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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按打堡子到Tenduc城 1.Tenduc城地望与汪古部一国多都之争 《寰宇记》第73章《额里合牙国》结尾言将自额里合牙州(Egrigaia，今宁夏银川)东行至昔属长老约翰(Prester John)之地的天德州(Tenduc)；第74章《大天德州》载天德州辖有较多城镇，主要之城(the capital city，即都城)名天德，长老约翰统治鞑靼及周边地区时其政治中心(the chief seat)即为天德州，其后裔第六任君主阔里吉思尚居于此，而为今天德州国王(28)。亨利·玉耳(Henry Yule)已考马可波罗1271年11月自阿迦(Acre，今以色列北部阿卡)启程，1275年5月至上都(Ciandu，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29)。据前述《寰宇记》记载，可知马可波罗1275年来华时汪古部政治中心当为Tenduc城。但中外学者对Tenduc城为东胜州还是丰州存在较大争议，帕拉基(Palladius)、玉耳、沙海昂(A.J.H.Charigon)、杨志玖、周清澍、党宝海、盖山林等许多学者据元代改天德军为丰州之事径以为Tenduc城为丰州。 马可波罗学两大巨擘玉耳与伯希和(Paul Pelliot)有关Tenduc城的详细考释，对弄清其地望极具参考价值。玉耳在克拉普罗特(Klaproth)、颇节(M.Pauthier)、帕拉基研究基础上，支持Tenduc城为丰州说；并指出约1326-1327年自汗八里(今北京)访问长老约翰之国的修道士鄂多立克(Odoric)所言长老约翰之国首要之城(即政治中心)Tozan似乎可追溯自天德(Tathung)；亨利·考狄埃(Henri Cordier)据柔克义(Rockhill)、博宁(M.Bonin)、张诚(Gerbillion)对托克托或河口镇(今托克托县南)的实地考察，修订了玉耳观点，赞同Tenduc城为东胜州说(30)。伯希和先生对Tenduc词源、地望、相关史实以及马可波罗自额里合牙至天德城所行之路做了精辟论述：Tenduc一词源自天德军，天德城必为东胜州，马可波罗当沿自宁夏经榆林直达东胜州陆路驿道穿越河套，马可波罗将基督教徒汪古部“天德”国王长老约翰与基督教徒克烈部君主王罕混为一谈(31)。此说凿凿有据，令人信服。 玉耳、伯希和等学者在考释Tenduc城时并未进一步深入论述汪古部政治中心的变迁，玉耳甚至以为约翰·孟特戈维诺(Monte Corvino)约1295-1296年至汗八里当年汪古部领主阔里吉思所建距北京20日程之罗马教堂应位于马可波罗所言之天德城(32)，而未发现孟特戈维诺在华期间汪古部政治、宗教中心实际上已由1275年马可波罗来华时的天德城迁至黑水新城(详考见下)。1927年6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先生首先发现了爱不干河(即艾不盖河)西畔老弄苏木(即敖伦苏木)古城遗址与《王傅徳风堂碑记》残碑，并疑老弄苏木古城为金朝净州城遗址(33)。虽然黄文弼对敖伦苏木古城遗迹性质与《王傅徳风堂碑记》碑文内容不甚了解，尚未谈及碑文所见马札罕(丘邻察之孙、阿鲁秃之子)及其子八都帖木儿乃什么部族首领，甚至没注意到敖伦苏木古城内最引人瞩目的刻有十字架的景教墓石，但开启了发现元代汪古部王府遗址及其景教遗物之先河(34)。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Lattimore)、马丁(D.Martin)以及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等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赴敖伦苏木古城考察，在国外学者格外关注敖伦苏木古城景教遗迹的宗教文化背景下，汪古部政治中心开始被中外学者所论及。 例如，拉铁摩尔既言汪古部领地南部今归化城附近有座马可波罗称之为“天德”的城市，归化城附近古城废墟托克托据说正是马可波罗所言之天德军；又言九庙废墟的景教古城(即赵王城)乃汪古部“北都”(天德城)，与归化平原的“南都”(归化城)相呼应(35)；其在疑惑天德城为托克托之余，仍倾向于天德城为赵王城，甚至首倡汪古部南都、北都两个政治中心之说。