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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梁武帝普通三年刻立于茅山南洞口的《九锡真人三茅君碑》，为理解以句容茅山为中心的南朝信仰地理提供了珍贵线索。题名于碑的“齐梁诸馆高道”人数众多，籍贯明确，呈现出侨旧混杂的特征。从身份上说，三茅君是三位原籍关中、渡江成为茅山之主的“神仙侨民”。这种侨寓情节的三茅君传记，出现于杨、许降神的东晋中期。三茅君被赋予的信仰职责是“监泰山之众真，总括吴越之万神”，即主管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具有融合侨旧的信仰面貌。在这种“宗教想象力”的影响下，茅山成为道教圣地，刘宋以后道馆日渐增多，齐梁时期臻于极盛。这些道馆多由皇室敕建或大族供养，馆务“劬劳”，并非纯粹支持个人修道。在梁武帝中期佛教日益兴盛的形势下，道教徒在圣地茅山建造总结三茅君信仰的纪念石刻，具有一定的宗教抗争意味。 【关 键 词】茅山/三茅君/神仙/侨旧/南朝 【作者简介】魏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及其带来的区域历史变动，是东晋南朝史研究最核心的课题之一。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在侨吴士族关系、侨州郡县及流民分布、黄白籍、土断等问题上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成果。①不过，由于史料不足征等原因，侨民在江南新居地的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图景，仍然很不明晰。②比如说，在江南侨民最为集中的京口、晋陵和建康以东沿江地区，③侨民所带来的生计习惯和文化观念，如何在新居地植根存续？是否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江南旧民？江南旧民又如何面对侨民及其文化？如果没有更为细致的区域性史料，这些问题很难落实到具体地理空间内进行观察。 句容茅山的道教史料群由此显得弥足珍贵。《真诰》、《周氏冥通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茅山道教活动的细节，其价值早已广为人知。而一类更直观的史料——碑石及其铭文，由于原石多已亡失，尚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些当时分布于山中各处的纪念性石刻，蕴含着理解句容茅山区域史的丰富线索。其中，梁武帝普通三年(522)由建康崇虚馆主、道士正张绎主持刻立于茅山南洞口的《九锡真人三茅君碑》，由于其信仰总结意味和大量有明确身份、籍贯的题名，学术价值尤为重要。本文计划从此碑入手，结合相关石刻及《真诰》、《周氏冥通记》等文献记载，从社会史层面探讨句容茅山的兴起及其意义。 句容茅山以上清派的修道圣地而著名。④茅山中的句曲山洞位列道教十大洞天之八，⑤在《真诰》的“神启”中，“吴句曲之金陵”与“越桐柏之金庭”并称，被认为是“养真之福境，成神之灵墟”，“吴越之境唯此两金最为福地”。⑥不过，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曾历数当时可以修道合仙药的江南名山，句容茅山并不在其列。⑦葛洪就是句容人，他对茅山的“忽视”，说明直至东晋初期茅山仍非修道圣地。根据《真诰》及相关文献来看，茅山被赋予特殊宗教意味，其实就肇始于东晋中期杨羲和许谧父子的降神活动，而真正成为道馆集中的修道圣地，则要到刘宋以后特别是齐梁时期。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句容茅山的圣地化？稍读《真诰》等文献就会发现，神仙三茅君兄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谧父子的修道之路由其指引，南朝时期茅山每年最隆重的信仰集会也与其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三茅君本是成阳南关人，后渡江成为茅山之主，主管着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神仙三茅君的侨民身份是否与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有关？三茅君信仰的兴盛和茅山的圣地化，是否反映出江南侨民、旧民的融合关系？⑧这正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