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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于社会史论战的结局与影响，历来论者颇多，国内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从“革命意义”的角度作出评述的，认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大论战，绝不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学术争论”。论战的结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这场大论战，进步知识分子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科学理论，向全国人民揭示了真实的中国国情，从而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17)。 近年来，史学界出现淡化社会史论战之政治性的论点，主张对此作“学术视野中的重新审视”，部分学者得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结论：(1)认为参与论战者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辩论。(2)认为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壮大，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论者将陶希圣“食货派”的经济史资料清理工作以及后来的史学“跨学科”研究，都归结于社会史论战的推动。(3)认为社会史论战造成民国时期史学的“一大转折”，“这批论战者在学术领域的一番冲杀，为中国史学开启了‘新汉学’之外的一条新路，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带入一个新的领域……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18)。笔者以为上述观点，造成了对史实的曲解。 第一，论战者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某些方法，是否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论辩，不能从表层现象来轻易判定。任何学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客都可能片断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概念和某些方法，这在马克思生前和逝世不久就已出现，故恩格斯曾用谚语“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类人等予以讽刺(19)。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全面、系统接受其思想体系，不能杂糅多种其他理论，不能依己意随便曲解。而陶希圣和其他“改组派”人士将国家主义及形形色色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杂糅在一起，往往得出十分怪异的历史见解；“托派”和独立参与论战者也多将个人的意见掺杂其中。因此，不应把参加论战的人们都无区别地视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向来将意识形态、政治方向与学理认识联结一起，反对割裂。论战中各派相互攻击，背后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并非纯学术辩论，无视政治背景而单单谈论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性，远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研究社会史论战，当然需要将其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所谓“学术视野”，就是要以学术研究的眼光客观地审视研究对象。如果研究对象属于或带有政治性质，就需要仔细探讨其中的政治背景、政治主张、政治后果以及政治因素所占据的权重，绝不能借口“学术视野”而抹杀和摒弃史事内本来具有的政治性。否则，从出发点就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哪里还有什么学术视野? 社会史论战起源于政治立场的分野和政治斗争，论战中具体见解虽然多种多样，但在关键问题上均由政治见解主导历史观点。例如“托派”人士之间，虽然相互攻击甚至谩骂，但涉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历史，都主张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即皆遵从托洛茨基的观点；“改组派”的历史见解多变，但共同的特点是否定中国需要进行阶级斗争。独立参与论战者成员复杂，动机不一，熊得山比较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不乏独立思考，如他曾否认中国有过奴隶制社会。朱其华则面目多变，多抄袭中共党内文件且加以拼凑，动机乃是专为谋取稿酬和哗众取宠，当时就被论战者揭发和鄙视(20)。王礼锡、胡秋原等亲近国民党的独立参战者，则在关键的历史观点上反对中共干部派。胡秋原后来追忆当初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动机时称：“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是“非共反共”(21)。总之，社会史论战的政治性十分明显，在探讨中国历史时虽然也具有学术研究的成分，但学术观点始终从属于政治见解，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从学术角度审视这场社会史论战，其中各种主张，包括“托派”、“改组派”人士对中国社会史的一些推断，即使没有史实依据，毕竟也以理论思维方式作了各个角度的探讨，有思路多样的特征，其中荒谬的思路，正可引以为戒。而这种引以为戒，是通过批判达到的学术效果，并非其原有的价值。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当时的论战各方都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能认为各种观念都具有学术作用。 第二，社会史的论战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这是在论战基本消退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在总结、评议和重新研究过程中实现的。这不该算作论战本身的效果。至于对《读书杂志》高潮期的大论战，经历者与随后的总结者似乎都评价不高。翦伯赞说：“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22)何干之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参加者“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23)。陶希圣对此也不太积极，他反感论战中“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24)的倾向，因此筹划《食货》半月刊，准备大力整理中国经济史资料。何兹全指出：“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得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25)胡秋原则认为，论战中的许多文章“可说很少发表价值”(26)。特别积极参加论战的“托派”人士李季，对社会史论战也予以贬低。