马丁则言汪古部领地似乎自南边黄河河套到北边戈壁，敖伦苏木遗址乃最北一座城，大概为汪古部阔里吉思之“夏都”，托克托是其中最大甚至最南一座城；其在对托克托注释中先提及伯希和托克托即东胜州之说，随后又补充道托克托东北80公里之归化城始建于阿勒坦汗时期，不可能为景教中心，但归化城东28公里之丰州古城废墟可能一度为归化平原首府，或许其中有过一个景教团体(36)。此外，2000年夏实地考察过敖伦苏木古城的意大利学者魏苞蕾(Paola Vergara Caffarelli)据西方文献对汪古部首都Tenduc、Koshang、Tozan城的多种记载以及元代“夏都”、“冬都”之两京制，推测敖伦苏木古城可能为汪古部所建的两个或更多的首都之一(37)。 上述国外学者对敖伦苏木古城的调查报告在考古发现上成绩斐然，但结合文献记载对汪古部政治中心的论述却失之偏颇。令人遗憾的是，拉铁摩尔、马丁皆未完全肯定马可波罗所言之Tenduc城即东胜州，却武断以为丰州为汪古部领地，魏苞蕾甚至直接采纳了盖山林Tenduc城为丰州之说；且拉铁摩尔、马丁、魏苞蕾均误以为元代汪古部同时存在两个甚至多个首都，没考虑到汪古部领地和政治中心曾有所变化。显而易见，确定Tenduc城地望对研究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下面不妨通过史籍有关Kǒsang、Tozan城的记载，来深入探讨马可波罗1275年来华时汪古部之政治中心Tenduc城。 2.Kǒsang、Tenduc、Tozan城即东胜州论 史载马可(Markos)、拉班·扫马(Rabban Sawma)自汗八里西行朝拜耶路撒冷途经Koshang城时，曾被城主爱不花、君不花兄弟(阿剌兀思之孙、孛要合之子)邀请到二人营帐中予以接见(38)。关于马可、拉班·扫马西行时间，裕尔以为当为1278年(39)，学者张星烺(40)、周清澍采纳了此说(41)；伯希和先生曾言马可与拉班·扫马西行几年后马可波罗又经和阗、甘肃、宁夏、汪古部居地天德来到华北(42)，言外之意前二人西行年代在马可波罗1275年来华前数载。但据马可1310年夏言其自东土来波斯已35周年之事(43)，可知马可与拉班·扫马1275年或次年西行，学者周祯祥便持此说(44)，明义士(James M.Menzies)则推测约为1275年(45)。 马可和拉班·扫马西行经Koshang城、唐古特至洛顿(Loton，即和阗，今新疆和田)时，忽必烈正与禾忽(Oco)激战，禾忽败逃洛顿，杀人数千，大小商旅之路皆断。六个月后，二人始离开洛顿至刚被敌人洗劫一空之喀什噶尔(46)。此处占有斡端、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之Oco乃贵由汗之子禾忽(47)，《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法译者夏博(J.B.Chabot)所谓Oco乃缅甸将军之说甚谬。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元廷诏安童辅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边(48)，不久，安童所部“克火和(即禾忽)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49)次年正月，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赫尚)采宝玉自效，道经沙州(今甘肃敦煌)，值火忽(即禾忽)叛，孝忠等自拔来归”，(50)可知禾忽叛于1275年，当年冬新疆南疆之路已被叛军切断。 综合以上记载，可断定马可与拉班·扫马1275年自汗八里西行，二人经Koshang城至唐古特时当尚不知禾忽之叛。据笔者已考马可波罗来华途中甘州(Campcio，今甘肃张掖)至上都共40日程(51)、前文所言马可波罗1275年5月至上都之事，可推断马可波罗1275年4月或5月路经天德城。仔细比较分析马可波罗与马可、拉班·扫马1275年行程，可发现三人几乎同时于当年4月或次月路经汪古部居地或政治中心。 关于Koshang城地望，学界主要有霍山(今山西霍州)与东胜州两说。《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法文本译者夏博、两本英文本译者蒙特戈麦利(James A.Monthomery)、威利斯·布哲(E.A.Wollis Budge)以及玉耳等人持前说，俄文本译者皮戈列夫斯卡娅、佐伯好郎、伯希和、穆尔(A.C.Moule)、向达、周良霄等人持后说；而伯希和从汪古部居地、阔里吉思家族世系、音韵学、马可与拉班·扫马西行路线等几个相互关联方面论证了Koshang即东胜州(52)。