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史通义》:“史义”指导下历史编纂理论的建树 (一)《文史通义》探讨的范围和著述的宗旨 《史通》理论阐发的重点是在综核群史,辨析体裁体例,提出历史编纂的范式。与此不同,《文史通义》论述的范围既包括历史编纂理论的探讨,同时又有更广泛的范围,包括探讨古代学术的源流演变和当今学术趋向隐藏的严重弊病,并且考论儒家经典的真价值,从哲理的高度予以阐释。《文史通义》的命名,先标“文史”,突出地表明书中探讨的范围要包括“文史著作之林”,即整个学术领域,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并且亮明旗帜,归结到“义”,即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贯穿全书的重点;其方法则是古今上下贯通,并将文史的不同门类打通研究,强调与只作狭窄范围研究者不同的治学之“通识”。这样的学术取向,在乾嘉学者中确是独树一帜。处在考证学盛行之时,章学诚不像一些朴学大家一样声誉显著,他擅长“校雠心法”,但清朝开四库馆,他并没有资格入选纂修之职,一生被排拒于上层社会之外,生活困顿窘迫,遑遑外斗,终日奔走,这样的处境却有利于他对盛行学风背后隐藏的严重弊病作冷静的观察,有利于他体察社会情状,坚定其“学术经世”的意识。章学诚打通文史界限,重视“义理”,进行哲理的探索,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乃是自觉地救治乾嘉考证学风之弊。 因此,打开《文史通义》全书目录,首先列在“内篇一”、“内篇二”的,便是《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和《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浙东学术》、《朱陆》等篇,这正证明对儒家经典价值的阐释和哲理的探索,在章氏学术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与乾嘉考证学者局限于注疏式治经根本不同,章学诚是从六经的产生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儒家的“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来探讨儒家经典的。即是说,章氏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阐释“经”,他是开创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而且,他对历史编纂的理论总结,也是结合对“经”的探讨,在《书教》上中下三篇中作集中的论述。他的学术在当时“争治训诂音声”的风尚之下,不被理解,被诧为“怪物”、“异类”。为此,他曾多次披露心迹,申明自己的学术宗旨。 《上晓徵学士书》和《上朱中堂世叔书》两篇书信,就是章氏揭示《文史通义》著述宗旨的重要文献。前一篇云:“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27) 这封信是写给钱大昕的,钱氏在乾嘉学者中有很高的地位,章学诚很敬重他,希望获得知音,信中力图陈明,《文史通义》一书的著述宗旨是殚心于“古今学术渊源,文章流别”,“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他所确定的目标,是要分析古今学术的渊源,评判著作之林的利病,从哲理高度探讨自六艺以来讫于当代学术指导思想的演变。惟其超越史部范围而联系到整个学术,所以他能得到更深层的认识,同时对于历史编纂也能创辟新径。后一篇是致朱珪(朱筠之弟,官云贵总督)的信,中云:“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28) 别人以当时流行的对经书作训诂考据的方法来衡量他,不了解其学术,反而讥讽责难,说他“攻史而强说经”。而章学诚卓越之处,是决除经史门户之见的藩篱,他是以儒家经典为记载和总结古代社会情状的记录,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考察,从中总结出客观历史演进的道理,以及总结历史编纂发展的新认识。这些正是探求学术中最重要的、具有真理性价值的东西,故说“但求古人大体”。章学诚突破经史界限、探求深刻的义理的学术风格,是当时的考据学者所不能梦见的,具有超前性,他是“以史治经”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新的学术观念的先导者。 (二)以“史义”为指导,纵贯分析二千年史学的演变 从“史义”,即“别识心裁”的角度,考察二千年史学的演变,是章学诚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着眼点,是分析当前历史编纂存在什么问题。为了能恰当地评价章氏观点的价值,我们有必要以当时考证学者有关历史编纂的论述作为参照。 当考证学盛行的时代,学者们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广搜证据,考辨歧异,改正前人错缪之处。如梁启超所说,前人有错处,便有学问可做;若未发现前人有错字或误说,便无学问可做。《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提要”是集中反映考证学者看法的代表性论著。我们举出其中若干典型例证作分析,即可明白考证学者的着眼点与章学诚是如何大不相同。“史部提要”总叙即云:“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认为贯穿于整个作史和读史,都必须以考证史实为主旨。又强调“此作史之资考证也”,“此读史之资考证也”,离开考证史实,即既不能作史,也不能读史,故考证显然是第一位的工作。 《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在史部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那么,四库馆臣所作的提要又向读者介绍哪些内容呢?《史记》提要中,先称:“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然后即转到褚少孙,因为记载有不同,一称他为“元、成博士”,一称“宣帝博士”,需作考辨。又论所谓《史记》有“十篇阙”的说法,此为《汉书》所说,而张晏称“十篇亡”。还有刘知幾驳张晏,而称“十篇未成”。于是引出证据:《日者》、《龟策》二传,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证明“未成”的说法为正确。再列出《司马相如列传》、《贾谊列传》,有后人追加的字句,“至其原书则迁原本”。考证《后汉书·杨经传》所谓曾删去十余万言,故《史记》非本书,此说毫无根据,以及曾出现的一些所谓“真本”、“凡例”等,均为假托、讹伪之作。最后又论及几种版本的差别。全篇《史记》提要所讲,都是关于阙、补、文字窜易、是否完本、版本区别之类,至于《史记》创立通史的意义、体裁运用之成功、体例之完善、表达之生动、史识之高明、发愤著史的精神等重要内容,均无一语道及。