他说：“参战的人平日对于社会科学和中国问题没有多大研究，所以在论文中处处露出捉襟见肘的样子”，“就论战中针锋相对的一点看，不独赶不上古史辨的论战，并且赶不上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是一种羞辱”(27)。可知当时各派的亲历者、总结者，都不看好社会史论战。 陶希圣从论战的开始就没有遵从唯物史观，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罗列了“士大夫阶级”、“官僚制度”、“知识阶级”、“宗法势力”、“男系制度”等概念，把中国社会描述成一幅官僚士大夫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大封建系统崩坏而小军事封建系统林立、宗法制度崩溃而宗法势力仍然存在的杂乱景象。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学说，很难联系在一起。而且其立场是遵从孙中山的主张的，“决不是共产党的理论”，陶希圣声明“我们决不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一阶级论”(28)。这样的立场，使用再多的唯物史观话语也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论战后期，陶希圣在经营《食货》杂志期间更加疏离了历史唯物论，故将《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和归入社会史论战的成果，极不妥当。至于历史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受西方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年鉴学派的影响，将之记在社会史论战的功劳簿上，实在过于勉强。 第三，民国时期西方各种历史理论纷纷传入中国，从来没有“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其中，进化论历史观长盛不衰，传统史学理念根深蒂固，各类史学流派难以尽数。即使以考据见长的史家如陈寅恪、钱穆、顾颉刚等，何曾缺少宏观史识与理论思维?更不用说萧一山、柳诒徵、何炳松、蒋廷黻等各色历史著作家各有思想宗旨，还有朱谦之、常乃悳等专事构建历史体系的学人，可谓五光十色、多种取向，此乃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基本特点。虽则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定然会导出社会史论战，但《读书杂志》的出现和社会史论战达到高潮，则多少具有偶然性，其结果和影响固然存在，但评估不宜过高。 就民国史学而言，社会史论战根本未能触动整体的史学格局，董作宾考释甲骨文的工作依旧，顾颉刚编纂《古史辨》与考察历史地理依旧，梁思成调查研究古建筑史依旧，陈垣考订历史文献与宗教史依旧……哪里显示出考据史学衰退的迹象?陶希圣开展经济史资料的搜集、考订，乃是向历史考据风格靠近，就连郭沫若后来也把主要精力放到金文、甲骨文资料的整编和考释上。有一种学术观点，将民国时期的史学描述为“史观派”与“新考据派”(或称“史料派”)的对立，恐怕乃是主观虚构，依据不足。事实上，不同历史观之间的矛盾、对上古史之疑古与信古的矛盾，远远大于不同治史方法之间的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庸俗进化论历史观、人种论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社会生物历史观等混同而称为“史观派”史学，认为其共同的对立面是“历史考据派”，此见解昏聩糊涂，难以成立。同样，将相互激烈论辩的信古派与疑古派史家，一股脑儿算作“新考据派”，认为他们都压制“史观派”，也是很武断的说法。这种观点是把复杂、多元的近代史学简单化、公式化，严重违背史实，应当重新审视和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对社会史论战的清理、总结和重新研究，有助于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吕振羽就是这样的典型。但同时由于论战的背后是政治斗争，也使一批原先信奉唯物史观的“托派”人员，离开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论战对于史学的直接影响，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结，促进了“革命”史学体系的建立。至于整个论战的政治作用，前引吴泽先生的论述：“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吴泽先生是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合在一起论述的，所以这个结论大体不错，但取得这样成果，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延伸而来的，与社会史的论战关系不大。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29)一书就是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合在一起、作为同一问题论述的。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核心问题是如何估量现存封建势力的大小，评析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什么地位。当时“托派”、“改组派”人员大都主张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势力已很微弱，而城市的状况似乎支持其说法。中共干部派要维护共产国际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必须在农村社会问题上取得突破。德国留学归来的陈翰笙(30)，1929年被蔡元培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借机组织起一个左派的研究队伍，其中有钱俊瑞、吴觉农、孙冶方、薛暮桥等后来的经济学才俊。他们利用中央研究院的便利条件，开展农村调查，特别关注农村生产关系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33年，他们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证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被称为“中国农村派”。 1935年初，王宜昌撰文批驳“农村派”的观点，引发了一场论战(31)。王宜昌的论文得到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尹宽)等人的支持，他们主要以中国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杂志为阵地，被称为“中国经济派”。在这场论战中，中国农村派的参战主将有钱俊瑞(陶直夫、周彬)、薛暮桥(余霖)、孙冶方、赵槑僧等(32)，其理论、资料和阵容都远超论敌，长期调查积累的农村资料成为最有力的证据。钱俊瑞、薛暮桥等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论证了中国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占主要地位，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侵入并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由此自然地得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给中共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其所取得的业绩都是社会史论战无法比拟的。史学界理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予以更细致的研讨，给以更高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