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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关 键 词】伯希和/敦煌/恽毓鼎/沈曾植/信札/公宴 【作者简介】王冀青(1961-)，男，陕西合阳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考古学史研究。 中国“敦煌学”正式发端的时间，学术界普遍认定为1909年。其系列标志性事件包括：(1)1908年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获取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于1909年在北京向王式通(1864-1931年)、董康(1867-1947年)、罗振玉(1866-1940年)、王仁俊(1866-1914年)、蒋黼(1866-1911年)、曹元忠(1865-1923年)等一批晚清学者出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使中国主流学界第一次确悉藏经洞发现之事；(2)京师学者于1909年参观伯希和搜集品过程中，拍摄、抄录了一部分敦煌文献，并于当年以目录、题跋、释录等形式加以刊布；(3)罗振玉于1909年撰写并发表有关敦煌文物的简目和简述《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篇“敦煌学”文章；(4)北京学界于1909年在北京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双方在席间达成今后全面摄影、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 但是，关于1909年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具体内容和日期，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数十年来的相关论著中，大都含糊其辞，自相矛盾，或错误表述，以讹传讹。有鉴于此，笔者试根据最近发现的恽毓鼎(1863-1918年)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写给沈曾植(1850-1922年)的一封信札，①主要围绕其中最棘手的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日期等问题，再对相关史料做进一步的讨论。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恽毓鼎日记中显示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②提供一条补充性证据，摆脱其“孤证”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是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与恽毓鼎相关日记内容进行一次比较研究，以彰显近代名人信札在近代史研究中的特殊史料价值。文中不妥之处，万望方家教正！ 一 伯希和于1908年春、夏之际在敦煌获取藏经洞文物后，于1908年12月12日返回其工作地点法属安南河内。1909年5月21日，伯希和离开河内，走海路前往中国，计划先在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汉文书籍，然后再乘火车取道俄国，返回法国巴黎。伯希和乘船北上途中，途经上海，于1909年6月上旬访问了南京，多次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1861-1911年)及其所聘美籍新政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等人，向他们透露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事。1909年6月9日，伯希和离开南京，取水路经上海、天津，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到达北京。 伯希和到北京后，隐居在东城东单以南的苏州胡同与八宝楼胡同交汇处附近，只出没于琉璃厂等地，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图书，有意识地避免接触北京政学界上层人物。但伯希和到达北京之前，清廷已于1909年6月28日改任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也于1909年7月23日到达驻节地天津，此后经常率其幕僚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偶与伯希和有交往。端方在京活动期间，还“以洋员福开森近年办理交涉颇资得利，因特奏请赏加二品顶戴，以示奖励”。③于是福开森也于1909年8月26日或稍前从上海来到北京，一来领赏，二来辅佐主子端方。福开森到北京后，与伯希和重聚。由于端方及其幕僚以及福开森都与北京政学界和收藏界有密切关系，伯希和在敦煌获宝并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 1909年9月中旬前后，清大理寺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王式通和刑部主事董康，最早侦察到伯希和在北京的行踪。当王式通和董康得知伯希和获取敦煌写本并随身携带一部分敦煌写本的消息后，请福开森出面介绍，得以拜见伯希和，参观了一部分敦煌写本，并拍摄了照片。王式通和董康拍摄一部分敦煌写本的照片，目的是以影印形式，由董康诵芬室刊布于世。当王式通和董康确认已送往巴黎的伯希和搜集品数目庞大、内容丰富后，自感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这项工程，于是计划以纠集同好结社集资的方法，托伯希和返回巴黎后将全部法藏敦煌写本拍摄成当时流行的玻璃板照片，然后寄回中国交由董康诵芬室等刻书处印行。 为了逐步实施这项计划，董康力邀1909年8月26日刚从日本考察归来的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参与调查工作。据罗振玉晚年自述《集蓼编》记载，他和董康等人“乃以中秋晨驱车往”，④去伯希和的寓所初见伯希和。可以证明，董康带领罗振玉等人初见伯希和的时间，是1909年9月28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上午。伯希和在接待罗振玉等人的过程中，讲述了有关敦煌藏经洞的信息，出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写本标题简目等，展示了手边的一部分敦煌写本。罗振玉边听边看边记录，回家后便将所闻所见整理成一篇记述短文，实际上是一篇简单的记录和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在罗振玉拜访伯希和前后，学部编译图书局副局长王仁俊、内阁中书曹元忠等人，以及当时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文求堂”汉籍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1879-1951年)，也都专程拜访了伯希和。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前言部分，首先简介了“敦煌石室”概况、藏经洞发现经过以及伯希和获取写本的过程，是最早透露藏经洞文物发现、流散历史信息的文献。随后，罗文分两部分记录文献目录，第一部分根据伯希和简目著录31项，第二部分根据亲眼所见著录12项。罗文没有署明撰写时间，但据罗氏前记中所说“昨往观，将所见及已寄回之书目，略记于左”一句话，⑤可将该文的完成时间定在罗氏拜访伯希和的次日，即1909年9月29日。 罗振玉在董康指点下拜访伯希和，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要目的是为王式通、董康发起的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计划而服务。因此，罗文撰成后，采取最便捷的方法，立即交由董康自家的诵芬室刊印成单行本，以便尽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诵芬室校印出版的罗文《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单行本一共8页，⑥是该文的第一个版本，可视为原始版本。