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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世界体系的视域下研究甲午战争，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国内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是东亚朝贡体系的式微和日本崛起的结果，也是列强争夺远东与殖民中国的进一步演进。 【关 键 词】甲午战争/资本扩张/朝贡体系 【作者简介】周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政治学院科研部讲师。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诸多国家的殖民侵略，其中唯日本最甚。在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与外敌对抗频次最多、时间最长的也莫过于日本，因而承受之灾难程度也最为深重。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时人的想象，它不仅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而且确认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体—用”关系认知指导思想的破产，也对战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为此，国际国内学者对甲午战争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拓宽与深化的阶段”，“有关甲午战争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也斐然可观，规模空前”。①然而，纵览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战争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实力、外交手段、人员素质、政府体制等方面。概言之，对于中国战败之原因，学界已经进行了十分充分的探讨，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问题是，当我们把目光注视于战争本身时，战争以外的东西往往会被忽略。或者说，当我们在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我们同样也应该思考——甚至更应该思考——战争爆发的起源。唯此，我们才有可能遏制——至少更主动地去应对——下一场潜在的战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史鉴的功能也正在于此。习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在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之际，从更宽广的视野探讨甲午战争，对于理解这一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意义尤殊。 一、日本国内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 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爆发的历次反殖民反侵略战争貌似是与各国的战争，但归结起来，都不是孤立的，其实质是与资本(扩张)的对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②也就是说，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市场等要素缺一不可。而在商品生产高度发达之后，市场的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攫取落后国家的财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概括：“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③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与前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掠夺相比，在后期则显著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进而上演为欧美列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殖民浪潮，一方面获取原料，一方面开拓市场。在某些特殊时期，市场要素更为关键。这是因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④因此，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⑤ 资本扩张的这个逻辑激发着先发工业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浪潮，传说中遥远富庶的东方国家也未能幸免。作为长期以来东亚体系的核心，中国既是列强争夺的首要目标，又是征服整个东亚的障碍。这是理解鸦片战争及其后历次侵华战争的根本历史前提。⑥与中国隔洋相望的日本，在19世纪50年代也遭遇了相似的处境。在坚持闭关政策约3个世纪之后，日本的大门终于被美国佩里舰队叩开。随之而来的王政复古，消灭了幕府的割据局面，至19世纪60年代，皇权在全国各地渐渐地安定下来。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沦为欧美资本主义的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的政策是得到完全的胜利了”。⑦ 血与火的教训使新的统治者明确表达了脱亚入欧的抉择：“欲重振帝国的衰运，使万国共仰皇帝的威仪，则必须痛下决心，廓清历来偏狭之见。……放弃历来称外国为犬羊夷狄的愚论；改良以往取法于中国的朝仪；依据万国通例所规定的仪节，召见各国代表。”⑧正是鉴于中国的处境，明治政府很快认识到，要想避免落得与中国同样的下场，必须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本国的军事和工业。质言之，“维新政府的任务是建立和发展日本资本主义”。⑨ 当然，明治政府的诞生，并非纯粹由外力引发。⑩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内虽因三百年的闭关自守而欲与外部世界隔绝，“但内部的矛盾逐渐酿成，商品经济已在强有力的封建的限制下，以城市为中心，在全国逐渐发展。当时货币流通的范围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业经有所发展”。(11)尽管这种商品经济仍从属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但由此造成的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冲击和动摇，已经预示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到来。尤其是新的生产方式对全国性市场的需求，以及对幕府割据统治的基础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也是理解日本王政复古运动发生内在因素的前提。商业资本的发展，作为流动手段的货币量也随之增大，这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原始积累的基础。然而，商品经济越发展，来自封建体制的压力就越大，与之对抗的资本主义因素也越强大。及至1853年，来自外界开港贸易的压力自然会对经济形成张力，产业资本的发展似乎有破茧之势。与此同时，来自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因素也自然因之成为相辅相成的力量。表面上看，天皇绝对权威的形成似乎加强着封建的统治方式，而在实质上却朝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天皇制建立在半封建的基础上，却强力地培养资本主义，使之发展，并起了补充和代替的作用，因而在不到半世纪的期间就建立起垄断资本主义。只是由于天皇制的支持，资产阶级才能积累巨资。”(12)这也印证了亨廷顿的那句名言：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3) 如果说，进入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渡过了原始积累阶段的话，日本的资本主义则刚刚开始。前者资本扩张的目的和手段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占有市场，而后者则表现为领土(及其资源)和市场的双重要求。