伯希和先生言鄂多立克1325年经行汪古部长老约翰之国时称其城为Tozan或Cozan，即“天德封地”或“天德营帐”之意；Tozan或Cozan城必为拉班·扫马之Kǒsang城，拉班·扫马纪事有叙利亚译文前先有波斯译文，波斯文中t与k易于混淆；柔克义已想到天德城与拉班·扫马、鄂多立克所言之城应为河套东北托克托县治，即元朝东胜州；因而Kǒsang当为Tǒsang之讹，Tǒsang即东胜对音，鄂多立克Tozan写法不误(53)。Kǒsang、Tozan即东胜州之说言而有据，可谓不刊之论，周清澍先生采纳此说，并进而推断东胜州亦在汪古部领地内(54)。但东胜州事实上只是曾经一度，并非一直属汪古部领地(详考见下)。 既然《寰宇记》载Tenduc城为长老约翰之国都城，拉班·扫马纪事反映1275年汪古部领主爱不花营帐或汪古部政治中心位于Kǒsang城附近，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来华的鄂多立克又言自契丹国(汗八里)西行50日可至长老约翰之国首要之城(即政治中心)Tozan(按：译者译为东胜)(55)，且上文已考1275年4月或5月马可波罗、马可与拉班·扫马几乎同时路经汪古部居地或政治中心，因而可肯定马可波罗之Tenduc城即马可与拉班·扫马之Kǒsang城、鄂多立克之Tozan城，Tenduc、Kǒsang、Tozan城实际上均指东胜州。 3.东胜州之为汪古部政治中心 伯希和先生大胆推测Kǒsang城并非君不花与爱不花驻所，但二人营帐应距Kǒsang城不远(56)，似乎颇有道理，给人以较多启发。君不花是否继承汪古部领主之位无法确定，但其弟爱不花1252年当已主汪古部事，爱不花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后可能已去世(57)。此后爱不花长子阔里吉思嗣位，并在1298年被察合台后王笃哇偷袭所俘前一直任汪古部领主。1275年马可与拉班·扫马路经Kǒsang城时，城主爱不花、君不花在二人营帐中接见马可与拉班·扫马之事，说明其时汪古部领主爱不花在Kǒsang城尚无王府，但可以肯定爱不花之牙帐或汪古部政治中心当在Kǒsang城内或城外附近。 马可波罗言昔日长老约翰定都天德城中，其后裔阔里吉思仍居于此城，既说明其1275年路经天德城时并未拜见当时汪古部领主爱不花，阔里吉思在忽必烈时期闻名于世，以致马可波罗误以为其1275—1291在华期间汪古部领主一直为阔里吉思；又反映1275年时天德城为汪古部政治中心。鄂多立克对汗八里与长老约翰之国50日之行程记载明显过长(58)，其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在华期间汪古部领主一直为赵王马札罕，当时赵王府或汪古部政治中心位于德宁路(详考见下)，而并非马可波罗、马可与拉班·扫马1275年路经之东胜州；但其长老约翰之国首要之城为Tozan之说，可证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东胜州一度曾为汪古部政治中心，且十四世纪二十年代依然为汪古部基督教徒重要传教地区。因而元朝来华之西方基督教徒多熟悉东胜州之名，不在中西交通要道之德宁路则名声不显。 史载Koshang城有基督教堂，该城副僧正(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第五级教士)贝尼尔(Bayniel)幼子马可生于1245年(59)，伯希和、穆尔等多数学者以为马可为汪古部人，此说可从。可知至迟十三世纪中期东胜州已有汪古部基督教徒，其基督教堂必为大蒙古国初期新建，并非金朝时期原有。因为前文已言金朝只允白鞑靼领主至金界贡场进奉，不令其部众入境。似乎可进一步大胆推断，忽必烈时期汪古部领主爱不花已将其牙帐由1252年之按打堡子南迁至东胜州，此后直至1275年马可波罗来华、马可与拉班 扫马西行时，东胜州已成为汪古部政治、宗教中心。按打堡子因交通、宗教、政治地位逊于东胜州、黑水新城，遂由汪古部曾经的政治中心降为汪古部领地内普通投下城镇，因而史籍此后对按打堡子记载甚少。