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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33页；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3—66頁。 ②这个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触及，在侨旧学风、语言习惯、族群关系、身份性婚姻圈、土地秩序、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社会风气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深具启发意义的成果，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8—368页；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04—309页；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8—119页；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101页；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7年，第359—398頁；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6页；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323—383頁；Michel Strickmann, "The Mao 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vol. 63, no. 1, 1977, pp. 1-64；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但落实到具体的地理空间内、从细部上呈现侨旧民众生活图景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 ③关于永嘉乱后江南侨民的分布，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6—229页；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第309—338页；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7—412页。 ④关于东晋南朝道教上清派特别是陶弘景，研究成果数量繁多，张超然有颇为细致的梳理，可以参见氏著：《系谱、教法及其整合：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7年，第1—21页。此外，也可以参见索安(Seidel. Anna)：《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吕鹏志、陈平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26页。为避免繁琐，这里不再赘述。 ⑤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27《洞天福地》，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11页。 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关于茅山宗教地理的概要介绍，参见三浦国雄：《洞天福地小論》，《中国人の卜ポス》，東京：平凡社，1988年，第71—112頁；Edward H. Schafer, Mao Shan in T'ang Times, Monograph No. 1, Revised edition, Boulder, Colorad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1989, pp. 1-9. ⑦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金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5页。葛洪提到的江南名山有晋安霍山，东阳长山、太白山，会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通检《抱朴子》内、外篇，均未提及句容茅山。 ⑧已有学者注意到杨羲、许谧父子降神与东晋政治、社会结构的关联，如Michel Strickmann, "The Mao 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vol. 63, no. 1, 1977, pp. 1-64；都築晶子：《南人寒門·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ぃて》，《東洋史研究》47—2，1988年，第24—55頁。不过，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杨羲、许谧父子的籍贯和身份，对于神仙三茅君较少讨论。另外，茅山附近曾发现过东莞侨民刘岱的墓志，参见镇江市博物馆：《刘岱墓志简述》，《文物》1977年第6期。 ⑨《茅山志》卷1《诰副墨》、卷20《录金石》、卷15《采真游》，《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550—551、630—632、617—619页。另外，《曾巩集》卷50《金石录跋尾》“茅君碑”条对此碑有简单介绍(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80页)；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15《建康府》“梁茅君碑并两侧题名”条引《集古录目》、《复斋碑录》，亦有简要著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8325页) ⑩《茅山志》卷5《茅君真胄》，《道藏》第5册，第575—581页；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104李遵《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第2254—2262页。一般认为，《茅君真胄》更接近于东晋中期《茅传》的内容。关于《茅君真胄》和李遵传记的文本比较，参见李丰楙：《汉武内传研究——汉武内传的著成及其衍变》，《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第30一31页；Isabelle Robinet,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 Paris, Publications de l' Ecole d' -Orient, vol. 2, 1984, p. 390. 笔者不习法文，此处参据张超然：《系谱、教法及其整合：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第90页。 (11)参见刘琳：《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07页。 (12)《茅山志》卷5《茅君真胄》，《道藏》第5册，第580页。 (13)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64页。 (14)这种集会直到唐代中期仍很兴盛。《全唐文》卷377录唐宪宗大历十三年(778)柳识《茅山白鹤庙记》称“每岁春冬，皆有数千人，洁诚洗念，来朝此山”。(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28页) (15)《太平御览》卷666《道部八·道士》引《道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973页。 (16)《隋书》卷27《百官志中》记北齐崇虚局职责是“掌五岳四渎神祀，在京及诸州道士簿帐等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55页)萧梁崇虚馆职责当与之类似。 (17)《太平御览》卷666《道部八·道士》引《道学传》：“(张绎)作茅山南洞碑，甚工。”(第2975页) (18)《茅山志》卷20《录金石》，《道藏》第5册，第630—632页。 (19)《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第18325页。 (20)周显明生于“己卯”年，即刘宋元嘉十六年(439)，立碑时如果还在世，已有八十多岁。 (21)《茅山志》卷15《采真游》，《道藏》第5册，第617—619页。其中杂有一位僧人：“菩提白塔行禅比丘会稽释智渊，业总五乘，义该两教。”按，菩提白塔为天监十五年陶弘景所建，事见清顾沅钩本《梁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570页。《茅山志》卷20《录金石》等所录碑文不见此事，似是有意删去，参见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22)华阳馆、崇元馆、金陵馆、招真馆、林屋馆，均见于《上清道类事相》卷1《仙观品》(《道藏》第24册，第874—878页)；曲林馆见于陶弘景《茅山曲林馆铭》(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第194页)；北洞馆当位于茅山北洞，方隅馆当位于茅山北部的方隅山(燕口山)，天市馆取自大茅山天市坛传说，金陵馆当与茅山金陵之地有关。(以上均见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56、438、362、346页)此外，茅真馆、鹄鸣馆从馆名来看也当与茅山有关。不过，道馆同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吴郡海虞县虞山也有天师第十二代孙张裕所建的招真馆，《琴川志》卷13《虞山招真治碑》，《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5—1276页。 (23)齐梁山中道馆地域分布很广泛，参见都築晶子：《六朝後半期にぉける道館の成立》附《南朝道館表》，《小田羲久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集》，京都：龍谷大学東洋史学研究会，1995年，第344—347頁。 (24)《太平御览》卷666《道部八·道士》引《道学传》，第2975页。 (25)陶弘景在茅山中换过好几处居所，扼要情况见《许长史旧馆坛碑阴》所刻小传：“永明十年壬申岁，投绂栖山，住中茅岭上，立为华阳馆。至梁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十四年冬，徙来此馆。十五年，移郁冈斋室静斋。”(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第186页) (26)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47页。 (27)本段引文均见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56、366页。 (28)据陶弘景记述，南齐初年敕建的崇元馆即位于此处。此外，可考者还有张元妃所造的玄明馆、张允之所造的金陵馆等，均见《上清道类事相》卷1《仙观品》引《道学传》，第877—878页。 (29)此碑有多家著录，录文比勘参见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第171—190页。另可参见李静：《〈许长史旧馆坛碑〉略考》，《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0)《梁书》卷37《谢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29—530页。谢举于天监十四年出为宁远将军、豫章内史。十八年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为贞毅将军、太尉临川王长史。 (31)《六朝事迹编类》卷14《碑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宝刻丛编》卷15《建康府》“梁华阳石碣颂”条引《复斋碑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第18324页)，均指出了此碑碑阳、碑阴的时间差异，但没有注意到碑阴实际上也存在补刻现象。另据《茅山志》卷20《录金石》，此碑在唐大历十三年进行过一次“洗刻”(《道藏》第5册，第634页)，《六朝事迹编类》称“唐紫阳观主刘行矩等重勒”，应当就是指这次“洗刻”。题名中径称“梁武皇帝”，王家葵认为就是重刻时所改，《陶弘景丛考》，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366—367页。 (32)麦谷邦夫：《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日本东方学》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0—97页。关于墓砖的发现过程及其相关研究，另可参见陈世华：《陶弘景书墓砖铭文发现及考证》，《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33)碑阴称：“此碑有如玄孱宿构，略有四事：一者，工人凿山，唯得此碑，一石有如现成；二者，众石悉不堪作趺，唯所指安碑处，一石有如伏龙之状；三者，密石连环，唯安柱处有自然埳；四者，事竟，洞内飞泉忽涌。”(《茅山志》卷20《录金石》，《道藏》第5册，第632页) (34)相关研究参见张超然：《系谱、教法及其整合：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第113—119页。 (35)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则完全未提及茅君，只提到仙人陈安世，以“入山辟虎狼符”著称。(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7《登涉》，第310页) (36)东汉时有陈留人茅季伟，为太学生，曾与汉末党人颇有关系，但未见有学仙事迹。(《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9页) (37)张超然：《系谱、教法及其整合：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第89—112页。张超然注意到，相对于紫阳真人跋涉山岳的修道方式，寻求名师。注重存思诵读的上清经法更便于修行，对于身在官场的许谧更有吸引力。但即便如此，许谧仍犹豫不决。杨羲为此做了不少努力，真人不断发出诰示敦促许谧，并为其构设了一位仙偶云林夫人。关于后者的具体讨论，可以参见李丰楙：《魏晋神女传说与道教神女降真传说》，《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163—183页。 (38)现存有两种版本的《神仙传·茅君》，差异极大。《四库》本内容较多，情节与李遵撰三茅君传记相似，《汉魏丛书》辑本与《太平广记》卷13“茅君”相同，较简略，具体比勘参见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2—189页。从顺序上说，应当是先有《汉魏丛书》辑本内容，后来有东晋中期所出李遵撰本，《四库》本最为晚出，明显是在李遵撰本基础上删改而成的。 (3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有齐客茅焦，颇有事迹。(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7页) (40)《太平广记》卷13“茅君”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7—88页。 (41)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运象篇第一》，第7—9页。 (42)《紫阳真人内传》，《道藏》第5册，第542页。 (43)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105《清灵真人裴君传》，第2263页。 (44)《太平广记》卷58“魏夫人”条，第357页。颜真卿《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文字稍有差异。(《颜鲁公集》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61页)关于南岳魏夫人信仰，参见爱宕元：《南嶽魏夫人信仰の變遷》，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98年，第377—395页。魏华存、刘璞均实有其人，南京象山琅琊王氏墓地出土刘璞之女刘媚子墓志，提供了重要佐证，具体讨论参见周冶：《南岳夫人魏华存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45)《晋书》卷95《艺术·鲍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82页；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106《鲍靓真人传》。