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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藤史学的主要成就与继承人 首先谈谈内藤湖南的史学贡献。对此，学术界已介绍很多，这里不再细说，仅用宫崎市定(1901-1905)在《独创的中国学学者内藤湖南博士》③一文中的观点将其概括如下： 宫崎认为，内藤湖南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学者，是日本中国学的首倡者。所谓中国学与基于地理区域划分的西洋史、东洋史的概念不同，中国学是立足于中国文学、哲学和史学基础上的一门学问，三者不可分割。这一研究视野从中国学会成立之初的构成即可得到证明。当时的会员有富岗谦藏、冈崎文夫、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高濑武次郎、本田成之、武内义雄、小岛祐马、荒木寅三郎、新城新藏等，他们的学术背景涵盖了中国文史哲及自然科学等领域。不难看出，以内藤湖南为首的这批学者，从学会创建伊始，无论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研究视角都显示出这是一个非常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团队。正是在这种贯通文史哲的学理和学风的影响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京都大学中国学连续培养出几代学术名流。尤其是京都大学中国学会组成后，内藤湖南更是一马当先，接连推出了令海内外学人不得不驻足沉思的一些重要学说。宫崎市定认为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的独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国史时代区分观点。内藤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远古至东汉中期)、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近世(宋至清代)三个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向外扩张到停止的历史变化。 2.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宫崎市定指出，把唐五代作为过渡期，宋代以后作为新时代的分期法，在内藤湖南以前既已有之，但那是一种专门研究汉与异民族关系的历史结论。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与此不同，内藤首先从政治上阐述了唐宋之际是中世贵族制的崩溃，宋代君主独裁政治建立的一个历史过程。其主要的标志是代表贵族利益的九品官人法被中止，科举选官制度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唐代中期以来至北宋建立期间发生的历史变化。 3.宋代近世文化。内藤认为，宋代以后的文化水平不仅可以与欧洲近世文化相匹敌，有时甚至超过了欧洲。对此，宫崎市定指出：“内藤博士称宋以后为近世，不仅是指距离现代比较近的意思，而是认为其文化已达到现代人同水平的程度。其证据有以下五个方面：(1)近世是平民的时代。根据平民的需要，商品不仅大量生产，而且逐渐规格化。(2)作为文化生活经过长时期发展的结果，这个时期出现了回归自然的新动向。(3)伴随文化持续的发展，自然界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宋以后出现了资源保护法的近代意识。(4)当人类察觉到古代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一种怀古以及收藏古玩的兴趣会逐渐浓厚起来。而认识古文物，丰富文化生活是宋代以后才有的现象，到了明代，有无资格鉴别文物，则成为了衡量知识人的标准之一。(5)宋代以后，随着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各地的土特产构成了那个时期市场上的一大亮点。”④ 内藤湖南的上述独创性学术观点，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史观。内藤试图以文化史为一条主线来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这些观点在其生前并未引起太多的争鸣。内藤逝世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以日本东洋史学界批判与克服所谓“亚洲社会停滞论”为契机，围绕着时代区分的标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劳动者身份、农业经营形态、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等重大历史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究与探讨，并因此出现了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学术之争。也正是在这场近三十年的学术讨论中，日本中国史学界造就了几代知名学者，也推出了一批学术名著，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内藤湖南去世以后，京都大学继承内藤湖南史学观点，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以下几位： 最早接受内藤观点，并将其具体化、著书立说的是冈崎文夫(1888-1950)。冈崎是内藤初期的学生。内藤曾经撰写《支那上古史》、《支那近世史》、《清朝史通论》等著作，概述了中国的各个时代，但是对于六朝时代没有专论。冈崎则撰写了《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书房，1932年初版)补上了这一编。在日本，这是第一本将六朝时代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进行叙述的专著。冈崎的研究证明了内藤学说中的“贵族”，源于从汉代社会的内部成长起来的名望家族。随着他们加入到军阀政权之中，遂使其转变为贵族制的政权。贵族主义的时代精神在这里得到体现⑤。 其次是宫川尚志(1913- )，代表作是《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学术振兴会，1956年)、《六朝史研究 宗教篇》(平乐寺书店，1964年)。