(14)由于开港贸易，商品输入对日本国内的生产必然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原材料的采用和产品的输出方面，也体现于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由于日本沦为半殖民地，成为欧美资本主义输出廉价商品与原材料的掠夺对象，这就对其国内的手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868年到1881年，日本贸易入超额共达77，644，000日元。从1872年起，入超使金银不断外流，到1881年止，共达70，999，000日元。(15)长期的巨额入超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当时国内普遍认为：“自我国进行对外贸易以来，输出入就发生差别，其利大多归于外国，我国只好运出现金来补偿。于是现金外流之势逐年加甚。官民均引以为患，力谋挽救。”(16) “政府对现金流出最感痛苦，因为纸币价格由此下落，使财政更为艰困。因此政府想尽方法来奖励输出和防止输入。所以采用殖产兴业政策，不仅有军事意义，在经济上也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17)与此同时，不管是看到昔日学习的榜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挫败，还是切身体验到欧美的坚船利炮，都警醒着日本一定不能重蹈中国覆辙，而要采取西方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运输通讯工业。1873年后，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有了更大的进展，新的生产方式也加速了新式资本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循着欧美资本主义发展自由竞争的路径，而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主导之下兴起的。“政府只留下军事上重要的产业，其余都交给特权政商，这样一方面以军事产业为主轴，另方面又使这些政商资本家在生产上也同政府勾结起来，建立更加灵活的经济体制”，“因而造成这一重要事实，即产业资本的成长，不是通过自由竞争，而自始就是经由给与特定政商以超额利润的途径实现的”。(18)因此，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具有这样的特征，即“抑制从下面自力成长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专制主义的主导下，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以特权的财阀为中心，从上面迅速建立军事的、半封建的资本主义”。(19)显然，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必然造成一些阶层对另一些阶层的敌视，因此明治政府的种种维新举措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国内普遍的赞成，反而遭致更多的来自中下层的不满。但明治政府的统治者们“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20)所以，尽管“新生的明治政府的这些重大改革是不得人心的”，(21)但正是这般“不得人心”的改革，迅速将日本推上了半封建的、军事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具体表现为日本的铁路、海运、军工制造业的相对迅速发展。 维新时期，由于现代工业技术的运用，日本的棉纺织业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发展带来的产能同步的，是局部的生产过剩以及中下层民众普遍的贫穷。日本19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爆发的。这次危机凸显了拓展海外市场的紧迫性。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的狭小，作为其资本主义根本基础的棉纺织业长期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因此，就常理而言，日本应该是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冲突的。这是因为，一旦发生战事，“两国贸易则将转入沉寂，棉纱之类的出口可能完全停滞”。(22)表面上看，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似乎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中日战争的爆发。然而，恰恰相反！维新政府对此是如何认识的呢？尽管这种可能面临的不利因素是确凿无疑的，在短期内一定会造成经济的低迷，但从长远来看，“我国商工人民勿忘，稍委屈于今日，是为了他日的更大发展。若欲有更大的发展，则须不辞今日稍有委屈。若欲获得更大的利益，则须不辞今日稍有损失。……若乘战胜之势，得以获取清国的最惠国条款，我国岂不从而获得了四亿新顾客吗？”(23)在中国业已成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现状下，在试图跻身列强行列的日本国眼中，中国并非同病相怜的友邦，而是殖民的对象。因此，日本在国内物产资源、市场规模均受限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就是使中国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进而攫取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所需的各种资源。如，日本铁矿资源贫乏，那么若“邻邦清国富铁，则日本必然要求通过确保殖民地而拥有铁矿”，(24)为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充分理解，为建立劳动手段的生产而获得殖民地，通过确保殖民地而确保铁矿”。(25)再如“现在我日本国在厘金税问题上受到歧视，被排斥于欧美各国享受的特别优惠之外……若取得最惠国条款，得于在清国内地开设新的贸易场所，其利益将不可胜数。这只是战胜获利之一部而已。一部尚且如此，其全部实不可卜。”(26)由此，无论是棉纺织业还是劳动手段生产的建立和发展，其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国外市场问题。 就国外市场而言，朝鲜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亦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1884年甲申事变以前，日本几乎已经形成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地位。甲申事变严重挫伤了日本的这一优势，使得日商在和清商的竞争中几乎没有利润可言。(27)这更生动地启发着日本：无军事暴力的手段不足以维持对外贸易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而这实际上也是欧美所谓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定律，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也不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了。1889年，朝鲜颁布禁止输出谷物的防谷令，但日本横加干涉，还要求赔偿14万日元的损失，以暴力维持市场已经显而易见了。“到了这个时期，又加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朝鲜市场问题，更因世界帝国主义的侵入，东亚风云告急，使日本早就有了帝国主义性质的分割市场要求，因此为了扫清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资本主义政权的专制主义就成为必要的了。”(28)甲申事变后，日本之所以失去优势，在于中国重申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自然，日本要重新维持对朝鲜的支配地位，首要的障碍并不在朝鲜本身，而在于中国。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交涉中，日本千方百计想要获得的便是清政府承认朝鲜的独立国家地位。如此，资本扩张的逻辑障碍便可得以清除。 归根到底，甲午战争的爆发，并不仅仅是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也不简单地出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是日本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必然。拿信夫清三郎的话来说，“日清战争是日本在朝鲜的政治败退与日本在朝鲜、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的必然结果”。(29)从战争的结果来说，无论是赔款还是割地，都满足了日本资本主义扩张中原始积累阶段对领土(及其资源)和市场的双重需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