(附之其后的《史记正义》提要较《史记》长二倍多,均讲版本之异同,更可见提要轻重主次之失衡。)再看《汉书》提要。首言“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之。始末具《汉书》本传。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论。”然后立即考辨梁朝出现的一个“真本”,多出数十事,证明其“语皆谬妄”。此项文字即占了全篇提要一半有余。又考辨班固“受金”和“窃据父书”之谤。最后讲颜师古注,有小错,但“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至于班书断代为史的贡献、内容之详瞻、著史风格、实录精神、典志的发展和完备等,一概不提。而《资治通鉴》的提要,则先述光著书十九年而成,“精力尽于此书”。采正史之外,杂史多达322种,残稿尚余两屋。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又皆硕学通儒,非空谈性命之流。然后作总体评价:“故其书网罗丰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突出其内容丰富、渊博,为考证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而不讲其“专详关生民盛衰,系国家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著述宗旨。然后以超过一倍的文字,详论胡三省注包罗丰富,笺注考据功力深厚,“《通鉴》文繁义博,贯穿最难。三省所释,于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诸大端,极为赅备”,又能辨正《通鉴》偶有错误者。以此对比批评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对于凭主观臆断、曲意附和,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者,严加挞伐。以上三部名著的提要,在“史部提要”中应是很有代表性的,足以证明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确实在于考据记载史实的歧误,强调史料的详赡,和评判是否违背“言必有真凭实据”的原则,而对著述的宗旨、史识之高下和史学的源流沿变并不注重,朴学家们理论思维有所欠缺的倾向,由此可以窥见。(史部提要中有的条目也能反映出撰写者的见识,如沈约《宋书》提要中,肯定其《州郡志》“推原溯本”,“详其沿革之由”,批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讥其“失于断限”为误。《后汉纪》提要中肯定袁宏经营八年,又补充所见张瑶书中的史实,故搜集材料甚详。又论其成就比苟悦《汉纪》更为难得。“其体例虽仿苟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剪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于悦矣。”可惜这类有独到见解的内容不易找到。) 与上述考证学家的论述相比照,章学诚的见解确实别树一帜。他以“史义”为指导,纵观二千年来历史编纂的演变,分析了从编年体到纪传体的嬗变,分析了由于史识、史才高下不同,历代正史的成就高下悬殊,其中有可为后世楷模者,有因内容芜滥而成为反面典型者,总结出意义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史学史上,孔子最早重视“史义”,将之贯穿在《春秋》的撰修之中。但从理论上对“史义”着重进行阐述,章学诚实为第一人。他特别重视从“史义”,即从观点、内容着眼,总结史学发展的利弊得失。因而把对史学发展的总结检讨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了更加深层的认识。《文史通义》的写作目的,就是为挽救史义被淹没的严重积弊而作。对此,他说得很明确:“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而谓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幾、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议。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9) 史义被淹没,便是“史学废绝”。因此他大声疾呼:由于长期因循保守的风气盛行,史家的别识心裁和创造力被窒息,造成了史学的灾难。史学要存在、要发展,必须恢复并发挥“史义”的指导作用。把“史义”、“史识”作为决定史学存亡兴衰的关键问题来论述,这是传统史学后期理论探索的显著特点,比起《史通》来是重大的发展。 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几千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史学是发展进化的。由《尚书》变为《春秋》的编年体,由编年体到纪传体,都是史学的重大进步:“《尚书》一变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固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以上论述集中见于《文史通义》《书教下》、《史学别录例议》、《答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这些论述,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变的主要趋势。尤其是,章学诚指出由于后代修史窒息了史家的别识心裁,造成祸患无穷,更是打中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的要害所在。 章学诚认为,要挽救后代修史这祥严重的弊病,就必须明确和贯彻史义对史事、史文的指导、统帅作用。正像迷路的人,为了找到正确方向,必须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样,章学诚要求返朴归真,回到对史学创始时期加以分析。如他所说:“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30) 书中反复地以孔子修《春秋》为例,论证“义”对于史书的决定作用。在《答客问上》篇中,他以“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为重要命题,分析“史义”的作用,不仅用来剪裁材料、删削文字,更重要的是“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这样才能撰成一部有观点、有特色的史书。总之,强调“史义”即史家的观点、见识对于历史编纂具有统帅和灵魂的意义,这是章学诚在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三)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 既然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溃烂决裂”,酿成灾难的局面,章学诚是倡导“学术经世”、主张开创新局的学者,所以他要在剖析病根、洞悉积弊的基础上,探求历史编纂的新路。 