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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中庆太郎所记公宴伯希和的日期与其他史实不符，早已成为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难题。直到《恽毓鼎澄斋日记》于2004年出版，(13)才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契机。恽毓鼎也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宴会，而且在席间还被推举为向伯希和敬酒的代表。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日记中，对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整个过程记录如下： 酉刻，赴六国饭店，公宴法兰西人伯希和(字履中)。甘肃安西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寺，寺有石室数百。唐人谓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壁满绘佛像及造像人画像，年代相沿久矣。光绪庚子(1900年)，寺僧因壁敝欲修之，凿壁而室见，藏书满中。僧不知其可贵也，稍稍流落人间。丁未(1907-1908年)冬，伯希和游历迪化府，谒将军长庚，将军示以石室书一卷，且语其事。迨过安西，州牧复赠以一卷。伯希和充东方学会长，素留意中国古学，颇悉其源流，审视所赠书，乃唐人写本也。亟诣其处，以银圆数百元购得十余箱，仅居石室中全书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则均囊括而去矣。尚馀残书数束，携以来京。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乃介一美利坚人以见伯希和，因得假观，并用摄影法付印。纸墨款式，定为唐迹，了无疑义。中多人间未见久佚之书。即有见者，亦较今本多异文，且完足。藏碑有石晋开运、宋太平兴国年号，疑是宋初人避西夏兵乱，凿壁以藏其书，且彩饰画像于壁，以掩其迹耳。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与焉。伯习华语，专治中国古学。席间纵论板本，辨析真赝，即在吾辈，犹推博洽，况欧族耶？独是此书自宋至今千馀年，风雨兵火所未毁，道俗樵苏所未伤，山林护存，幸而发现。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酉刻，南皮张相薨，赠太保，谥文襄。(14) 关于公宴的时间，恽毓鼎记录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条下，比田中庆太郎的“9月4日”说晚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关于公宴的地点，恽毓鼎日记中记录为“六国饭店”，与田中庆太郎的记录相符。关于公宴的参加者，恽毓鼎日记中记录说：“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比田中庆太郎记录的“十余名”多出十余人。 田中庆太郎记录了9名参宴者的名单，又暗含了主宾伯希和和记录者本人，一共有11人。而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记录说：“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与焉”，不仅进一步说明了公宴组织者是王式通和董康，而且使参宴人数上升至“二十余人”。恽毓鼎日记中既然提到“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那么王式通(书衡)作为公宴组织者之一，也肯定参加了宴会。此外，王仁俊、曹元忠等最早抄录伯希和搜集品的人，应该也参加了宴会。这样，我们可以确知和推知14人的参宴者名单。恽毓鼎日记中既然说参宴者是“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说明王式通和董康于1909年10月4日晚在六国饭店为伯希和举办公宴时，邀请到会的人应该都是对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感兴趣的政学界人物。 罗振玉虽因病没有参加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宴会，但他撰写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诵芬室刊印单行本，应该在宴会上被散发给了每一位参宴者。主要依据如下：(1)罗文诵芬室本的首要用途，就是为有志于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人提供信息；而1909年10月4日公宴伯希和的宴会，是惟一合适的首发时间和地点；(2)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涉及敦煌及伯希和敦煌考古的信息，基本上依据的都是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前言部分；(3)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晚参加公宴后，10月5日(八月二十二日)忙了一整天杂事，还给沈曾植写了一封信，说明“同人详记书目及始末，谨以一分奉呈”，10月6日(八月二十三日)寄出“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恽毓鼎给沈曾植附寄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必定指罗文诵芬室本8页，只有可能得自1909年10月4日公宴上。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宴会上的主要话题，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说：“伯习华语，专治中国古学。席间纵论板本，辨析真赝，即在吾辈，犹推博洽，况欧族耶？”可知，席间谈论的主要话题，侧重于中国古籍的版本学问题，必定要涉及敦煌文献。