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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关 键 词】《史通》/《文史通义》/历史编纂理论/论史法/论史义/“独断”之学/“别识心裁”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前后媲美的古代史学评论名著，是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思维上的结晶，对于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中国有世代相续、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记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重视历史记载，是人类智慧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人类意识的一种飞跃，因为他已认识到总结自身活动、为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经验之必要。黑格尔曾特别称赞“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他说：“因为‘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① 这段话讲的很深刻，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智能达到对民族本身的发展能够作一番探讨时，才有“历史”，这时，不但个人获得了是为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神灵”、“教义”存在）的自我意识，而且，就这个民族全体来说，也才具有认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由来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故此，我们可以说，从没有历史记载到有了可靠的记载出现，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从有历史文献发展到有了以明确的历史观点（即“史义”）作指导的史著产生，是第二次飞跃。而到了有如《史通》和《文史通义》这样的总结史学发展的著作产生，则是第三次飞跃。无疑，这两部名著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学达到理论自觉的阶段。对之进行比较研究，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探索的重要课题。 一、《史通》、《文史通义》著述背景和学术旨趣之异同 刘知幾（661—721，唐高宗显庆六年至唐玄宗开元九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人。他主要活动在武则天、中宗时代，至玄宗前期。《史通》完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全书二十卷，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始于《六家》、《二体》，终于《辨职》、《自叙》。外篇十卷，十三篇，始于《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终篇是《忤时》。刘知幾长期任职史馆，参预修史，自谓“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702），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转左史，次年奉令与李峤、朱敬则、徐坚、吴兢等修撰唐史，成《唐书》八十卷。中宗神龙元年（705），任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国史。二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录》。景龙二年（708），专掌修史，迁秘书少监。前后任史职三十年。胸中长期积累许多郁闷，对于权臣监修国史制度的种种弊病观察深刻，满怀愤慨。《自叙》篇言：“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章学诚（1738—1801，清乾隆三年至嘉庆六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人。四十岁（乾隆四十三年）中进士。自以为迂拘，不会在官场应酬，不敢入仕，而任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任正定、保定、归德三书院讲席。五十三岁入湖北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又曾主修《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文史通义》一书，系章氏从三十五岁始撰，至他逝世时尚未完稿。此书有两种版本。一为章学诚遗书本，系章氏临终前嘱萧山王宗炎代为编定，后由刘承斡嘉业堂依王氏编目补订刊行，称“章氏遗书本”，分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另一种为章学诚次子华绂在开封刊行之本，称“大梁本”，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二者比较，内篇除排列次序及分类不同外，前一版本多出六篇（即《礼教》、《所见》、《博杂》、《同居》、《感赋》、《杂说》），内容大体无多不同。惟外篇差异较大，前者为“驳议序跋书说”，后者为方志之文。从认识章氏学术思想言，“章氏遗书本”为优，“大梁本”当然可作补充。故读此书，首先应区别两种版本，以前者为主要依据，再参考后者。 《史通》、《文史通义》均为史学评论著作，一部撰成于传统史学中期，一部则撰成于后期。史学发展的背景不同，故两书各自的针对性不同，论述的重点和旨趣当然有别。 （一）史学发展趋势和史书体裁演变的不同特点 刘知幾所处时代，史学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趋势。