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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论”的构建 谷川一生的心血在于“豪族共同体论”的构建与运用，他认为：日本战后套用欧洲历史发展模式，将中国历史同样划分为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几个阶段的做法，对研究中国历史来说是无效的。以这样的视角来完成“克服亚洲停滞论”的课题是不可能的。如果欧洲社会的历史是以私有财产制为特征而展开的，那么，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则是以村落共同体的方式自然展开的(11)。谷川指出：在战后二十余年探讨中国史本质的过程中发现，唯物史观的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很难吻合(12)。为此，谷川一直在历史方法论上进行着摸索与尝试。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谷川道雄与川胜义雄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的学术观点。他们试图从地方上的名望家族(豪族)与宗族、乡党之间形成的保护与依附关系来考察六朝贵族自立性的社会基础。这个研究包含两方面的意图：一是搞清六朝贵族制的基础不仅来自其个人经营的内部，而且也源于包含广大自耕农在内的社会基层之中；二是贵族阶级的地位与权力不是来源于皇权一侧，而是来自地方民众的支持(13)。其后，谷川与川胜在京都大学又发起建立了“中国中世史研究会”，进一步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广到以集体的方式进行。 1976年，日本国书刊行会出版了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谷川在该书“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以什么样的方法与结构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不仅是日本学界多年的一个悬案，也是我个人迄今为止最大的兴趣所在。”显而易见，这是一部针对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专著。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制度，谷川道雄认为：“单纯研究律令制的方法，是一种没有血肉，仅仅作为一种理解支配民众政策的研究而已。”(14)在谷川看来，更应该研究的是凝固到这些制度中的时代精神和人的意志。谷川对于当时流行的“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王朝对于民众的人身支配是以村落共同体为基础而实现的。这种支配关系一旦发生破绽，势必引起社会的动乱。因此，如果能在承担赋税方面让村落共同体成员平均负担的话，共同体的维持以及社会的安定都可以得到保证。”(15)因此，他认为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压迫不是唯一的存在方式。中国中世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生活在乡里社会的豪族共同体。他们是六朝时代的国家基础。所谓豪族是指那些居住在乡里社会的有名望的家族。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知书达礼，有很好的道德情操，深受邻里百姓的爱戴，对乡里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简言之，这些人具有很大的感召力。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乡里社会享有很高的威望。 谷川对六朝名望家族的考察，始终是围绕伦理道德，即精神层面展开的。谷川认为，研究中国中世史，关键是要把握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系，即民众的生存方式与人际关系。他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和谐，而不是阶级对立。中国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士大夫与民众的关系。作为支配阶级的资格不是因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而是源于知识与道德的水准。谷川的豪族共同体学说问世后，1970年代前期，受到了东京学派堀敏一、五井直弘、重田德、田中正俊等众多学者的激烈批评。堀敏一主要从均田制的角度考察了国家权力对农民实施的人身支配，认为中国的历史从秦汉至隋唐的支配体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唐代仍然属于古代社会(16)。除此之外，更多批评的焦点集中在阶级调和论，认为谷川对豪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伦理道德的精神作用，脱离了阶级斗争与唯物论的立场观点(17)。对此，谷川的回答是：为什么大家认为我的豪族共同体论对伦理性强调得太过分?首先，这些批判者都是近代人。近代以前，精神和物质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精神物质化，物质精神化，绝不是一种虚妄不可解的现象。然而，近代以来，两者间相互转化的结构被切断，精神的位置低于物质，物质决定精神。现在让人相信精神具有超越物质的力量，是很困难的。针对东京学者重视经济基础的现象，谷川指出：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结构学说，我认为把它看作是一个典型来考虑才是合适的(18)。 要言之，谷川的豪族共同体观念首先继承了内藤的中世说，同时也受到宇都宫清吉的很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谷川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是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体自身发展而发展的观点。与秦汉时期的“里共同体”不同，中国中世社会的共同体是一种豪族共同体，而且是存在于国家支配之外的。这个时期的豪族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律性的文化阶层。 综合考察谷川的上述观点，我们认为把谷川的历史观归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牵强的。谷川的历史观应该与内藤一样，是一种文化史观。谷川对内藤湖南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在于社会内部文化的动因所提出的历史分期法非常赞赏，他认为：“内藤从文化的原因所提出的历史阶段区分，是一种揭示中国历史的新体系。”(19)重视中世豪族精神层面的视角、强调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发展基本动因，正是谷川对内藤文化史观的一种继承与发展的表现。谷川的这一结论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是否一致，暂且不论，重要的是谷川提出了一种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角度。这一点，正像牟发松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揭示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被克服的动力机制，使过去因片面强调阶级原理而被有意无意遮蔽了的历史真相和特殊面貌豁然显现出来，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豪族共同体问题所引起的论争不啻一缕春风，为新的理论起步注入了活力。”(20)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截止到谷川的前三代学者，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尤其应该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如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在规定的意识形态中进行研究，很多成果带有明显的先验论色彩，并且对今天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探讨内藤史学的学术风格，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当今学术研究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