汉书》与皇甫谧的《帝王代纪》的质疑，表明在上古历史记忆与中古的历史记忆的选择上，杜佑选择了上古历史记忆作为准的，把现实的政治制度归入到大的历史传统之中。杜佑在《州郡典》最终采纳了上古历史记忆的九州作为叙述体例，同时又把历代的沿革纳入其中，“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43)。在这一过程中，表明了杜佑的诠释的过程是要把现实的中古历史记忆，纳入到了上古历史记忆的大传统之中。 杜佑这种重新诠释的背后，一方面表明杜佑把儒家的理念置于现实的统治之上，作为统治的原则，另一方面反映了唐代对于岭外包括广西的复杂而冲突的文化观念以及“五岭”作为地理标志背后“国界南端”与“世界南端”的矛盾，杜佑在观念上追溯一种上古历史记忆的大传统，因而突出了岭外的“蛮”的观念，同时秦汉以来强化了岭外的统治，其成为历代政权的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在《州郡典》中，“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44)。岭外即越地被纳入《州郡典》的历史叙述中；同时在《边防典》中，又把岭南整个的归入到了“南蛮”之中，单独作《岭南序略》，并认为“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45) 同样在南宋时专门记录了广西情况的《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中在对于广西的文化心态转变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的重构过程。如对“交趾”的考证。 这里所讨论的不单单是“交趾”这一地理的概念，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46)，“交趾”所指代的是南方广大的“蛮”，这一上古的历史记忆是当时的士大夫在与“蛮”的接触中无法回避的传统观点，更由于其出于儒家经典而使得其在士大夫心目中有着一种无可置疑的合理性，这增加了当时士大夫接纳广西，使其融入华夏的困难。而在中古的历史记忆中，秦汉以来的地理沿革中，交趾则具化为一个行政区划，在周去非与范成大对于交趾的考证中，不单单是为了论证一个在当时由于安南的独立而已经逐渐外化的地理概念，如在《岭外代答》中安南被归入《外国门》，而是在历史记忆作为思想资源加以重新诠释的过程中，重构对于广西与“蛮”的文化心态。 范成大与周去非对于“交趾”的考证，首先从中古的历史记忆出发，进而怀疑上古的历史记忆，范成大质疑“历代置守，今独为蛮方”(47)，进而认为“今安南地乃汉唐郡县，其人百骸，与华无异”(48)，周去非论证“余至钦，见夫黑齿跣足，皂其衣裳者，人耳，乌睹所谓足无节，身有毛者哉？”(49)范成大用秦汉以来历代的地理沿革，周去非则侧重现实统治下的亲闻经历，提出对于上古经典的历史记忆的质疑，这里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在范成大与周去非的重新诠释的过程中，经历了与杜佑正好相反的过程，突出了中古的历史沿革，而忽略与质疑了上古的历史记忆。然而这一上古的历史记忆，作为儒家经典的思想资源，又使得范成大与周去非，难以像杜佑那样直接以否定的形式加以改变，于是他们采取了重新诠释的方式，周去非采取的措施是把其限定到一个更小的范围之内，“人言道州诸儒，今道州人七尺，而昭州恭城县与道接畛，间产一二诸儒，窃意南定县如恭城也。不然，岂其人足皆无节而能更相扶耶？间受戾气，遂以得名，意当如此。”(50)而范成大则把其重新归入一个更遥远的区域，“或传安南有播流山，环数百里，皆如铁围，不可攀跻，中有土田，唯一窍可入，而尝自窒之，人物诡怪，不与外人通。疑此是古交趾地，必有能辨之者。”(51)在这种观念的挪移之中，使得传统观念下的偏见和歧视被驱离到一个更加遥远和狭小的空间中去，这一过程中，周去非与范成大，弱化了上古历史记忆，忽略了其作为经典的典范性，突出了中古历史记忆中的地理沿革与历史联系，实现了儒家经典中作为文化观念的“蛮”的范围的缩小与概念的转移，这样在范成大、周去非的历史叙述下，岭外广西的文化观念，也就有了脱离了“蛮”的概念，而与中原内地有了趋同的可能性。 这一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从历史记忆、思想资源和重新诠释的理论方法理论出发，无论是杜佑或周去非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都并非是简单的怀疑或否定，而是要以传统的经典或思想的诠释作为思维的工具，表达着士大夫更为内在的观念与思想。在这种诠释背后，宋代士大夫对于广西的文化心态发生了改变，而“天涯海角”在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成为宋代华夏世界南端的新的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