耶律楚材1227年路经东胜州时尚言“荒城萧洒枕长河”，(60)东胜州由成吉思汗时期冷落僻静荒城之所以一跃而为忽必烈时期汪古部政治中心，盖主要出于其交通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 1221年秋木华黎率军首次进攻金朝关陕地区路经丰州青冢(即昭君墓)时，权管白达达国事阿剌海别吉派人前来大飨将士(61)，颇有自丰州或按打堡子遣使前来劳军以尽地主之谊的意味。此后木华黎由东胜州渡黄河引兵而西，胁迫西夏出兵五万从征金朝，东胜州交通枢纽地位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之后汪古部领主镇国之子聂古 曾略地江淮，孛要合长子君不花曾随蒙哥汗伐蜀、次子爱不花曾从征阿里不哥、李璮。史载蒙哥伐蜀乃由漠北南下经东胜州渡河(62)，可肯定君不花乃自东胜州渡河从征四川；聂古 亦很可能由东胜州渡河经陕西、河南略地江淮，因为此路比较快捷方便。忽必烈前期(约1266年)，蒙古汗廷为经略畏兀儿等西域诸地，自东胜州哈必儿哈不剌至今新疆哈密一线设置了纳邻驿。纳邻、帖里干、木怜是元朝北方最重要的三条陆路长途驿道，纳邻驿乃蒙古军人应役、专备西北军情急务的军用驿路，东胜州作为纳邻驿起点，可知其必为有元一代军事重镇。与此同时，在水路交通上，东胜州是蒙古汗廷1267年所设自应理州(今宁夏中卫)至东胜州一线黄河水驿的终点，东胜州并因此成为黄河漕粮输往大都或赈供漠北军民的重要中转站。东胜州忙安仓在1289年桑哥奏请建立纳兰不剌仓(位于今后套地区)前，可谓收纳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漕粮的最重要粮仓。蒙古汗廷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诏忙安仓失陷米五千余石，特免征，仍禁诸王非理需索”，(63)忙安仓当至迟建于当年。次年八月，元廷“敕忙安仓及靖州(即净州)预储粮五万石，以备弘吉剌新徙部民及西人内附者廪给”，(64)忙安仓与净州粮仓(盖即《元典章》所载净州之广储仓)盖皆属其时汪古部领主爱不花管辖。 由上可见，东胜州既较按打堡子便于汪古部随蒙古军南下伐金攻宋，又地处上都或大都(今北京)与唐古特、畏兀儿、西北诸兀鲁思交通孔道。东胜州便利的水陆地理交通优势使其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而汪古部领主将其牙帐由按打堡子南迁至东胜州颇为合理。 4.附论汪古部领主与西三州关系 元代官私文献均载汪古部食邑为砂井、集宁、净州、德宁，东胜州一度成为汪古部政治中心，难免令人疑惑。汪古部领主与丰州、云内州、东胜州西三州关系，确实颇为复杂。汉文史籍未明载西三州属汪古部食邑，若1267年蒙古汗廷“敕自中兴路(今宁夏银川)至西京(今山西大同)之东胜立水驿十”(65)之记载属实，东胜州其时当已属西京路，但上文已考东胜州1275年时为汪古部政治中心。估计蒙元时期有较多汪古部部众在西三州耕牧，即使西三州并非一直为汪古部食邑，但这些部众属汪古部领主投下户，汪古部领主自然对其有一定管辖权。部分学者以为元廷以1317年赵王阿鲁秃(亦称阿剌忽都)为叛王所掠，或1328年赵王马札罕参与两都之战失败之事为契机，乘势收缩汪古部领地，将西三州划归大同路管辖。此说并不准确，西三州至迟在阔里吉思任汪古部领主后期行政区划上已属大同路(详考见下)。中外学者多据马可波罗所言天德城为汪古部长老约翰之国都城之事，不详加考证而径以为天德城为丰州或归化城，以致拉铁摩尔推断黑水新城为汪古部北都、丰州为汪古部南都；盖山林先生在拉铁摩尔之说基础上进一步断言黑水新城为汪古部元初首府、丰州为其陪府(66)，甚至黑水新城、丰州、东胜州皆曾为汪古部首府，西三州乃汪古部一定时期领地和一直存在深远影响的地方，西三州为大同路与汪古部共管(67)。这些观点均值得商榷，汪古部政治中心在同一时期应当只有一个，只是具体位置在不同时间段随蒙元对外战局或内部政局的演变而有所变动。 笔者以为元朝中央与汪古部领主在汪古部食邑与西三州的势力可谓参差交错，一方面，砂井、集宁、净州、德宁虽为汪古部食邑，但并非完全自治，元廷或大同路在此也存在较大权力。例如，窝阔台即位后曾授赛典赤赡思丁丰州、净州、云内州三州都达鲁花赤(68)；蒙古汗廷中统四年(1263年)十二月“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69)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诏延安府(今陕西延安)、沙井、静州等处种田白达达户，选其可充军者，签起出征”；(70)甚至延祐时期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下又分设镇遏德宁天山分司。