首先,章学诚不但看到正史末流表明的史家创造才能反而成为史例奴隶的严重病态,而且独具见识地分析纪传体本身存在的问题、矛盾。对于历代相沿的纪传体应当如何认识?与章学诚同一时代的考史三大家著作中也都有涉及历代正史编纂的问题。钱大昕、王鸣盛论及正史的若干篇目在体例运用上的得失,赵翼书中涉及更多,对于历代正史编纂过程论述甚详,并对相关的正史(如《旧唐书》与《新唐书》),用比较的手法评论它们体例运用之优绌。赵翼尤盛赞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这是很重要的看法。不过,既然是“极则”,那么在总体格局上也就应当继续沿用,不应变动,只须在具体篇目上作些调整,“随时增损改换”。(31) 章学诚的着眼点同他们很不相同,他看准了问题的要害所在。一方面,他重视《史记》的伟大创造力,称其体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是三代以后著史之良法。另一方面,他又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是“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32) 这正抓住了关键之处。纂修史书是否成功,要特别重视能否反映出一代历史大势,这是章学诚总结历史演变而得出的真知灼见,也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认识。司马迁所写“本纪”,既记载了一代军政大事,显示出历史大势,又写出天子本人的性格、行事,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都堪称达到这种成功的要求,此固然得力于其过人的史识、才能,同时也与古代的历史情势还不像后世那样复杂有关。而到了正史的末流,历史事件和趋势本来复杂,修史者难以驾驭,官修制度更严重限制史家表达独到见识,所以“本纪”部分便失去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成为如“胥吏之簿书”,只是刻板地罗列一些皇帝诏令、官吏任免、出兵打仗之类,根本无法显示一代历史之大势,使读者不得要领。如此观者茫然、人杂体猥、繁不可删的局面,已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 其次,能否找到救治的良策呢?章氏目光如炬,他发现并大力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清甚为流行,以至形成了用它撰成的史书上自春秋下至明代自相连续的记载,但理论上的认识却大大落后于这种实际,史家何以热心于选择这种体裁?用它来写史优胜之处何在?对于历史编纂的全局有何作用?均未得到回答。章学诚则是第一个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的史家。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章氏如此高度评价这种新体裁的优点,其出发点在于反映客观历史需要,在于救治历史编纂出现的严重弊病,故又言:“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33) 因此,他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34) 并且提出过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可用来记人,用来记事,用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篇注明。其主张,详见《书教》篇和《史学别录例议》。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20世纪初年章炳麟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当时他已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立场,撰写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用进化论解释历史,二是为了振厉士气,鼓舞斗志。他苦于找不到可以表达这种进化论观点的通史体例,最后在章学诚的论述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认为他改革史书编撰的办法,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35) 还有与章炳麟同时尝试撰著《中国通史》的梁启超,和此后撰著《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先生,以及20世纪末发凡起例,主编完成《中国通史》浩大工程的白寿彝先生,这些著名史学家前后所做的理论探索和著述实践,恰恰证明章学诚提出的主张,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编纂学内在逻辑发展之方向。 (四)区分古今著述为“撰述”、“记注”两大类,二者居于不同层次,但又互相补充。论述“圆而神”与“方以智”二者不可偏废。 古今著作浩如烟海,章学诚却独创性地直截了当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也即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36)“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体现了高明的史识,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对历史作出阐释,帮助人们预见未来。“记注”则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任务是汇集丰富的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体例,兼备各方面的记载。章学诚这种崭新的独创的分类法,突出地说明历史家的见识高低决定了史书不同的价值。同样体现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别的地方具体的提法略有不同。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他又用“著述”与“比类”对两大类加以概括,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本自相用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37) 其标准,同样以是否体现了“史义”、“史识”来衡量。章学诚认为史部著作中能称得上“史学”者是不多的,而更有意义和更加需要的正是“史学”。