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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265、283、166页。 ⑥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贸易形态的变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⑦(11)(12)(15)(16)(17)(18)(19)(28)[日]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5-26、2、41、60、61、61、79、81、121页。 ⑧(47)(60)[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19、282页。 ⑨(22)(23)(24)(25)(26)(29)[日]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9、60、61、63、61、31页。 ⑩那种认为日本在锁国时期的“停滞状态说”是不准确的，否则，就难以理解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之后日本的骤然“开放”，以及1868年明治维新与德川幕府时期传统之间的突然决裂。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13)[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14)概览晚清史籍，时人对“欧美列强无觊觎中国领土之心，而在通商”的论调比比皆是，这部分源于殖民者自我形象的虚伪包装，部分源于当朝者的误判。相对于领土占有，市场控制的收益比更高，殖民者对侵略方式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其对收益的考量。 (20)(2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5、54页。 (27)关于中、日、朝三国在1885-1893年之间的三角贸易情况，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第九章《上海的海外金融网络——19世纪末的朝鲜、中国与日本》(第212-230页)中作了细致的考察。文中所提供的资料与结论可以作为支撑本文观点的有力材料。 (30)如更强调外因冲击因素的“冲击一回应”模式(代表人物为费正清等人)，更强调条约关系体制楔入东亚传统朝贡关系体制并最终取而代之的“中国中心史观”(代表人物为柯文、费兰克、滨下武志等人)；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关的讨论，对这两种研究取向各有回应，目前总的趋向是既不夸大也不忽略外因(西方冲击)的作用，而保持客观冷静的分析。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页；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55-657页。此外，近年来的相关论文也都对这个问题有所阐述，在此不一一赘述。 (31)(44)[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0页。 (32)简军波指出，朝贡体系的功能分为三个层面：提供政治合法性；获取经济利益；维持地区稳定和安全。见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 (33)朝鲜是中国的最后一个朝贡国，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朝鲜在德川幕府时期(1600-1868年)也向日本派遣朝贡使团。日本的崛起与帝国主义侵略，又是造成朝贡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 (34)康熙朝时，朝鲜国内反清势力仍十分猖獗，其国内试图联络郑经、吴三桂等势力反清言论常有，对此，时国王李焞曰：“予岂无雪耻愤惋之心哉！为其势之不敌，尤为叹恨！”但在暗中，朝鲜常常帮助反清势力。见《清史编年》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第243页。 (35)《清史编年》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36)(37)《清史编年》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8页。 (38)在足利义满受明朝册封(1404年5月)之前，日本一直保持独立的立场。1547年日本派出了最后的遣明使。有关足利义满受明朝册封的原由，更合理的解释来自于日本国内政治势力的博弈，日本更看重朝贡制度而带来的“勘合贸易”，而非明朝对日本国的承认。参见[日]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37页。 (39)白江口海战是中日历史上第一次由于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而发生的战争，此役，唐军打击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至明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期间日本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兵。 (40)田中健夫认为，在丰臣秀吉看来，对朝鲜的战争不外乎是国内统一战争的延续，秀吉外交政策(外交和对外征伐)的根本，在政治上是要把各外国看作同日本的各大名一样，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在经济上，贯彻始终的态度是借贸易利益以巩固其政权基础。参见田中健夫：《关于朝鲜之役的分析看法》，《九州史学》1966年第33期、第34期合刊。也有学者认为，秀吉对外征服的目的“不外乎企图改变东亚国际秩序，改变其通商圈体制”，是一场“体制改变战争”。参见中村荣孝：《日朝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9年版，第55页。前述两处文献均转引自[日]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41)田中健夫认为，日本的锁国政策几乎是明清政策的原样移植，与其说是消极的政策，毋宁说是积极外交政策的表现，亦即以中国为中心构成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日本式表现，是一种幕府贸易独占政策的锁国。从贸易方面看，锁国只不过是贸易方法的统制强化。事实上，在锁国时代，中日朝之间的贸易颇为“隆盛”。因此，在田中健夫看来，“锁国并不是东亚国际交往格局的演变断绝，而是跛行地继承了这种格局”。参见[日]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 (42)《清史编年》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43)(45)[日]田中健夫：《东亚国际交往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35页。 (46)(48)《清史编年》第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7、461页。 (49)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5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七十七卷，第37页。 (51)(53)(54)(56)(61)(62)(63)《清史编年》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375、409-410、816-817、666-667、674-675、724页。 (52)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忒随员杨越自日本致函李鸿章，提到在琉球交涉中“据日本人认为，不但琉球可保，即台湾及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笔墨口舌支吾而已”。可见，清政府的外交战略和军事实力为日本一览无余。见《清史编年》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49页。 (55)“三景舰”，即日本为打沉“定远”“镇远”而专门设计的三艘军舰，分别名为“松岛”“岩岛”“桥立”。参见[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57)1842年，英占香港；1858年，俄占黑龙江以北；1860年，俄占乌苏里；1860年，英占九龙；1862年，英占下缅甸；1874，法占越南；1879年，日占琉球；1881年，俄占伊犁；1886年，英占上缅甸；1887年，葡占澳门。 (58)马士、宓亨利对东亚的地缘政治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当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由海道渐渐进至远东的时候，俄国人则由陆路而来。日本和朝鲜正位于俄国赴东方的通路上，一如前者为美国的必经之路。”参见[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59)卿汝楫：《甲午战争期间美国的侵华政策》，《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关于美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角色，上个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有过许多论述，但受当时的学术环境和资料所限，于史实重建方面仍有缺憾。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回顾以及最新的学术成果，参见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