另一方面，汪古部领主在岭北与大同路亦有较大影响力。例如，元廷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命从诸王阿秃作乱之朵罗带付阔里吉思，以从军自效(戍守岭北)，次月诏遣脱忽思、侬独赤昔烈门至合敦奴孙界与阔里吉思议行屯田(71)。另外，丰州城南五路村现存元代四座僧塔铭文，一号、二号塔铭均出现“赵王钧旨”，李逸友先生据一号塔铭“延祐甲寅(1314年)”刻文推断其时丰州在赵王管领之下，属汪古部领地(72)。此说并不成立，丰州当时归大同路管辖，但上述刻文为延祐初期汪古部赵王在丰州仍有较大势力提供了有力佐证。 尚需补充说明的是，一号塔铭“(延祐)丙辰(1316年)塔鲁麻并娘娘、三姑姑第次俱损，葬于定林祖茔内”之“娘娘、三姑姑”，被前人考证为河间王兀鲁带之女叶绵干真(嫁爱不花幼子术忽难)、爱不花三女忽都鲁(嫁河间王兀鲁带之子也不干)，安葬“娘娘、三姑姑”之赵王术安(爱不花之孙、阔里吉思之子)称前赵王术忽难之妻为娘娘(即其伯母)、称爱不花三女为三姑姑完全符合彼此辈分(73)。此说为通过研究汪古部领主或上层祖茔来分析汪古部领主在西三州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有两点需要修正：其一，术忽难前妻叶绵干真早卒，术忽难遂再娶阿实秃忽鲁(74)，术忽难1309年先于阿实秃忽鲁去世，因而1316年去世之“娘娘”当为阿实秃忽鲁；其二，1316年安葬“娘娘、三姑姑”之汪古部赵王并非术安，当为阿鲁秃(君不花之孙、丘邻察之子)，但阿鲁秃与术安乃堂兄弟关系，阿鲁秃称术忽难之妻为娘娘、称爱不花三女为三姑姑也符合彼此辈分。“娘娘、三姑姑”为阿实秃忽鲁、忽都鲁之说成立，其二人与此前去世之术忽难(甚至爱不花)盖皆葬于丰州城南定林，定林很可能为汪古部领主(术忽难系)祖茔之一。 史载赵王术安至大三年(1310年)遣人赴西域迎还其父阔里吉思遗体，葬于也里可儿思先茔(75)。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将江上波夫在敖伦苏木发现的三件叙利亚突厥文墓石分别释读为阿剌兀思、阔里吉思、阔里吉思之妻爱牙失里之墓；将马丁在王墓(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大黑河乡丰收地村王墓梁)、毕琪格杰拉(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希拉穆仁苏木德里森呼图克古城西)发现的两件墓碑铭文分别断定为火思丹(孛要合之孙、拙里不花之子)、火思丹正室(竹忽真)之墓，并推测王墓为汪古部王公贵族墓地(76)，其说颇具说服力。学者牛汝极将敖伦苏木古城内、毕其格图好来陵园出土的两件墓顶石分别释读为主教乔治、药合难(=约翰)官人之墓(77)，乔治当即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George)；约翰盖即其子术安，术安为基督教徒之名约翰的异译，约翰·孟特戈维诺曾言阔里吉思之子以其名约翰命名。马丁在敖伦苏木城内一残碑上发现了“高唐忠献王”之名，虽然其言这并不意味着阔里吉思葬于敖伦苏木城中或附近(78)；但通过佐伯好郎对敖伦苏木城内所发现阿剌兀思、阔里吉思及其妻爱牙失里墓顶石的释读，可推知也里可儿思先茔在敖伦苏木附近，很可能为汪古部统治中心地带规模最大的陵园——敖伦苏木西北十五公里之毕其格图好来(79)。 火思丹正室之墓顶石实乃自别地搬运而来(80)，其本来位置应与火思丹墓顶石皆位于王墓。火思丹1311年被封为怀仁郡王，其时汪古部领主为其年仅十五六岁之堂侄术安，火思丹当时在汪古部应具有较大影响力。前人多据马丁在王墓所发现耶律公神道碑武断判定存有十七个景教墓顶石之王墓为汪古部贵族耶律子春、耶律子成家族墓地，事实上王墓亦很可能为汪古部上层(火思丹系·)陵园之一。从今人释读王墓所发现十件叙利亚铭文墓顶石来看，多是某(女)牧师、大人、神甫、主教或有确切姓名之人之墓(81)，并无确凿证据可证王墓为耶律氏家族陵园。 综上所述，汪古部领主或上层陵园盖有也里可儿思、丰州城南定林与王墓三处。汪古部政治中心迁至黑水新城固定下来后，其领主或上层先茔由金界壕北部世居之地附近也里可儿思又向南增加定林、王墓两处，反映出汪古部在丰州等地的势力扩张或对丰州的眷恋情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