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源自先秦的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成为秦汉君主专制政体打压、消解的对象，同样始自先秦的一些文化观念则成为建构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春秋以来，周礼崩坏，王官典籍流散民间，诸子之学因此勃兴，思想争鸣也成为时代潮流。诸子在宣传自身思想理念时，往往以嘲讽、攻击其他各派为能事，即便是同一学派内部，也有水火不容的思想交锋。如孟子将战国时期的“显学”墨家和杨朱之学斥为“禽兽”(61)，而他的学术思想却被同为儒门中人的荀子贬为“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62)。此外，庄子黜孔、墨子退儒皆有贬斥他学、标榜己意的目的。诸子间的思想争鸣的确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思想争鸣并不代表当时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诸子都想以自身的思想主张和政治蓝图来压倒对方，进而使自己的学派获得王权青睐。诸子间的思想交锋固然造就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但诸子间相互轻薄、贬损所造成的思想内耗，和为争夺权力体系的认可与赏识而形成的功利主义学风，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延续也曾作用于秦汉君主专制及其建构过程。 从文本与政治变迁的角度看，《春秋繁露》是典型地利用了上述文化传统，进而对汉代意识形态学说史形成重要影响的一个文本。“汉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63)。诸子之学复出后，立于学官的不仅有《五经》及儒家传记作品，也包括其他诸子之书，特别是《老子》等道家文本甚受重视，《五经》在当时并不具有特殊地位。实际上，汉初黄老之术盛行，“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64)，不仅如此，在学术层面上，黄老哲学往往被视为“王道”之本，而儒家礼乐思想则被看成是退而求其次的治国之术，这一点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不仅在政治上汉初的儒生们没有获得特殊的宠信、优渥，其思想主张也甚难见信于君王，在学术领域内，儒学也并不占优势。正唯如此，当儒生们终于迎来武帝时期统治方略转型的时代契机时，便不惜使出浑身解数，借皇权贬低、打压诸子之学，借此使儒学获得独尊地位，董仲舒就曾建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5)。董仲舒以学术上的整齐功夫，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斥为“邪辟之说”，建议汉武帝“绝其道”。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66)，除其他诸子之书，《论语》、《孝经》、《尔雅》等儒家传记作品也被罢博士。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献《天人三策》，其中，“罢黜百家，表章六经”(67)的建议显然与武帝之前的施政相呼应，为儒学的正统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儒生与皇权互为利用的关系中，以争鸣之名实施学术上的整齐之功夫成为皇权建构专制统治的一种资源，而《春秋繁露》就是在这样的政治与学术背景下形成的颇具影响力的一个思想文本。 《春秋繁露》一书以“天人合一”鼓吹君权神授，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包装皇权，并以“奉天而法古”、“张三世”、“存三统”等治经之法来确立儒家经学的基本框架，通过收摄诸子之学使学术思想定于一尊，并由此来配合现实政治的大一统。在“天人感应”方面，董仲舒提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68)。正唯“天人感应”，所以有阴阳、五行，所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69)。董仲舒将宇宙的运行看做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和道德的体现，借此为“君权神授”立论。同时，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中，“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70)。董仲舒借阴阳、五行学说，将人伦物理神秘化、理论化，其目的则是借此论证“天子”对人世间的一切拥有主宰权，“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71)。 在政治观上，董仲舒极力标榜《公羊春秋》之“大一统”思想，主张“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72)。为夯实“大一统”的合法性基础，董仲舒还将孔子塑造成提出“大一统”思想的圣人，把《春秋》视为孔子的治国大纲，“《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73)则是孔子的政治主张。董仲舒提出，“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74)。显然，《春秋繁露》一书是董仲舒借诸子之学来统摄纲纪、彰明法度的再创作，其目的是为汉武帝加强皇权、转变统治策略提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论参照，而他生拉硬扯、强词夺理的整合功夫和功利主义的解经策略则对后世经学和传统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75)，《春秋繁露》一书利用诸子思想包装、夯实“大一统”的意旨则集中地反映了集权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独占性和排他性。 为皇权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同时，《春秋繁露》也试图将儒家仁爱思想纳入他所设计的政治蓝图中，主张“《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76)。他还试图以异灾、谴告之说约束皇权，声称“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77)。然而，在君主专制及其建构理念中，董仲舒塑造的孔子形象只不过是一个招牌，统治者决不会因此就真的会践行仁爱思想，相反，大一统理念一旦渗入思想文化领域，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人类的良知往往会被利用、歪曲，统治者就曾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78)不仅如此，面对强大的皇权，灾异、谴告之说的约束力更是微乎其微，董仲舒本人就曾“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而获罪，不敢“复言灾异”(79)，《春秋繁露》一书中的整齐功夫和解经策略最终都被收摄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这说明当时的士人观念已受到皇权更为严格的控制和管束。 《春秋繁露》意味着以整合诸子之学来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阶段已基本告终，自此后，皇权对学术思想的干预也不再仅仅满足于整齐、收摄的表面功夫，而是通过设定思想议题、调和内部纷争等手段，来进一步强化大一统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地位与作用。在这方面，《盐铁论》和《白虎通义》是颇具代表性的两个文本。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朝廷从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辩论国事，史称“盐铁会议”。《汉书》卷六六《公孙贺传·赞》云：“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可见，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武帝大一统施政得当与否进行辩论。事过30年后，桓宽整理相关记录，并增广条目，写成《盐铁论》。 在盐铁会议上，辩论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乃至屯田戍边、对匈奴战和等问题，展开诘难、论争。昭帝“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80)。贤良文学之士认为，“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81)。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武帝的经济政策，认为盐铁官营之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82)的道德准则，引诱人民背义趋利。