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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钱恂在《中俄界约斟注》一书中曾对吴大澂在吉林勘界立碑及恢复中国图们江出海权一事予以中肯的评价：“溯自咸丰八年至光绪十年，凡中俄立约勘界，无不削地，惟此一次为展界、非蹙界。”(37)应该说，此评价客观且一语中的。 遥想当年吴大澂乃一介书生，两度仗笔负笈前来宁古塔，在国家积贫积弱，东北领土面临着被沙俄逐步蚕食的窘境中，以极少量弱兵为后盾，词锋敢骋笔如杠，从侵略成性的沙俄手里，为国家收回丧失的领土，特别是图门江出海口。他敢死赴难的意志、高瞻远瞩的目光、寸土必争的精神，实在是令人感佩不已。 关于吴大澂负面事迹，黄遵宪曾写了一首《度辽将军歌》，描述他不去学习现代军事科技，只是希冀凭借迷信来建功立业，结果在中日甲午之役的辽南重镇——营口(今大石桥市)、田庄台(在今盘锦市)、牛庄(今海城市牛庄镇)攻防战中，“徒托空言，疏于调度”，导致损兵折将，连失要地。辽南之败，吴大澂作为前敌总指挥是有责任的，说他“既无宏济艰难之才，自不合奋投笔请缨之志”是有道理的；说他是“未经战阵，以虚骄之气，作夸大之词”的空谈家也是符合实情的。但甲午之败，绝非一二个杰出将领所能阻挡的，因为此时的清廷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对于吴大澂“失足”于中日甲午之役一事，俞樾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予以另行解释：“愤外侮之侵陵，感中国之积弱，抚膺太息，毅然请缨，诚古人臣急病让夷之义也”。(38)每每读此，诚以为愙斋先生有知己、不孤独也。实际上，吴大澂之败，不惟是吴氏个人之败，而是中国自北宋以来防范武人，重文轻武，每每以文人墨客带兵的体制之败。 即便如此，每临国难当头之际，吴大澂均能慨然赴死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吴氏两次与俄国勘界立碑，据理力争，为中国收回失去的领土、恢复中国图门江出海权，不惟是其人生最辉煌的风景线，也是中国近代史亮点之一。 吴大澂能做到这点既取决于个人才干与爱国意志，也得益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就前者而言，吴氏经过潜心经营，手上已有近万名装备比较精良的正规边防军，足以抵制沙俄的军事讹诈。同时，吴氏有着为国慷慨赴死的士大夫情怀，有如他在《勘界纪事诗》里所言：“牛耳当年盟未久，犬牙何事气难降，分流溯到松阿察，尺地争回豆满江。”(39)为了收复国土，真可谓“一寸河山尽寸心”(40)，面对蛮横无礼的沙俄从不畏惧。就后者来说，当时中国因洋务运动而拥有了比较强大的海军。谈判期间，北洋水师6艘战舰借赴朝鲜巡操之际，到达海参崴。后留下超勇、扬威2舰为吴大澂谈判助威。(41) 另外，吴大澂招民垦荒，劝农讲武，使得昔日人烟稀少的吉林边疆出现大批聚落、村镇乃至于市镇，这不但方便为中国军队提供充足的给养，而且还使边防军拥有了熟悉当地情况的后备军。 自吴大澂收回图们江口出海权后，中国最北面的出海口得以恢复，珲春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个沿日本海的城市。嗣后，中国船只曾长期由此自由地出入日本海，从事海上捕鱼、运输和远距离贸易事业。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根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之规定，同意将珲春开放，三十四年清廷宣布珲春为商埠。与此同时，珲春副都统致函吉林省交涉使，“现在既经宣布开埠，似应请督抚帅从速咨行外务部，照会俄韩遵照前约办理。倘有为难情事，再按公法与之抗议，庶海口可以速开，商埠即能建设”(42)。1909年，清廷在珲春设海关总管，统管吉林东部边境涉外事宜。宣统三年(1911)初，吉林省度支司、劝业道与上海商人朱江等合作，筹集了股本上海规银48万两，成立图长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吉林省认购2400股，邮传部认购1300股，其余为商股，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珲春设立分公司，主要经营从图们江发运土产、木材等商品到上海港的航运业务。1915年，北洋政府将珲春正式开埠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1918年划定埠址，翌年成立商埠事务所，开埠营业。根据珲春地方史志等史料记载，1912－1919年间，经图们江输出的大豆为5987吨，豆粕26万吨，木材为28.5万立方米；1929年进出船只1469艘，输入输出总量达2.5万吨；1920－1930年的11年间，输出总额共达835.4万海关两，输入总额达1022万海关两。这些船只北抵海参崴，南达上海，并横穿日本海，向东往来于日本各港口。直到1938年“张鼓峰事件”爆发，上述各类出海活动才暂时中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