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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内容 民国初年，有关移民东北以抵制外患的舆论此起彼伏，舆论来自于相关政府机构及各级官员、垦植组织、报刊杂志等各社会层面，颇具声势，形成了一股舆论潮流。舆论深刻揭露由于俄国、日本对我国东北实施侵略而导致的边疆危机以阐释移民实边之紧迫性，对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亦有所涉及。 (一)相关政府机构及各级官员的倡导与建议 民国初年，东北安全问题引起官方的普遍关注，相关政见频发。 1912年7月，农林部在致国务院公函中建议在蒙疆地区“特设拓殖机关，以资经营规划”，具体而言，“对于内蒙拟多用民垦法，对于外蒙拟多用屯垦法，用民垦法应设垦殖厅以执行之，用屯垦法应设垦殖总管府以执行之”。[13]农林部为此还筹划制定垦地法及蒙汉交产法，并拟订了垦殖厅官制29条及垦殖总管府官制36条。④农林部在蒙疆地区遭受沙俄疯狂侵略、呈现严重危机之际提出上述建议，在当时有其现实意义，但由于外蒙古的不利局势发展过快，导致建议无法付诸实施。 1912年11月，为开发东北以保障其安全，民国政府设置了相关职使，委章炳麟以东三省筹边使之职，会同三省都督筹划东北开发与建设事宜。章炳麟受命赴任抵达吉林长春，在各界为其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两点涉及东北移民实边事务：其一，交通问题。章氏指出，在俄国与日本控制下的“东清、南满二铁道直贯满洲，脚价昂贵，外省人开垦者自不能扶老携幼而来，其为移民殖边之碍非浅”，而“移民殖边之事在交通便利无待赘言”，因此主张从水、陆两方面改善东北地区的交通状况。[14]其二，移民性别比例问题。章氏指出，“从前三省移民移男而不移女，以至男丁日多成户日少”，如此“人无室家，谁能常住，所以春来秋去并无停留，即使久居，亦无滋生之效，是移民于终无已时也”。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若欲招垦，亦当同时并招女工”，如此可使移民在当地成家立室、安居乐业，“不患其去焉，后辗转孳生，而地无旷土矣”。[15] 1913年10月，副总统黎元洪通电指出，由于“东北各省介居俄、日之间”而导致危机重重，因此“宜力行移民实边之计，将直隶、山东、安徽、湖南、湖北五省之民移于彼处，以兴屯垦”，同时提出具体方案，主要有：“政府当发轮船、火车之免费票，俾北移之民得挈眷同往”；“政府当预备垦田所用之器具，凡移民不能自备者由政府给发之，三年之后再由移民备价返还政府”；“政府当设专官以理移民之事，晓谕移往之民，使知满洲土地肥沃，力耕则上足富国、下足富家”；“移民以携有家属为宜，俾能永居满洲，有固定之志”。[16]黎元洪以上所论，指出由于俄、日两国觊觎我国东北。因此移民实边之举刻不容缓，并强调政府应在移民迁移及迁移之后的生活、生产安置等方面发挥作用，给移民以优惠措施，以吸引关内直隶、山东等地百姓移居东北，如此既可改善民生，又能充实边疆，可谓一举两得。黎元洪提出以上建议后，国务院为此曾咨文黑龙江省行政公署，指出黑龙江“土旷人稀，急宜迁移直东湘鄂各省之民定行垦殖，以免各该省有人满之患，且可巩固边圉，现准黎副统领条陈，办法极为完备，凡移民所需轮船、火车以及犁牛、籽粮均由官府拨给，并予以相当之保护”，要求黑龙江省“派员调查殖民之区域，以便筹划实行”。[17] 民初东北边疆危机的问题也引起了外省官员的关注，广东总绥靖处委员萧惠长认为东北地区“往往数千里一碧荒旷，肥沃之土弃而成荒”，必须以移民实边之手段“消弭侵略，我粤宜首先从事”，希望“粤省倡于前各省和于后，万众一心，知拓殖即保边，保边即以卫国，东省之患庶几有瘳，民国之基万年不拔”。[18]萧惠长的建议得到广东都督胡汉民、吉林都督陈昭常的赞同，均认可“边境空虚，欲以移民之谋为实边之计”为可行之策，胡汉民为此曾委派萧惠长赶赴奉天省洮南等地调查垦荒相关事宜。[19] 东北地方官员对当地情况最为了解，对于俄、日侵逼所导致的边疆危机有切肤之痛，其见解往往能够切中要害。黑龙江省龙江道尹何煜曾经指出东北问题的严重性，揭露俄、日两国的侵略野心和行径，认为若听任事态发展下去，东北有“坐令外人攘为殖民之地”的危险，为改变现状，何煜认为应实施“移民实边之上策”，使“浮民无业而有业，边地无民而有民”。[20]此外，在调节移民性别比例、注重家庭移民的问题上，何煜与章炳麟有相同的见解，他指出：“江省垦户之积病往往春来秋去，不特佣工，单丁秋收后无所事事，徒步归里”，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否则移民徒为形式，因此，“垦民移入之始不可不有永住之决心，携带家属以立固定之根本”。