他们还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83)，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84)，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 桑弘羊则认为“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85)在他们眼里，贤良文学之士贫穷羸弱，连为孝资格都不具备，更遑论国事，且他们尊奉的孔子、孟轲等，虽“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或“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而“鲁国之削滋甚”、“(齐)湣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这足以说明“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86)。他们还认为，贤良文学之士“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87)，是一些保守固执的不合时务者，没有资格与御史共论政事。御史极力维护武帝施政，认为盐铁官营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借此加强了政治控制，“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88)。可见，在他们看来，盐铁官营是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强化皇权的明智之策。 刘姓皇权标榜以孝治天下，儒家也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89)的警语，昭帝想要改弦易辙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较为沉重，他以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的大辩论为借口，来修正乃父之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压力。这次会议后，政府废除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说明昭帝借盐铁会议补救武帝施政之偏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盐铁会议的举行还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大将军霍光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把持财经大权，试图借盐铁会议削弱桑弘羊及丞相车千秋的实力，以扩张自己的权势。从文本内容来看，《盐铁论》一书时常引用《春秋繁露》，以为立论依据，贤良文学的主张也基本承袭了董仲舒的思想。不过，《盐铁论》的记录者桓宽曾“治《公羊春秋》”(90)，由他整理而成的文本与原始记录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用今文经家的眼光来择别材料，由此夸大了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间的分歧，强化了今文经学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在该文本中的主导地位。 总之，《盐铁论》是君主专制政权自我调适的一个文本表征，具有政治斗争的内涵，同时也是王朝国家控制、规范思想议题和政治观念的一个文本见证。盐铁会议的辩论双方不能被简单地看做是两种思想传统或治国之术的代言人(91)，贤良文学标榜的儒家思想和御史大夫的执政理念都是表达自身立场或维护自身利益的口实，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通过某个议题或某场辩论，来为调整施政纲领作舆论先导，并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则是大一统政权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的具体建构方式。 西汉武帝至东汉章帝时期，被刘氏皇权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呈分化趋势，今、古文经学从儒经著录上的文字分歧，逐步发展成为经学研究中截然对立的文化流派，政治主张上的分野也日趋明显。总体上看，今文经学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有优势，但古文经学也颇受皇权青睐，西汉末年及新莽执政时期，古文经就曾一度得势。光武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92)。今、古文经学的论争，以学术分歧为口实，其实质是儒生以经学攀附皇权，来铺就他们的“禄利之路”(93)。 经学内部的纷争虽然在客观上活跃了学术，但显然不利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确立。为平息今、古文之争，控制经学思想的解释权，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在洛阳北宫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94)。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由皇帝亲自裁决经义，来弥合今、古经学异同，实现经学的统一。这次会议的记录由班固整理成为《白虎通义》一书。 综观《白虎通义》，该书显然是以今文经学思想为主核，通过收摄古文经学的一些思想理念和西汉末年泛滥风行的谶纬思想，对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伦理原则等方面做出规定。《白虎通义》在承袭《春秋繁露》“天人合一”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颇具神学色彩的宇宙观。《白虎通义·天地》云：“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宇宙起源于太初，经太始到太素才形成天地，而“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95)。在这一宇宙观的思想体系中，天地是至高无上的，决定着人世间的一切，“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父、师……天有三光，然后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于三，有始，有中，有终。明天道而终之也”(96)。《白虎通义》还以五行思想比附人事，“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97)。可见，《白虎通义》以今文经学设定的宇宙秩序来比附人类社会，并以天道、阴阳、五行学说来阐释皇权纲纪的合法性。 《白虎通义·五行》云：“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世间的人伦物理也须遵照天地、阴阳、五行的法则。《白虎通义》鼓吹帝王就是天之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有权力决定人世间的一切，“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98)。即便是儒家的孝道观也要服从于忠君理念，“不以父命废王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99)；“诛不避亲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干弱枝，明善善恶恶之义也”(100)。为强化忠君理念，专制皇权在利用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基础上，把持了相关范畴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进而使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面发展(101)，最终达成“移孝作忠”之目的，使今、古文经师们的论争收摄于君主专制的威权，从而使之成为中央集权体制建构自身合法性的一种方式。 此外，《白虎通义》折中今古文经学的经典体系，把《诗》、《书》、《礼》、《易》、《乐》定为《五经》，“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102)。在统一经学所依据的文本体系的同时，《白虎通义》一书还以爵、号、谥，规定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社会各阶层的等级；以三纲、六纪，确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等社会关系的纲常伦纪；以礼乐、乡射、辟雍，制定文化教育礼仪制度；以崩薨、丧服，规定丧葬制度；以衣裳、绋冕，厘定衣冠制度；以三军、诛伐、五刑，明确国家管理的具体手段。显然，该书虽属经学范畴，因其含有“圣谕广训”，故而具有法典的意义和作用(103)，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意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