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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节试对《恽毓鼎致沈曾植札》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将其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进行比较，以揭示该信札具有的特殊价值。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首先说：“久疏笺敬，实缘碌碌，无足上陈。又不愿以两纸书例尘钧目。兹有长安一大公案，不能不闻于左右。”这几句话表明，恽毓鼎和沈曾植之间平时很少通信。遍查《恽毓鼎澄斋日记》、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18)等书，的确很难看到他们互通信件的记录。但因近期在北京发生伯希和携带敦煌文物来访、京师学者拜访伯希和、借阅并影印伯希和所携敦煌文献、学界公宴伯希和、双方商妥集资影印法藏敦煌文献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又促使恽毓鼎不得不给给沈曾植写信通报相关情况。 关于恽毓鼎给沈曾植写信的主旨，《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接着说：“法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中得唐人书帖数十种，寄归本国。近至都下，尚携零种数束。为王叔衡、董授经诸君子侦知，因得假观影印。”这几句话点出写信的主旨与伯希和有关，包含有以下3点主要信息：(1)伯希和在敦煌获取敦煌文物，但大都寄回法国；(2)伯希和近期在北京逗留，随身携带几件敦煌卷子；(3)王式通和董康最早获悉伯希和敦煌考古事，在北京拜访了伯希和，借阅其随身携带的几件写本，并拍摄洗印成了照片。这些信息，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所记内容大致相同，但显然不如日记详细。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时间、地点和参宴者，《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记述道：“廿一日，觞法客于六国饭店，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这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北京学界于宣统元年八月廿一日(1909年10月4日)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2)参加公宴的宾主一共有24人；(3)恽毓鼎本人参加了这次宴会。这句话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确切参宴人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中记录说参宴者有“十余名”，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记录说参宴者有“二十余人”。这两个数字固然都是大约数，但因差距很大，也使后世引用者往往不知所从。《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更进一步说明“宾主廿四人，侄亦与焉”，不仅确证恽毓鼎日记所记“二十余人”比田中庆太郎所记“十余名”更加准确，而且还提供了24人这个精确的数目。有24名参宴者，为今后进一步考定参宴者的完整名单提出了目标，限定了范围。我们既已确知和推知14名参宴者的名单，相信剩余10名参宴者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被逐渐考定出来。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宴会上的谈论内容，《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记录说：“倾商之伯希和，拟醵资就巴黎印全，而运玻璃以来。且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这两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北京学界在公宴伯希和的过程中，与伯希和商定，拟以众人集资的方式，请伯希和在巴黎将法藏敦煌文献全部拍摄成玻璃版照片，将底版寄回中国；(2)公宴过程中还商定，由学部出面给陕甘总督长庚(1843-1915年)拍电报，让长庚饬令敦煌县政府，将剩余藏经洞残卷搜集解运北京。 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伯希和返回法国后，能将法藏敦煌文献的玻璃板照片寄回中国，以便在中国编辑影印成书，费用由参加宴会者集资解决。关于这一目的，恽毓鼎日记中没有明记，而《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说得很清楚，体现了该信札的又一重要价值。而信文中提到的“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一事，可从另一个角度，为学部于1909年10月5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给陕甘总督府拍发《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提供背景材料。 以往学界谈论学部《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多将此功完全归于罗振玉。毋庸置疑，罗振玉在促成学部拍发这份电报方面，确实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时，罗振玉并没有参宴，而席间仍做出“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令尽收其余(闻多系经卷及破碎小册)，为补牢之计”的决定，这也应被视作促成学部致电陕甘总督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学部主管高层，包括“管理事务张之洞、尚书荣庆、左侍郎严修、右侍郎宝熙、左丞乔树柟、右丞孟庆荣、左参议林灏深、右参议戴展诚、国子丞徐坊、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19)管部大臣张之洞年老多病，管部不管事，且行将就木，就在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同时“酉刻”在家中去世。(20)学部尚书荣庆(1859-1916年)因患中风，长期请病假。学部左侍郎严修(1860-1929年)、右侍郎宝熙因于1909年8月13日带领本衙门司员引见时奏对多言而受到罚俸处分，此后严修请病假3个月，宝熙消极对待公务。学部左丞乔树楠(1850-1917年)是真正暂管学部日常部务的人，但因烟瘾甚重，常因戒烟而请假。