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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总而言之，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研究，应当以求真探实为根基，任何评论都不能违背历史的真相，避免主观性、片面性。社会史论战的真实状况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具体情节，需要进一步考察，但有几个要点绝不应当忽略： 第一，社会史的论战既然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续，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质，各派的不同历史见解都受其政治观念的主导和制约。因为探讨的是历史问题，而且多有无组织的独立参与者加入论战，其中包含不少学术探索的因素，但独立参与者也各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同样具备很强的政治特征。因此，不能剥离和脱开政治性来研讨论战的史学影响。 第二，参与社会史论战者可归纳为四个群体，即“中共干部派”、“改组派”、“托派”、独立参加者。中共干部派早期参加者以郭沫若为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都是有组织性的作为。在论战高潮过后，何干之、翦伯赞等对论战作了总结性研究，吕振羽等对中国社会史重新作出了较深入的研究。 第三，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掀起论战的高潮，多少具有偶然性。中共干部派有组织性地没有参加论战，“改组派”代表人物陶希圣也未积极对待。《读书杂志》社会史论战的专辑，实际上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的舞台。 第四，社会史论战的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很有限，不宜夸大。在史学影响方面，基本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而且是经过后期的总结和重新研究才得以凸显，不是社会史论战本身的作用。真正起到重要政治作用，为中共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的，乃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以上的观点并非属于对社会史论战的评论，而是立足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求真探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