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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论著，但一些重要的史实仍不清晰，有的则被曲解。在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都呈现为政治性占主导地位，学术因素受政治观念的制约，故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史学影响。在论战之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应是组织性举措；王礼锡编辑的《读书杂志》实际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论战的舞台。对于社会史论战，其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不宜评价过高，真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者，乃是随后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关 键 词】社会史论战/探实/《读书杂志》/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既是一场关涉现实政治的理论交锋，也是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研讨和论辩，具有社会政治和史学学术的双重意义，值得深入细致地反思。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弄清基本史实是予以评析的前提，而深入的评析也有助于史实的清理，两相结合，乃为研究复杂问题的要略。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这场论战背景的分析，探索一些尚未明晰的史实。 一 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国内外早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历年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不可胜计。在诸多论著中，虽然对论战过程都作了大体上的梳理，但还是有些史实细节尚不清晰，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历史评析的真确。 第一，关于论战的起因问题，许多论著有所涉及。早在1937年，何干之就撰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小册子，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苏联学术界对中国历史问题的不同见解，并指出苏联的争论传播到了中国，但他强调的仍是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探讨①。美国学者德里克更注重当时中国国内社会文化条件和革命思想的积淀②。而李勇则强调苏联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对于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发展为政治斗争，从而引发了中国的社会史论战，“本来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后来变成中国政界的纷争”，“中国学者的分歧，完全是对共产国际内部争论的响应”。不过，他又补充道：“这场在学术上没有根由的论战，却有着丰厚的现实土壤，或者说是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场理论层面上的交锋。”③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论战起因的论述几乎涉及历史背景的各种因素，但问题在于：哪一种因素是最根本的?不同派别之参加论战是否有共同的起因? 第二，关于论战的发展阶段和主要内容，学术界的研究与描述大致相同，即论战的全过程经历了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各有特点，又互相关联。一般讲“社会史大论战”，乃单指第二阶段专门对中国历史内容的论辩，但三个阶段都贯穿着政治性的宗旨。从历史学的角度，人们则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论战，其主要内容学术界已经作出归纳，主要包括三个焦点问题：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以及历史发展是否有一定顺序；第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第三，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特点，以及接续其后的社会性质，即是否有“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当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各阶段的论战各有怎样的政治效应和文化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清理资料，阐微探实。 第三，关于参与社会史论战的群体，许多论著对其中三个派别作了描述，但称谓并不一致：有称之为“新思潮派”“动力派”“新生命派”者，这是根据论战最初的三个刊物划分的；有的称之为中共干部派、托洛茨基派、国民党改组派，这是根据参与者的政治身份而划分的；还有一些变称，如将中共干部派称为“共产国际派”“斯大林派”，等等。按照当时的历史状况，何种称谓最为贴切?三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参与者?这些都是应当厘清的历史问题。 第四，关于社会史论战的结局及其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研究者多有论述。这个问题带有评价的成分，但论战的结局和影响究竟如何，说到底仍然是个史实的问题。较早通行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论战的胜利，同时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力图从“学术”上定位这场论战，认为“社会史论战确为民国史学的一大转折”④，结局和影响是将“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扭转过来。而德里克则认为，随着“论战的消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了“学院化”⑤，说不上影响了整个民国史学的发展。 总之，虽然研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著述层出不穷，评论的角度多种多样，但历史真相并未完全显露，求真探实的工作仍需进行，这是作出准确历史评论的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