由于《史记》、《汉书》两部名著的楷模作用，以及朝廷设置史馆修史制度的逐渐成熟，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初，产生了一大批纪传体史书和编年体史书。《隋书·经籍志》对史部著作详加著录，并因其数量众多和地位提高，列为四部门类中第二部。拿南北朝时期的后汉史著作为例：纪传体后汉史，共有吴谢承、晋薛莹、晋司马彪等十家；编年体后汉史，共有晋袁宏、晋张瑶等四家。再以这一时期所修晋史而言，纪传体有晋王隐、晋虞预等十一家；编年体也有晋陆机、晋干宝等十一家。其他纪传体史书，有三国史韦昭等七家；南北朝史有宋徐爰等十七家。其他编年体史书，有三国史晋孙盛等二家；南北朝史有宋裴子野等六家。合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撰有纪传体断代史多达45家，编年体断代史多达23家。 唐初，史馆制度确立，朝廷大规模敕修前代史。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姚思廉奉令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修《北齐书》，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书》，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书》，并由魏徵总监诸史。至636年（贞观十年），五史撰成，皆纪传体，共二百四十一卷。646年（贞观二十年）又撰成《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受诏撰修，也是官修“正史”。还有李延寿于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撰成《南史》、《北史》。二史以其父李大师撰成的篇章作为基础，加上延寿本人贞观年间在颜师古、孔颖达手下修《隋书》，又参预《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修，因得窥见内秘所藏八代史书及五代史新本，搜集了大量材料作为补充，经过十六年的功夫而完成，也是纪传体，共一百卷。 刘知幾所面临的，便是两晋南北朝至唐初约六百余年间史学的繁盛和纪传、编年二体的备受重视。而这众多的史著，其内容、史识高下不同，体裁体例运用及史料采集剪裁有优有绌，参差不齐，凡此种种，何者足以取法，何者应当纠误，至此亟需要作总结、评价和提出范式的工作。《隋志》列为四部书的第二部，可以说是从典籍著录上作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工作，《史通》则是从史学评论角度，进行一番总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发达的进一步升华，在文化史上具有首创意义，在世界史上也是遥遥领先的。 章学诚则处于传统史学的后期。他面临史学演进的新问题。首先是纪传体正史体裁一直沿用，自《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来，直至清代雍正十三年修成《明史》，先后共修成纪传体正史九部。其中，有的撰修者态度较认真，撰修时间较充分，故获得较高评价，如《新唐书》、《明史》。但也有很受讥议的，尤其是辽、金、宋、元诸史，仓促成书，舛误甚多。元朝修辽、金、元三史，早有动议，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即因王鹗奏请，议修《辽》、《金》二史，及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又令史臣通修《宋》、《辽》、《金》三史，但修史工作停顿，迟迟不能成书。直至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右丞相脱脱奏请设局，重修三史。但修史时间极其迫促，《辽史》一年时间成书，《金史》一年八个月成书，《宋史》卷帙多达496卷，也仅用二年八个月成书。《元史》纂修系在明初洪武年间，两次开局，总共用331天，修成210卷，平均用一天半修成一卷。时间如此迫促，兼之史臣不谙体例，故书中误载甚多，在历代正史中最受讥议。与章学诚同时代的考证学者钱大昕、赵翼等人，都从史实记载歧误、体例不当等项指摘上述诸史的弊病，那么从史学评论角度对此作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了。 章学诚所面对的还有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新问题：南宋以后，纪事本末体史书接踵出现。继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依据《通鉴》原书的内容，变编年体为纪事本末体，取得了成功之后，南宋即有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杨仲良《南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此书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改编而成）。明有陈邦瞻撰成《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二书。清初有马辅《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尤其是有谷应泰著成《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在官修《明史》之前，不依靠抄辑正史，而是独立搜集史料而著成，价值更高。对这一新的史学现象如何看待？对其特点如何评价？如何预见其对历史编纂未来发展之影响？都需要给以回答。 （二）对当时严重阻碍史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各自进行大力针砭 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他提倡“独得之学”、精于史学、对如何修史是很有见解的史学家，在奉诏预修国史，以及中宗朝奉敕撰修《则天实录》过程中，他极想贯彻自己的修史主张。“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② 所以，如何在设馆修史制度上，能保证撰成“信史”？