[21]何煜与章炳麟均指出移民实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大症结，即关内男子常常独身一人出山海关谋生，每到冬季返归乡梓，成为季节性移民，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真正增殖，实边效果也就有限，二人针对这一问题显然有所思考，并提出了以上变通之建议。 1909年，清政府在奉天省设置抚松县，该县地处长白山一带，与朝鲜半岛为邻，日本在控制朝鲜后对该地觊觎多端。抚松县知事田升堂为此于1914年在上奉天巡按使公署之呈文中指出，该县一向“为外人所注意，而设治以来韩侨星布，即为异日起衅之媒”。如何应对当地的不利形势？田升堂认为“惟有招徕民户以实之，民户多则边防固矣”。为招徕更多移民以垦荒，田升堂请示是否可减收荒地地价以吸引垦民，如此将使“民户益多”，“以中国之土地居中国之人民，使外侨无所容足，可以绝外人之窥伺”。奉天巡按使张锡銮批示省财政厅对此发表意见，财政厅厅长张翼廷认为：“该县僻处边荒，人民稀少，设法招徕实为今日切要之图，所拟减价放荒办法于实边、征课均有裨益，事属可行。”[22] 一般而言，某一社会问题是否得以解决，政府决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当政者对东北问题的普遍关注，对旨在消弭边患的东北移民实边政策实施无疑会产生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垦植组织的呼吁与主张 民国甫建，由于外来侵扰导致边疆不靖，为开发边疆以保障其稳定与安全，黄兴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拓殖协会。⑤1912年5月，作为该协会的分支机构，吉林拓殖分会成立，不久改名为垦植协会吉林分会，通称吉林垦植分会。吉林垦植分会成立后立即开展筹边活动，大力倡导移民实边思想，提出《吉林省移垦边荒巩固国防案》，认为“吉林全省安危存亡关系，全视垦植进行之迟速为断”，同时警示国人，若不早行移民实边，则将“寸寸江山已非我有，又容我有插足之余地？”为此决定将吉林东北部从临江府直到兴凯湖畔全长1300余里之地区“划出沿江十五里，内除沿江堤岸五里，其余十里为移垦地点”，同时“于各省应裁撤军队之中酌量挑选垦丁，分为四年，尽数移殖”。[23]在大造移民舆论的同时，吉林垦植分会还专门派员调查吉林沿边地带的情况，以便为兴办移民屯垦事业做好准备。 山东人一向有“闯关东”的传统，自清末以来当地百姓源源不断移居东北，民国初年山东继续成为东北移民的主要原籍所在地之一。山东垦植分会作为中国垦植协会的分支机构，就东北移民实边问题曾阐发其主张，指出东北边疆的危急形势，“民户稀少、利弃于地，外人狡焉思逞，边境益形空虚”，因此，“惟有以垦植之业务行移民实边之政策”，决定以“吉林东北边沿江一带作为垦植地点”，希望“将垦务于以骤兴，而边圉亦藉臻巩固，于民生国计裨益良多”。[24] 奉天省洮南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处科尔沁蒙旗冲要位置，且“西北接近外蒙，库伦独立以后，时有边警，近者日人将由南满伸足内蒙，以为扩张势力之准备”。[25]此外，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举兵叛乱时，洮南首当其冲，罹难颇重。面对当地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有识之士左寿椿等人发起成立了科尔沁余荒殖民团，在其成立宣告书中指出洮南因“日伺于东、俄瞰于北”而危机重重，宣布兴办垦植团体之目的在于招民垦荒，“注重安边”，力求“所放之荒务期能垦，所招之民务期能殖”。[26]科尔沁余荒殖民团成立后在奉天省城、洮南、锦县等地区开展招民垦荒工作，仅在奉天省城，据当地报纸报道，“领荒者颇不乏人，兹当春令，农事将兴，人民皆有土地之思想，故现在该分部交款报领者，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27] 民国初年的垦植组织是为推动边疆地区的移民垦荒事业而出现的，对于该项事业不仅在舆论层面大力倡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付诸实践，贡献颇多。 (三)报刊杂志铺张扬厉、推波助澜 报刊杂志作为舆论工具，对东北边疆危机这一社会现实问题无疑会相当敏感，当时相关报道、时评、论说比比皆是，以下所举仅是其中的代表性主张，从中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东方杂志》曾刊文《经营满蒙议》，指出“满蒙现势，已堕俄、日虎口”，日本“主张移民集中满洲之策，彼其汲汲经营，以高丽视满洲者，不待言矣”，俄国则“于北满、外蒙，尤恣意侵略，得寸即尺”。