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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 “天涯海角”文化边界的形成，流露出当时士大夫对于岭外广西的一种文化心态的变化。分析成书于南宋的《桂海虞衡志》与《岭外代答》，我们可以发现以周去非为代表的士大夫在接触与了解的过程中，对广西产生了一种从冷漠隔绝到关心认同的文化心态上的转变，这成为“天涯海角”形成的文化因素。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特别提到了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一些看法，呈现出一种隔绝冷漠，甚至充满歧视的眼光。如《自序》中自己要赴任广西“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炎荒风土为戚”(18)。对范成大的一些赞美广西的言论，内地的士大夫甚至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既不相信也不愿意接纳进他们的视野之中，“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信”(19)。这一观念即使范成大试图以引用前人诗作等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论证也往往难以扭转，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当时内地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一种冷漠隔绝的排斥心理。“顷尝图其真形，寄吴中故人，盖无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争也”(20)。然而周去非写作《岭外代答》时，在《序》中已经要说“乃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盖数数然……应酬倦矣，有复问仆，用以代答”(21)，正因为大量的询问难以简单的口头解释，于是周去非写作了《岭外代答》，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士大夫对于广西的两种截然的态度，这表明了当时士大夫群体对于广西的一种文化心态的转变——渐渐由隔绝冷漠变为关心了解。 事实不止是一种关注态度的改变，这些笔记的作者，同时也是以南下的内地士大夫的视角来进行观察和记录，如“广右”这一名称的使用，“广右无酒禁”(22)，类似“江左”同是一种以北方为坐标观察南方所产生的概念。而且其写作的目的也是要把岭外广西介绍给内地士大夫，用一种士大夫所认可的方式来进行叙述，形成一种认同的文化形象，以实现范成大、周去非等希望的内地士大夫对广西在文化心态上的接纳与认同，因而在笔记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他们沟通的对象是当时江浙福建等内地的士大夫，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中“雁”条，广西无雁，“余在静江数年，未尝见一雁，益信有回雁之说”(23)，雁并非广西的物产，本是没有介绍的必要，但这却是内地士大夫所关心与希望了解的，如范成大《骖鸾录》中就发出了“世传阳鸟不过衡山，至此而回。然闻桂林尚有雁声”(24)的疑问，此时范成大尚未至广西，这一问题无疑代表了当时内地士大夫的好奇与心声，周去非对于这一条的记述，可以论证传统衡阳回雁峰的观念，类似的如“竹”条与内地相比较“江浙间斑竹，直一沁痕而无晕也”(25)，“南山茶”条“别自有一种，叶厚硬，花深红，如中州所出者”(26)，如“榕”条“榕，闽中亦有之”(27)。又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柚子”条，“此法可传，但北州无许大柚耳”(28)，如石栗条“发病，北人或呼为海胡桃”(29)都是类似的例子，似乎是在与内地的士大夫进行着对话。这表明了当时士大夫对于广西的记录，不单是一种个体偶然对广西产生的兴趣，同时也是当时南下的内地士大夫通过对广西的叙述，希望以此介绍给内地士大夫群体，让他们了解广西，从文化上包容接纳进自身文化之中。 这种对于广西的接纳包容不单是打破原有的隔绝无知的状态，沟通岭外与中州的文化上的联系，介绍岭外广西，更细化为在对于广西的历史叙述中，时时存在着士大夫从自身的文化立场上出发，对于广西的一种文化上的改造与融合。 这种改造体现在沟通外界，打消隔膜，通过强调历史记忆的方式来加强岭外广西与中原文明历史传统上的联系，把广西纳入到士大夫的认识中来，实现文化心态上的认同。类似王明珂《华夏边缘》中强调祖源的共同历史记忆在改变族群认同与实现春秋时吴国华夏化中的作用，“族群(ethnic group)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30)，潜含着一种通过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来突出广西与中原历史联系的文化改造，更加强调了广西当地与中原文明的继承与联系，以完成文化心态上对于广西的接纳。如《岭外代答》“鸡卜”条，要追溯到汉武帝“昔汉武奉越祠鸡卜，其法无传，今始记之”(31)，如“茅卜”条要论述到《易》“余以为此法，即《易》卦之世应揲蓍也。尝闻楚人篿卜，今见之”(32)，如“蜮”条要印证《书传》，把当地人称为“十二时”的生物附会为“蜮”，“余曰：‘非所谓蜮者欤？’生曰：‘然，书传所载，即是物也’”(33)，如“大蒿”条要以此来论证《礼记》中的蒿官，“古有蒿柱之说，岂其类乎？”(34)如“蜼”条“夫兽能以尾窒鼻御雨，斯亦智矣，其登于三代之服章，厥有由哉！”(35)可以印证《周礼》的疏，“河鱼”条甚至让周去非解决了《左传》中意义难定的隐语“《左氏》‘河鱼腹疾’语，迄无定说……因悟申叔时河鱼之说”(36)等等，这些都是广西当地固有的习俗与物产，是否真如周去非所谓儒家经典在当代的孑遗尚难考证，但在这种叙述下广西不仅摆脱了“蛮”的文化形象，而且与中州历史经典发生了联系。这些都是中州士大夫所关心和了解的事物，通过加强与儒家经典的联系，易于使士大夫转变对于广西的文化归属感，把广西纳入到士大夫的叙述与文化之中。而这种加强广西事物与中原历史文化联系的改造，本身也是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丰富与强化。通过这种改造，岭外广西从一个似乎异质的蛮荒文化一下子在这种联系下与中原文明溯源到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其存在也从反面加强和印证了这一文化传统，强化了中原与广西的文化认同与联系。 事实上这批南下的士大夫所带回的文化融合下的广西的意象与观念，也在当时的内地士大夫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在传抄的过程中影响深远。如南宋晚期黄震的《黄氏日抄》就专门抄录了《桂海虞衡志》，其在抄录之外还详加评论，表明了他对此书的重视。《桂海虞衡志》也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周密《齐东野语》、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所引用，又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等书目所著录。而这一时期我们同样可以从《岭外代答》的著录情况，了解到当时士人对此书的重视。据杨武泉考证当时此书即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拾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等书目，又见引于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赵与时《宾退录》(卷五)、谢采伯《密斋笔记》(卷四)等书。事实上这些书籍的传播，要比著录的情况更加广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文化心态在士大夫群体中的扩散。 从这样的文化心态出发，经过当时任官或游历于此地的南宋士大夫的详细的考察，他们以一种南下的士大夫的视野，从中原文化的传统中入手，包容和改造当地的固有形象，使其形成一种内地士大夫所认同的文化形态，进而从文化观念上把对广西的隔绝冷漠的心态，转化为和谐一体的认同，使广西在文化心态上融入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