宫川对汉代地方社会的里、乡、县三级，对指导这些基层社会的父老和三老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具体的考察，认为：随着汉帝国的衰败，乡里社会发生了质变，阶级对立日趋尖锐，于是地方社会成为豪族支配的舞台。汉末的动乱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流民聚居的地方形成了六朝时代的村，即中世的农村。 在宫川研究的基础上，宫崎市定(1901-1995)进一步对中国古代的都市展开了研究。宫崎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商周国家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等一样，都是城市国家。而且秦汉时代的县、乡、亭等制度，即为那个时代的遗留制度。众所周知，城市国家的主要居民是农民，因此那个时候城市和农村还没有分离。但是在汉帝国的崩溃过程中，很多居民为了逃避战乱与饥饿，离开乡、亭，在山野形成了新聚落“村”。而以往的城市则作为政治城市、军事城市(特别是五胡建国以后)继续存在下去了。这种新聚落“村”的长官，宫川和宫崎认为是豪族阶级。特别是宫崎还指出，这种“村”就是豪族的农奴制庄园。六朝贵族是这些豪族阶级中的精华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六朝贵族独立的社会基础。与此相关联的是，从东汉末年开始到六朝前期为止出现了无数的“坞”。关于“坞”，最早进行研究的是内藤湖南的门生那波利贞(1890-1970)。他在《坞主考》一文中，对其实体作了明确的解释，指出领导难民集团的坞主，依然是各地的名望家族⑥。 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内藤湖南把六朝至唐中叶看作是中国的中世时期，中世社会的特点表现为贵族政治。他认为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原来地方的名望家族，他们是离开政治权力而独立存在的。此后，内藤的后继者们从各自研究的问题具体地发展了这一学说，而这些研究所呈现的共同点有二：一是视角均为地方基础社会；二是结论往往都是在比较欧洲中世后作出的。 在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中，学术影响最大的是宫崎市定(1901-1995)。宫崎的学生时代得天独厚，教授中除了内藤湖南以外，还有桑原骘藏、羽田亨和狩野直喜等一代名师。对于宫崎的学术地位，东京学派已故学者前田直典在《古代东亚的终结》一文中曾指出：“内藤博士以后，宫崎市定是京都学派中最卓越的中世论者。”⑦宫崎市定不仅在历史分期法上继承了内藤的观点，而且在经济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诸方面作了大量重要的实证研究。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是宫崎的代表作。该书从官僚选举制度方面论证了中世贵族制度得以形成、持续发展乃至结束的历史原因。对内藤提出的时代区分论给予了实证的有力支持。台湾学者高明士认为宫崎对内藤史学最重要的补充是：“一、将东洋史平等地而非附属地纳入世界史中加以比较；二、从佃户制的性质、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等社会经济方面，阐明宋代为近世之始。”⑧ 第二代学者中还应提到的是宇都宫清吉(1905-1988)。宇都宫也是一位试图建立新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学者，他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从精神史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时代和人一样具有人格，对此，他称之为“时代格”。一个时代就像人一样：既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传，还有自己特有的个性。他说这种“时代格”，是在继承前代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规范的同时，加上时代所固有的个性而形成的。他认为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帝国的完成时期，秦汉帝国的“时代格”具有皇权政治的特点。但是到了六朝时代，否定了秦汉的政治内涵，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时代格”，宇都宫称之为“自律性的时代格”。这种自律性，只有六朝的贵族才有。六朝的贵族阶级之所以可以不接受来自政治权力的支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有社会威望。隋唐时代，吸收了秦汉和魏晋两个时代的特点，因此隋唐的“时代格”表现出一种具有秦汉和魏晋的二重性格的特征，宇都宫称之为“政治自律特征”。可以看出，宇都宫的“时代格”不是静止的，而是因时代不同各具特征的。 谷川赞同宇都宫关于汉代社会自律与支配原理同时出现的主张⑨，并且在论证六朝名望家族即豪族时，始终将目光聚焦在他们的自律与精神层面。谷川指出这些地方豪族手中掌握的地方社会支配权力，不是来自于皇权，而是来自于地方民众的拥戴。之所以受到乡里社会的拥戴，关键不在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财产数量，而在于他们的人格，在于“德行”，在于他们始终恪守的自律行为以及所从事的学问、思想、文学等产生的社会影响。谷川称中世时期以家族为核心的生活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律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豪族共同体，是维护地域社会安定发展、维护中国中世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管理的重要基础。显然，谷川的研究中来自宇都宫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宇都宫认为“一部历史文献不单单是材料与手段，而是时代精神的结晶”⑩的观点，给予谷川太多的历史感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