1909年7月30日《民呼日报》发表《老大病夫国之现象》一文，描述此时的学部情形时说：“学部荣中堂因患中风，久病不愈。近则张中堂患病，宝侍郎亦患病，乔左丞亦因戒烟请假。学部堂上为之一空。而各种公事，均为之停顿。”(21)但在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时，至少有3名学部高官，即右侍郎宝熙、国子丞徐坊、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竟然都参加了公宴伯希和的活动。公宴席间做出学部给陕甘总督府拍发电报的决定，值得重视，也是《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提供的又一重要信息。罗振玉虽没有参加公宴，但他在此前已向乔树楠提出给陕甘总督府发电的申请，并拟写好电文草稿，再由乔树楠请示上峰宝熙拍板后实施。学部给陕甘总督拍发电报的日期，与恽毓鼎给沈曾植写信的日期相同，都在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次日，可证《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所说属实。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还说：“同人详记书目及始末，谨以一分奉呈，望交季申家兄同阅为要。”这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恽毓鼎给沈曾植随信附寄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的诵芬室刊印单行本；(2)恽毓鼎请沈曾植阅读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后，再转交给“季申家兄”同阅。“季申家兄”指恽毓鼎的堂兄恽毓龄(1857-1936年)。恽毓龄，字季申，1908年以安徽补用道署理安庆府知府，系沈曾植在安徽官场上的亲信。恽毓鼎于1909年10月6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寄出“致安徽沈子培丈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附寄物指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诵芬室刊印单行本8页。恽毓鼎给沈曾植附寄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目的无非是想引起沈曾植对集资刊印法藏敦煌写本的兴趣。也许出于同一目的，恽毓鼎请沈曾植在看完附寄罗文后，再交给他堂兄恽毓龄阅览。 至于恽毓鼎后来是否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交给恽毓龄同阅，我们尚不得而知。1909年11月13日至12月12日间(宣统元年十月)，曾在广东任知府的莫棠(？-1929年)于广州广雅书局用活字将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排印成《敦煌石室记》，(22)他在后记中提到：“右《敦煌石室记》，罗君振玉撰。予从布政沈公请观，再付活印，以播异闻。……时宣统改元十月，独山莫棠识于广雅书局。”(23)他在翻刻活印本时直接依据“布政沈公”(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手中的罗文，肯定指恽毓鼎于1909年10月5日给沈曾植写信时附寄的罗文诵芬室校印8页单行本。如此看来，恽毓鼎寄给沈曾植的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诵芬室单行本，被莫棠翻印前一直保存在沈曾植手中。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中还评论说：“石室之书，庚子年即发见。地方俗吏，熟视若无睹。提学之陈苏生，亦置之不问。閟藏保存千余岁，仍落于西人之手，岂非至可伤可恨之事？公闻之，当亦扼腕不平也。”这几句话包含有以下两点主要信息：(1)恽毓鼎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熟知敦煌藏经洞发现于庚子年(1900年)；(2)不论是以安西直隶州知州恩光为代表的地方俗吏，还是以甘肃提学使陈曾佑为代表的一省文化主管官员，都没有尽到守护藏经洞文物的职责，致使文物外流，恽毓鼎对此感到愤恨不已，也相信沈曾植会有同感。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已经对敦煌文物外流一事感叹过：“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他在给沈曾植写信时，再次大发感慨，可知他的愤怒之情发自内心。再联想起罗振玉于1909年10月2日致汪康年信中所说：“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燉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24)可以感受到，当年恽毓鼎、罗振玉等在面对敦煌文物外流一事时，受到的刺激是何等强烈。 《恽毓鼎致沈曾植札》最后一句话是：“南皮薨逝，不胜殄瘁之悲。初不过肝郁，中、西、东医药杂投(相国且以意增减之)，遂至于此。”这句话虽与本文主题无关，但与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对于张之洞去世消息的记载相对照，可进一步确证该信写于1909年10月5日。 总之，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札》虽然很短，但在中国“敦煌学”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主要价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1)该信进一步确证，恽毓鼎日记中记录的1909年10月4日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说是正确的，田中庆太郎的1909年9月4日说应被彻底摈弃；(2)该信首次披露，参加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活动的主宾一共有24人，为今后进一步考定参宴者名单提出了目标，限定了范围；(3)该信明确记载，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目的是与伯希和商量，以集资的方式将法藏敦煌文献全部拍摄成玻璃底版，运回中国，影印刊布；(4)该信透露，公宴过程中商定由学部出面给陕甘总督府拍发电报，将剩余藏经洞残卷解运到北京；(5)该信显示，在王式通、董康等人组织北京学界集资拍摄、刊印法藏敦煌文献的过程中，恽毓鼎等积极分子曾以写信方式向外界发布信息，附寄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设法扩大阅读面，其目的应该是吸引更多同好者关注此事。具有这几点价值，该信已不失为中国“敦煌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