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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通》理论创新的几个问题 （一）对历史编撰发展的出色总结 “总结性”一词，在有的学术文章中有时用得甚为宽泛。如有的文章称清代学术具有“总结性”的特点。是否这些学者都自我意识到进行总结？看来未必。刘知幾则是充分自觉地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在众人随波逐流之中，他自标“独断”之学，欲成“一家之言”，“立言垂后”，⑩ 坚持独立思考，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创见。《自叙》篇画龙点睛，讲自己的理论追求：“若《史通》之为书，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著《史通》，是要总结史学的根本问题。义，指修史的宗旨和编撰的要求。而本书的目的，即要辨析在史学长河中哪些符合修史宗旨，哪些做法却违背了；全面、系统地评判编撰体例、方法的得失。又言，《史通》的内容，以史为主，还涉及包括社会、学术以至哲学根本问题：“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万有。”又明确说：“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纲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荩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要严肃、郑重地拿起批判的尺度，评价一切；别人称我多讥往哲，而我要上拟《春秋》，为后世立法。 刘知幾的理论总结，做到把握全局，突出关键问题，且又内容丰富，方面很广，层层深入，批评切中要害，能作辩证分析，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中国史学发达，至南北朝唐代形成高峰，在大量史著基础上，又产生了史学评论的著作，上升到理论来总结，这是一个飞跃。我们应以此自豪。 《史通》开卷是《六家》、《二体》（按，此二篇不应分列两卷）。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书前《史通通释举要》中言：“《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评论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六家中，二体更是主脑。”所论甚有见地，对我们很有启发。《六家》是将有史以来的史书体裁，概括为六种类型，分别论述其内容性质和体裁特征，以及在后代的衍变，在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价值。刘氏言：“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论之，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即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纪传体。总括了有史以来所有主要史书体裁，如浦起龙言：“史体尽此六家”，“欲溢为七而无欠，欲减为五则不全，是《史通》总挈之纲领也。”刘知幾的论述，既把握全局，又能突出关键问题。如：论尚书家：“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概括其特点是记言，汇集的是商周的重要政治文献，其体式和对象，主要共有六项。刘氏区分《尚书》为典、谟、训、诰等六种体式，实较之有的评注家对《尚书》过于细碎的分类法更为恰当。刘氏批判以后有仿作者，称《汉尚书》、《隋书》等，都违背了《尚书》所记为“君臣相对，词旨可称”的根本要求，而陷于“剪裁今文，模拟古法”，“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他评论《史记》，“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取得了成功。但后来有两部书，只从形式上模仿，一是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十卷，一为北魏宗室王晖《科录》二百七十卷。徒具形式，而内容却全抄原有记载，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论汉书家，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二体》篇论纪传体、编年体，各自的优势，和存在的欠缺。论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论纪传体同样至为精采：“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总之，刘知幾在《二体》篇中所总结的，都做到所表彰者，恰是其精华之处，批评又切中要害，因而大大提高人们在总体上对中国史学两种最主要体裁之优点和缺点的认识，并且对如何自觉地发扬其长处而避免其短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浦起龙称“乃是著述家深识利害之言”，这是因为刘氏有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著史实践体会，又有理论高度深入思考，故书中许多分析、论断，都具有经典性意义。 （二）理论总结涵盖面广，提出了多方面有价值的命题，论述层层深入 《史通》中《六家》、《二体》两篇论体裁；然后《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篇均以专题论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又其后，《断限》、《编次》、《称谓》等篇提炼出重要的命题来论述编撰方法；此外，还有论述叙事方法，史料搜集、鉴别，历史文学的要求和技巧等项，是多层次、多角度探讨，具有重要的创造价值。浦起龙不愧是清代学者中深谙《史通》成就的好学深思者，他在《史通通释·序》中，对刘知幾处于唐代的时代条件下，对历史编纂所作的总结范式的工作和理论的创造精神，有一段极为扼要而中肯的概括：“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哤。彭城刘子玄知幾氏作，奋笔为书，原原委委。俾涉学家分塍参观，得所为通行之宗，改废之部，馆撰、山传之殊制，记今、修往之殊时，与夫合分、全偏、连断之宜，良秽、简芜、核直、夸浮之辨，觏若画井疆、陈绵蕝，岂非一大快钦！矧夫衡史匹经，比肩马、郑，而非虫篆雕刻之纤纤者欤！顾其书矜体慎名，斥饰祟质，迹创而孤，其设防或褊以苛。甚者饱辞蔑古以召闹，臆评兴而衷质蔽，莫能直也。”浦氏这段论述，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1）中肯地指出史学一门演变到唐初，著作繁多，体例庞杂，议论歧异，非经过一番理论上的整理总结不能前进。《史通》之著，正适应此一时代需要！（2）认为刘知幾面对此局面，发愤著述，“原原委委”，作了系统的总结：廓清了官修、私撰之间的不同；记今与述往两种史书的要求有何差别；合与分、全与偏、连贯与断限何者适宜；质量高低，文字简要与芜杂，内容核直与浮夸如何辨别。