如何纠正贵臣乱加干预、修史者无可适从的现状？如何尊重修史者的职责，写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就成为事关重大的问题。刘知幾最可贵之处，是不放弃原则，勇于铮铮陈言。知幾因有史材，被任命为史官，但因“介直自守，累岁不迁”。③ 他致书萧至忠，批评监修制度种种弊病，要求辞去史职。“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等则对之嫉仇。”④ 后萧、宗等获罪伏诛，知幾乃获免于难。 刘知幾不仅责任心极强，自己期望极高，而且才华出众。《新唐书》本传云：“子玄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朝有论议辄豫。”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不仅发挥修史主张，而且是自己几十年深刻思考政治、社会问题的结晶，提出独特见解，表达各种批评意见，“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因此《自叙》篇讲得十分沉痛，结尾言，此书能否像扬雄《太玄》一样在后世遇到张衡这样的知音，无法知晓。“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章氏则生活在朴学盛行的时代。“朴学”即质朴之学，与义理之学相对举。专门从事考证，只重视搜集史料、文字训诂。梁启超言：“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只重视严密的考证方法，故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⑤ 视考证学为学问的最高境界，甚至是学问之全部。故又言：“吾乃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其在中国，则晚明之心学，盛清之考证，皆其例也。”⑥ 又言：如有探求义理者，则拱手而相谢。表面谦虚实则排拒、轻视。章学诚对此风靡于世的考证之学，有独特的看法。他对二千年学术的演变、利弊、得失，有精辟的见解。他本人不善考据，对此并不加掩饰；他承认考证学的价值与贡献，但他同时看到醉心考证将会造成的严重弊病：沉溺于烦琐问题的考证，而忘记学术的大体，放弃了理论思考，迷失“学术经世”的方向。所以他主张“别识心裁”，倡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自35岁起著《文史通义》，直至去世，大力针砭考据学末流的严重弊病，以“挽救风气”为己任。在致钱大听信中，讲他所受到的世俗之士反对的压力，比刑狱的威胁还厉害。又说：“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惟……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欲以表禄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⑦ 他被目为“怪物”、“异类”，但毫不气馁。此信表白其“逆时趋而持风气”坚定志向，并热望得到钱的支持。然而可惜的是，章学诚的热情恳切的信似乎并未得到钱氏的回音，我们从钱大昕的文集中并未见到复信。 他相信后世一定能够认识《文史通义》思想深刻、旨在救世的价值：“百年之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⑧ 表示出高度的自信，其感情恰同刘知幾一样深沉。《文史通义》同为心血的结晶，其命名为《文史通义》，即表明论述的范围超出史学，不但要考察历史编纂学的演变，而且要从哲理高度探索客观历史的规律性，要贯通研究整个学术的变迁，以及剖析当今学术风气的利病得失。 （三）二者都包括哲理层面的深刻思考，而论述重点有不同 “历史学家都是哲学家。”史学评论家，如刘、章，更是哲学家无疑。刘、章对哲学的探讨就是对经学的评论。在封建时代，经学是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导思想，对经学有无独创性见解，决定史学理论能否超越前人，有所创新；况且，经典中之《尚书》、《春秋》，还有《左传》、《公羊传》，就是史书。故《史通》、《文史通义》中有关经学的命题和论述，关系重要。 唐代经学是义疏之学，用朝廷敕修的注疏来统一对经典的理解。贞观十六年（642）编成《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此有统一儒家内部对经典理解、结束宗派纷争的意义，又造成刻板理解，科举考试必须拘守传注解释，不能有自己的解释，更不能怀疑和提出异说，这是对思想界的严重束缚，也不利于在撰史中依独断之见、写出信史。故刘知幾勇敢地提出怀疑，写了《疑古》、《惑经》。不受经注的束缚，表现了勇于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清代，经过批判理学空谈误国之后，顾炎武等提倡“实学”，一要经世致用，一要回归到儒家经典的理解。故顾氏言：“古今安得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后邪说以起。”他揭起“经学即理学”的旗帜，要求回归到儒家经典去寻找对“道”的理解。乾嘉时期因考证学盛行，理论思维有所欠缺。乾嘉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哲学家，一是戴震，一是章学诚。章学诚写了《易教》、《书教》、《原道》等名篇，作了深刻探讨。较之顾炎武，及同时代的戴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梁启超见识极敏锐，评价他“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又称《文史通义》中的卓越见识“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⑨ 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对章氏未专门论述，应是一个缺陷。侯外庐所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对章学诚哲学思想作了论述，有些见解颇为深刻。不过，章氏精辟的观点可以发掘和再认识的地方还有甚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