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外来侵略，文章认为：“非翠内省全力以经营满蒙，则半壁河山，危如累卵。”如何经营？由于民初东北沿边很多地区仍然处于“塞外榛莽，荒凉犹昔”的状态，因此“开发满蒙，首在农垦”，而当地“地广人稀，欲行开发，须行移民”。[28] 1912年3月，《盛京时报》曾刊登一篇论说，其中指出，“我国曩者弃地以资敌，即因沿边荒落，官民群视为瓯脱，而莫为之守故，若夫殖边政策断然实行，则不数年间，沿边村屯星罗棋布，彼纵狡焉思启，其又奚从？”如何实行“殖边政策”？文章建议：“规定保护及奖励之法，而复以交通便利，为移殖之先导，则趋之者必且如市”，此外应组织被裁撤之军队及失业之民以实行军屯与民屯，以此达到充实边疆、巩固边防之目的。[29]同年12月，《盛京时报》又就军队屯垦有关问题发表评论文章，其观点为：“外患之侵入，盖如疾风骤雨之相逼而来，稍一徘徊，便无以善其后，故非于沿边屯驻重兵，万不足以固吾圉也，夫既不能不于沿边屯驻重兵，而饷糈则必需转自内地，又将演为倍极困难之问题，故非于一方面调集重兵沿边置戍，一方面为军屯之计划，使足以经久。”[30] 《吉林农报》第1期在《发刊词》中以吉林一省为例，指出当时东北边疆危机的严重程度：“今日何日也？外交紧迫、边患日亟之日也，吉林何地也？中日杂居、商租土地之地也”，呼吁移民实边、开发边疆，“以期外人无隙可乘，无瑕可蹈。”[31]该杂志同期刊登吴燮的文章《论移民以实东陲之利》，主张将军队屯垦作为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重点，建议“仿屯田法移置遣散之军于东陲，则在国家可减少军额而收支均衡，在东省得增加多数之农民，而地不荒芜矣”。[32] 《黑龙江实业月报》亦曾刊发张景阳的《垦务刍言》，根据黑龙江一省的实际情况，就移民实边之问题发表见解。文章指出：“殖民善政，夙为东西列强所著称，垦荒实边，尤为中国近今之急务”。就黑龙江而言，其“极北边线延长三千余里，其中不乏沃壤，若非改弦更张，急图垦辟，任听荒芜，徒为邻封涎羡之物，为政者忍出此乎？”[33]为使移民实边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作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调拨军队以分段屯垦”，认为“欲移民殖边，非有重兵保护，佃民之生命财产，何所恃而无恐乎？无如封疆辽阔，粮草毫无，欲调军队，则转运非易，欲添防守，则薪饷倍增，求一举两得，莫屯垦若也”。第二，“裁汰冗费以设立银行”，建议以裁汰冗费所结余之资金“设立拓殖银行，以为各公司垦队贷借之资，自公家一方面论之，岁有利息之入，不糜款而效收，自公司垦队一方面论之，款从借贷而来，必能勤慎以从事”。[34]张景阳以上两点建议为有感而发：其一，民初由于政权更迭，导致全国局势不稳，东北地区亦不例外，当地胡匪猖獗，对移民的安全问题造成严重威胁，以军队保护垦民并兼行屯垦，为一举两得之法。其二，移民实边政策从清末就开始推行，成效虽有但比较有限。原因之一在于缺乏财政方面的大力支撑，张景阳建议裁减地方行政开支以用于移民实边事业，不失为可行之策。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东北边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成为当时中国边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如何化解迫在眉睫的边疆危机成为当务之急，当时舆论普遍认为，继续推行清政府已经实施的移民实边政策并将其进一步推向深化是唯一可行之路，所谓“移内地之民，开发边疆，久已公认为谋国之良策”。[35]如此，关于移民实边之呼声不绝于耳，政府官员及有关机构公开倡导，垦植组织极力主张，报刊杂志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舆论潮流。当时有关东北移民实边舆论的主旨有两方面，一方面揭露俄国和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和行径，揭示边疆危机的严重程度，强调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舆论就如何实行这一政策各抒己见，进行探讨。东北移民实边舆论潮流的出现体现出社会各阶层对边政和国家安全的强烈关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并对移民实边政策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