让习史者区分不同的性质、范围，比照衡量，而明白何者是历代成功经验，应当遵行，何者是应革除的弊病。一书在手，而著史的范围界限，体例法则清晰呈现，这对后人是多大的贡献！故刘氏论史的功劳，绝非雕虫小技者可比。（3）指出《史通》论史例、史法部伍严格，标准甚严，“斥饰祟质”，突出地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而长期不被人了解。刘氏有时立论过于苛严，言词激烈，对此应予以同情的了解，不应夸大其短处，这样才能理解其书的真价值。浦起龙对刘氏总结历史编纂理论的贡献评价精到，着眼于《史通》所作阐发的命题、范式的时代意义，且具有辩证的眼光，对于我们认识《史通》在理论上的体系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很有启发意义。 当然，刘氏的阐释不可能完美无缺，譬如在《本纪》篇中，他批评《史记》不应立《秦本纪》，后又有《秦始皇本纪》，项羽也不应立本纪，又在《世家》等中，批评陈涉不应立为世家，这些都反映作者过分拘守于“例”。著史当然必须有严整合理的体例，但又应当根据反映客观历史的需要作灵活变通，司马迁的杰出之处，恰恰在此也得到体现。 《史通·探赜》篇特别值得注意。此篇举出前人指摘《左传》、《汉纪》、《史记》、《三国志》、《汉晋春秋》、《十六国春秋》的言论，一一予以分析，指出持论者乃“或出自胸臆”、“或妄加向背”，告诫后学不可沿习这些谬误。其中有一段对孙盛评论的评论：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刘氏的批评，堪称取证确当，说理严密，辨驳有力。他指出，虽然春秋时期因列国分立、交通阻隔的限制，史官无法如统一时代那样全面掌握各地史料，但《左传》却明明做到对“夷狄”的活动多有记载，对于楚国北上中原、晋楚争霸等史事所述更详，孙盛竟称其“贱夷狄而贵诸夏”，可见所言毫无根据。而《汉纪》依据《汉书》所载，所秉承的恰恰是极其可贵的“中外一概，夷夏皆均”的客观态度和宽阔胸怀，足证孙盛之论纯属臆测。另一段对于葛洪称司马迁将伯夷居列传之首，是为了抒发其“善而无报”的感慨的说法，刘氏的批评同样切中要害，指出《史记》作为一部通史，稽考春秋以前人物有事迹可载者，唯有伯夷、叔齐二人，这正是按时间先后决定编纂次序的正确方法，岂可以表达个人激愤之情作穿凿的解释。《探赜》篇这两段评论之所以有重要价值，就在于成功地体现了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中如何运用实事求是、力戒主观臆断，根据记载客观历史的需要考察历史编纂方法的得失，重视史学演变的纵向联系，和对问题作辩证分析等原则进行分析、评价；而这类卓有见识的例证在《史通》各篇中所在多有，这就为中国史学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史通》中有的篇章，骤看是讲很局部的问题，似乎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其实仔细分析，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如《覈才》篇论文才与史才不同。对史才的要求是：刊勒一家，弥纶一代（按，指一代大事，社会情状），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按，指人物、事件和其他重要内容不互相歧异矛盾）。本篇具有针对性，因自南朝至唐代文尚俪体，造成世重文藻，词宗淫丽，这种浮华不实的文风必须扭转，刘知幾的言论反映了时代要求。故浦起龙评曰：“然其言已为退之、习之辈前导也。” （三）倡导直笔精神，批评史馆监修制度的严重弊病 《直书》、《曲笔》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刘知幾义正词严，论调史家要伸张正义，秉笔直书，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恶名被于千载。主张为了直书其事，“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冒险犯难，在所不惜。严厉斥责歪曲史实、文过饰非的做法，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直书》、《曲笔》两篇，一正一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什么是直笔？《杂说》篇中作了扼要的解释：“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范文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说：“《史通》以直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鲜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11) 刘知幾提倡直笔精神，贯穿于全书，包括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中。故是《史通》的中心思想之一。 朝廷委任权臣监修国史，至唐初成为定制，酿成种种弊端，成为阻碍史学发展的严重问题。刘知幾在史馆前后二十余年，深有切身体会，故列举其弊病，指陈其危害，十分有力，是《史通》战斗性的重要体现。《忤时》总结监修制度“五不可”。其中有监修者多，处处掣肘、限制，“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又批评委于众手，互相推诿：“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辨职》、《自叙》篇中也有事实确凿、言词激烈的批评，云：“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12) 刘知幾的批评，都是确有所指，是为了达到史馆修史不受权势者所左右，修成的国史不受歪曲，务存实录。可以说，他所论都是针对存在的弊病而发。而从史学发展的长河看，我们对于史馆监修，除看到其弊病外，又应看到积累当代史资料和为前朝修史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 （四）提出对儒家经典不应盲从 刘知幾主张对儒家经典应独立思考，勇于怀疑，在唐代墨守经师注疏的环境中，进步意义更明显。 《疑古》篇直言，圣人所修儒家经典，并未做到完全符合直笔的标准，“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美者不见其恶，恶者不见其美；见其一面，掩盖其另一面，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刘知幾批评《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浦起龙注：郭本作‘世’，别本作‘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又如，《尚书·虞书》美化尧时德义盛行，天下大治，“克明俊德”，但《论语》讲“舜举咎繇，不仁者远”，说明当时不仁甚多，证明《虞书》是铺张善治之词，不可据信。这类例子很多。