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记日记时，表扬伯希和之外，想得更多一些。他在日记末尾处感慨道：“独是此书自宋至今千馀年，风雨兵火所未毁，道俗樵苏所未伤，山林护存，幸而发现。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安西牧指主管敦煌县的甘肃省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陈苏生即时任甘肃提学使兼甘肃法政学堂(兰州大学前身)首任监督(校长)陈曾佑(1857-？年)，与恽毓鼎同为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恽毓鼎在日记中谴责恩光是“俗吏”，更大骂陈曾佑“可耻”，也反映了他当时确实为敦煌文物外流而感到愤怒的心情。 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最后记录说：“酉刻，南皮张相薨，赠太保，谥文襄。”说明就在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当日“酉刻”(17时至19时)，晚清主管学部的军机大臣张之洞(1837-1909年)在家中病逝。 考虑到恽毓鼎日记的前后连贯性和完整性，笔者认为，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日期，恽毓鼎的1909年10月4日说比田中庆太郎的1909年9月4日说更可信。但恽毓鼎日记毕竟是孤证，如果能发现其他证据，那么1909年10月4日说将成为确凿无疑的定论。2012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嘉兴博物馆编《函绵尺素——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沈曾植往来信札》一书，(15)其中第178—179页上影印刊布的《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终于为1909年10月4日说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沈曾植，字子培，1909年时任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函绵尺素》一书影印刊布了嘉兴博物馆藏183通沈曾植往来信札，主体部分是沈曾植哲嗣沈慈护于1959年捐赠给嘉兴博物馆的一批沈曾植旧藏友朋来函。恽毓鼎与沈曾植两家有世交，但两人并不经常通信。此次刊布的《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是迄今所见惟一的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因此弥足珍贵。兹根据影印照片(参见附图)，先对该信释录如下(段落为引者自分)： 子培四世叔年大人阁下： 久疏笺敬，实缘碌碌，无足上陈。又不愿以两纸书例尘钧目。兹有长安一大公案，不能不闻于左右。 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书帖数十种，寄归本国。近至都下，尚携零种数束。为王叔衡、董授经诸君子侦知，因得假观影印。廿一日，觞法客于六国饭店，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倾商之伯希和，拟醵资就巴黎印全，而运玻璃以来。且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同人详记书目及始末，谨以一分奉呈，望交季申家兄同阅为要。 石室之书，庚子年即发见。地方俗吏，熟视若无睹。提学之陈苏生，亦置之不问。閟藏保存千余岁，仍落于西人之手，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公闻之，当亦扼腕不平也。 南皮薨逝，不胜殄瘁之悲。初不过肝郁，中、西、东医药杂投(相国且以意增减之)，遂至于此。 专肃，敬叩钧候万福。 廿二日，侄毓鼎再拜启。(16)  附图：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札。 这封信没有署明年、月份，只出现了“廿一日”公宴伯希和、“廿二日”写信这两个日期。但我们仍可轻易确定其书写日期为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 显而易见，《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主要用意，是通报伯希和在甘肃敦煌县莫高窟获取藏经洞文物的消息，并介绍北京学界于“廿一日”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的内容。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并协商以集资影印方式刊布法藏敦煌写本，历史上仅有1909年秋季的这一次，恽毓鼎参加了这次公宴活动。而根据前引恽毓鼎日记，公宴的具体时间应是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这样，《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末尾署明的写信日期“廿二日”，必定为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无疑。 恽毓鼎日记中，还保留下他给沈曾植写这封信的记录，也为确定《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书写时间提供了佐证。根据恽毓鼎1909年，10月6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三日)日记，他于当日“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17)结合恽毓鼎日记，可知恽毓鼎参加了“廿一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公宴伯希和的活动后，于“廿二日”(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给沈曾植写了一封通报信，于宣统元年八月廿三日(1909年10月6日)给沈曾植寄出了信件及附件，脉络清晰，毫无疑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