所以他曾一再强调区分“史学”与“史考”、“史选”、“史纂”之间的不同:“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38) 只有贯串了“史义”“史识”作为指导,才能称为“史学”,否则,只能属于较低的层次。章学诚反复申述这一点,正是对忽视“史义”的“积学之士”和“能文之士”的严肃批评。因此其主张既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又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五)哲学探索的创造性思维,决定章学诚历史编纂理论创新达到的高度。 历史编纂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其如何选择、如何运用,决定于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和他找到的最能恰当地加以反映的方法,取决于其历史观和哲学观。“哲学是普照的光。”章学诚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思想,因此在历史编纂上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义理探索为考证学者所不屑为,章氏别创门径;对史学演进作纵贯分析,究其利病,提出救弊办法,也皆为他们所不屑为,章氏为此殚精竭虑,力求超越。考证学者不去探讨“道”;《原道》篇的价值,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实则其中的观点,是章氏创造力、洞察力的根源。《原道》篇论证了一系列在哲学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观点:(1)“道”不是圣人头脑中天生的,而是由客观时势的发展总结出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以而出之”。(2)“道”是推动万事万物形成的客观法则,而不是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反映客观趋势,即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来的一段一段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之辙也。”(3)圣人不是“道”的化身,圣人只是对当时理势有正确的认识,历代儒者却因为错误地把圣人以及六经当作“道”的化身,所以忘记了总结理势新变化的责任。“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得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学者所担负的责任,就是根据理势的新变化,总结出适合当前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新的“道”。“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39) 章氏这些见解在当时讲出来,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伟论,也是预示着时代觉醒行将到来的初露的曙光!大梁本《原道》篇中对一些关键字句作了删改,原因即怕章氏的观点招来俗士的非议。(40) 章氏对历史哲学探索的精髓是,“道”即治国办法、规律性的认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必然要根据不同情况,发现社会有新的需要,便应创设新的制度、办法;发现原有的制度、办法有不适用的地方,就应加以改良;发现旧的制度、办法积弊严重,就应大胆革除。正是这种以实践观点为指导、力主大胆变革和创新的哲学思维,形成章氏前述在历史编纂理论上远远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卓识! 关于《史通》、《文史通义》的比较,章学诚本人生前即讲过一段著名的话: 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41) 章氏的“夫子自道”,确是讲到了关键之处。我们今天研究这一课题,除了重视他本人的见解外,还应当扩大视野,大大推进对其与刘知幾学术思想异同的认识。刘、章二人所面临的局面和关注的重点确不相同。刘知幾处在史书编纂尤其是纪传体正史纂修的高峰时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即:对于众多的纂修成果,他的任务是进行总结和提出编纂的范式,分析、厘清体裁、体例的特点,评价编纂方法的得失;他所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部伍严整,其论述颇具体系性的特点。章学诚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刻板罗列如胥吏之簿书,其冗繁芜杂不可究诘,他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即:大声疾呼正史编纂陷入严重积弊,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史家的别识心裁被窒息,反映客观历史、再现演进大势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而救治这种积弊的办法,就是重视并吸收后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恰当叙述史事的因果始终、起讫自如、灵活变化的优点,主张对纪传体大力加以改造,“化腐朽为神奇”,创立新的体裁。章氏揭示出传统史学后期历史编纂的内在逻辑发展方向,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是通过总结史学演变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阐发,证明中国史学具有重视理论创新以推进著史实践的优良传统;二人都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成一家之言;刘知幾提出史家三长,章学诚予以继承,而又更加突出“史义”(即刘知幾的“史识”)的指导作用,贯穿到自己的全部著述中,又在刘知幾“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史德”,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42) 使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更完善:这些是两位古代杰出史学理论家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而并非“截然两途”,互不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