又《惑经》篇提出《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如云：“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又言：“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刘知幾“疑古”、“惑经”，不是否定儒家经典，而是发扬孔子“多闻阙疑”、“毋意，毋固，毋必，毋我”的朴素理性精神。他在《载文》篇中颂扬《春秋》“别是非，申黜陟”。又在《叙事》篇中赞美孔子所编《尚书》，所修《春秋》的典范作用：“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便为明证。 （五）“史家三长”论 《旧唐书》本传载有刘知幾回答监修国史郑惟忠所言：“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史通》各篇中对史家必须具才、学、识三长的理论有深刻的阐发。 刘氏最重“史识”，他主张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13) 又认为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并举出汉代贾谊之史论，晁错、李固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疏，蜀汉诸葛亮之《出师表》等，“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并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14) 他严厉批评治学只限于“治章句，通训释”。(15) 他主张读书应有“兼善”的眼光和态度，贵在提出独到见解，反对作“藏书之箱箧”，故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观世之学者，或耽于一经，或专精一史。读《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殒，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16) 对于史学的社会功能尤作了精辟的论述：“用使后之学者，坐彼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廷，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者则如彼，其劝善惩恶者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刘知幾论“史学”，应包括三项意思，一是史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二是要掌握丰富的史料，三是对史料要善于鉴别、采择。他强调必须广搜博采丰富的史料，才有可能修撰成有价值的史著：“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18) 同时他又十分重视对史料必须严格研核，鉴别真伪：“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理相乖；非复牴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诠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19) 刘氏对以杂史、笔记采入史著持审慎态度，对于《晋书》好采异说曾有严格的批评，称其“务多为美，聚博为功”，是将前代史家干宝、王隐等人所弃之“粪除”、“秕糠”都收罗了，因而“见嗤于君子”。而同时，他在《杂述》中以专篇论述杂说笔记具有“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加”的价值，详细地将之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共举出四十种著作，详细讨论它们的性质和价值上的得失，说：“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最后，发挥孔子“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遗训，归结到“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20) 刘氏的论述，打破正史独尊的观点，对各种杂史的价值和缺陷在理论上予以总结，成为古代史料学的重要文献。 刘氏论“史才”，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字表述对于著史的重要性，“史之为务，必借于文”，而历史叙事的要求，在于“尚简”，“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21) 二是辨“文才”与“史才”的不同，在《叙事》、《覈才》等篇中，力诫“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阮瑀）、孔璋（陈琳）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总之，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光辉成果，对于后世学者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史通》陈义甚高，确定了远大的目标，深刻地反映出刘知幾本人才气横溢，又怀抱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极希望在中国史学以往成就的基础上，一代又一代写出成功的史著，出现一批又一批才、学、识兼具的良史，形成体例严密、方法精良的修史范式，特别是保证撰成真实的历史，反对曲笔讳饰，标准定得高，批评的尺度把握得严，真是用心良苦！在《叙事》篇中，论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又提出“尚简”、“用晦”的界说，其精神、原则、要求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举例太严。如称《汉书·张苍传》中“年老，口中无齿”句，“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应省去“年”及“口中”，实在未见必要。然则，对其高尚的出发点和严格的尺度，应有同情和了解。因为他是针对魏晋以降史书芜蔓太甚的现实，所以某些议论有些矫枉过正，因为不过正，不能矫枉。浦起龙说：“论古考言，贵设身处地。”(22) 又说：“子玄是书，尽意洗伐，特顾令著作之庭，净无尘点耳。”(23) 可谓知言。 对于《史通》史学批评的局限性，我们也应有恰当的说明。除上文已提及的外，又如书中指责《公羊》、《谷梁》二传“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24) 又极诋魏收，称其“性憎胜己，喜念旧恶”，“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25) 而未能细考《公羊》、《谷梁》、《魏书》三书之价值，所言失于片面、偏激。《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对《汉书·五行志》的批评，既有中肯之见，但也有指责不当之处。(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