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诵芬室本未标明刊印时间，但我们可以推知其印出日期。罗振玉拜见伯希和4天后，即1909年10月2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给《京报》主持人、学部咨议官汪康年(1860-1911年)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燉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仁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毛庆蕃)。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⑦ 信文提到“弟有《石室书录》数纸”，肯定指他刚撰写完毕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又提到“随后印成寄奉”，说明当时罗文正在诵芬室校印中。据此可推，罗文诵芬室本的印毕时间，应在罗振玉1909年10月2日给汪康年写信后不久。 伯希和在北京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得3万册中文图书后，正准备回国之际，北京学界特意在六国饭店为伯希和举办了一次宴会。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时间、地点和参宴者，参加了公宴的日本人田中庆太郎有记录。他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日文月刊《燕尘》第2年第11号上，发表了记述文《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其中记录说： 在北京读书人的主办下，9月4日，在北京六国饭店为伯希和氏开了一个欢迎会。那一天到席的人中，有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等十余名，可谓一时间名流汇萃的盛会。那一天，罗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遗憾的事。恽学士站起来向伯希和氏举杯敬酒，对于热心求学的伯希和氏的天聪厚惠表示羡望。伯希和氏则谦逊答辞道：自己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受国家派遣而来的；能获得宝物，那只是偶然的事情；现在搜集品虽然已归法国政府所有，但学问是世界共通的；因此，如有摄影誊写等方面的希望，一定答应。⑧ 关于公宴的时间，田中庆太郎明确记录为“9月4日”。关于公宴的地点，原文作“グランドホテル”，是法语Grand Hotel(意译“大饭店”)的日语音译，系北京六国饭店的法语名称Grand  des Wagons-Lits(直译为“卧铺车厢公司大饭店”)的简称，确指六国饭店无疑。六国饭店初建于1900年，再建于1905年，位于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的原太仆寺旧址，主要是供各国驻华人员、清朝达官贵人住宿、餐饮、娱乐的聚会场所。关于公宴的参加者，田中庆太郎提到“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监督、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等十余名”，罗列了其中9人的姓氏、官职或名号。田中庆太郎罗列的9人参宴者，身份很容易查明。“宝侍郎”指时任学部右侍郎的宝熙(1868-1931年)，“刘少卿”指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的刘廷琛(1868-1932年)，“徐祭酒”指时任学部国子丞的徐坊(1864-1916年)，“柯经科监督”指时任京师大学堂经科代理总监督兼典礼院学士的柯劭忞(1850-1933年)，“恽学士”指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江参事”指时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的江瀚(1857-1935年)，“吴寅臣”即时任内阁中书的吴昌绶(号寅臣，1868-1924年)，蒋伯斧即时任学部咨议官京兼师大学堂音韵教习的蒋黼(号伯斧)，“董比部”指时任刑部主事的董康。除指名道姓列官衔的这9人外，还可以轻易推知两名公宴参加者的姓名。伯希和作为主宾参加公宴，自不待言。田中庆太郎肯定也参加了公宴，否则不会详细记录下公宴的细节。这样，可以确知11名参宴者的姓名，这已符合田中庆太郎的“十余名”之说。田中庆太郎的记录中说：“那一天罗叔言氏因小疾缺席，是一件遗憾的事”，明确将罗振玉排除在公宴参宴者行列之外。 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他的帮助，以影印出版法藏敦煌文献。据伯希和本人于1909年12月10日在巴黎索邦梯形大讲堂发表的演说《在亚洲高地的三年》中所说： 北京的饱学之士们也接二连三地来到我的住处，为的是检查和拍摄我的旅伴们没有随身带走的那几件东西。最后，他们为我举办了一次宴会，并且还组织了一个协会(association)，目的是将我们的典籍中最重要的部分翻拍成照片复制件，然后用一大套丛书的形式刊印出来。他们还要求我居中斡旋，为的是让人们在巴黎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这完全是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的最起码的事情。⑨ 可以肯定，公宴参会者曾在席间告诉伯希和说，他们为了醵资影印、刊布法藏敦煌写本，已经成立了一个类似民间结社的协会。为了请伯希和将来在提供敦煌写本照片等方面给与帮助，这帮年龄比伯希和大10—28岁的北京饱学之士们，在30岁出头的伯希和面前毕恭毕敬，极尽赞美之词。据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记载，公宴过程中，众人还推举恽毓鼎为代表，向伯希和举杯敬酒。 田中庆太郎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53年11月16日，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1897-1984年)在京都龙谷大学发表讲演《敦煌学五十年》，将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嵌入讲演稿中。该讲演稿发表后，才使得学术界开始重视这篇日本“敦煌学”史上的第一文。⑩由于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提供了一个貌似精确的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故近来被研究者奉为至宝，反复引用。如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一文便采用此说：“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11) 但是，田中庆太郎记录的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日期1909年9月4日，明显早于王式通、董康、罗振玉等人初见伯希和的时间(1909年9月28日中秋节或以前)，在时间关系上明显不合理，令人疑窦丛生。为了避免矛盾，遂有学者将“9月4日”当作阴历日期看待，以求通融。如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一文中说：“大约从八月十五开始，罗振玉等就没有空闲，十多日奔走抄写，辛苦异常，以至于到了九月四日的六国饭店宴会的时候，罗振玉竟然因病不能参加了。”(12)孟文习惯以汉文数字表示阴历日期，“九月四日”与“八月十五”对应，显指阴历日期。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彻底改用阳历(公历)，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写的日语文章，发表在日本人办的日文杂志上，读者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所用日期不可能是阴历日期，必定是阳历日期。在阴历日期解释不通的情况下，只能寻找其他解决矛盾的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