(第2318页)二者所记籍贯不同。 (46)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4《稽神枢第四》，第448页。 (47)赵益对上清系“传说人物”籍贯有过统计，参见氏著：《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3—95页。此外，王青也注意到上清系神仙的北方特征。(《〈汉武帝内传〉与道教传经神话》，收入《先唐神话、宗教与文学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9—272页) (48)《太平广记》卷7“王远”条，第45—48页。本条原出《神仙传》，《汉魏丛书》本《神仙传》与之相同，《四库》本则颇有文字差异，具体比勘参见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卷3“王远”，第92—118页。 (49)《三国志》卷46《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10页。 (50)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金丹》，第71页。参见吉川忠夫：《師受考》，《六朝精神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年，第425—461頁。 (5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金丹》，第70页。 (5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20《祛惑》，第346页。 (53)镇江丹徒县焦湾侯家店曾出土过一枚道教六面铜印，刻有“东治三师”、“□□王氏”、“民侨”等文字，参见刘昭瑞：《镇江出土东晋道教印考释》，《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58—167页。曾维加推测其中的“王氏”可能是琅琊王氏，《“永嘉南渡”与天师道的南传——再论焦湾侯家店道教六面铜印》，《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魏华存在世时亦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太平广记》卷58“魏夫人”，第358页。需要指出的是，南渡侨民带来的信仰不仅是道教，佛教亦然，参见吉川忠夫：《五、六世紀東方沿海地域と仏教——摄山棲霞寺の歷史にょせて》，《東洋史研究》42—3，1983年，第1—27页。 (54)《紫阳真人内传》附《周裴二真叙》，《道藏》第5册，第548页。关于《紫阳真人内传》的文本分析，可参见张超然：《系谱、教法及其整合：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第23—46页。 (55)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9《翼真检第一》，第566—567页。 (56)如临海白鹄山山神就与白鹤有关，《太平御览》卷582《乐部二十·鼓》引《临海记》，第2625页。关于原始三茅君信仰的山神属性，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参见Edward H. Schafer, Mao Shan in T'ang Times, p. 4；赵益：《句曲洞天：公元四世纪上清道教的度灾之府》，《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3期。茅山的白鹤是三只，当与茅山三峰突出的地理特征有关。 (57)本条亦简略见于《初学记》卷30《鸟部·鹤》引李遵《太元真人茅君传》(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7页)，可证《茅君真胄》确实更接近东晋中期的茅君传记。 (58)《太平御览》卷678《道部二十·传授上》引《登真隐诀》：“李翼，字仲甫，以七变法传左慈，慈修之，以变化万端。此经在《茅真人传》后，道士以还丹方殊密，故略出，别为一卷。”(第3025页)可知“神方”本附于新茅君传记之后，后来才成为单行本。 (59)《茅山志》卷5《茅君真胄》，《道藏》第5册，第578页；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104《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文字表述稍异(第2259页) (60)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运象篇第一》、卷9《协昌期第一》，第19、281—282页。 (61)吴越地区白鹤信仰早有传统，《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说，吴王女滕玉死，发丧时“乃舞白鹤于吴市中”。(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62)神仙乘鹤的例子，亦见于刘向《列仙传》卷上“王子乔”条，其升仙之时，“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道藏》第5册，第68页)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对茅山白鹤意象及其文学表现有过分析。(Edward H. Schafer, "The Cranes of Mao-shan," in M. Stric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vol. 2, MCB XXI, Bruxelles, 1983, pp. 372-393) (63)《茅山志》卷5《茅君真胄》，《道藏》第5册，第580页；本条亦见于《初学记》卷30《鸟部·鹤》引李遵《太元真人茅君内传》(第727页)，文字小异。 (64)参见魏斌：《宫亭庙传说：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65)据新茅君传所记，汉代朝廷曾三次封赐或修庙，分别是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七月，“遣使者章邕赍黄金百镒、铜钟五枚，赠之于句曲三仙君”；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三月，“遣使者吴伦赍金五十斤，献之于三君”；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敕郡县修庙。(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60—361页)这些记事完全不见于东汉文献，薛爱华认为是撰述者虚构，参见Edward H. Schafer, Mao Shan in T'ang Times, p. 4. 其意图可能是借朝廷权威“宣示”三茅君早在汉代已定居茅山。 (66)前面提到杨羲曾抄写《关中记》。此外，他对茅山的地理环境也做过实地考察，其与许谧书信称：“不审尊马可得送以来否？此间草易于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数日事也。”所谓“三秀”，即指茅山三蜂，陶弘景注云：“凡云三秀者，皆谓三茅山之峰，山顶为秀，故呼三秀也。”(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7《握真辅第一》、卷2《运象篇第二》，第535、67页) (67)杨羲的籍贯尚不确定，《真诰》卷20《真胄世谱》称其“本似是吴人，来居句容”，“本似是”云云，说明陶弘景对此是抱有疑问的。(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第592页)此外，有关杨羲的几种晚出传记，在提及籍贯时亦颇为模糊，如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106《杨羲真人传》称“不知何许人也”(第2317页)；《侍帝晨东华上佐司命杨君传记》则未提及籍贯(《道藏》第34册，第475—480页)；《三洞群仙录》卷2“杨君司命”条引《真诰》，记为“句容人”(《道藏》第32册，第243页)；《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4《杨羲》称“似是吴人”，与《真诰》相同。(《道藏》第5册，第238页) (68)三茅君籍贯是咸阳南关，值得注意的是，《真诰》中有不少神仙来自关中，如杜契、陈世京、乐长治、孟先生等，鲍靓先世似乎是京兆杜陵人。(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第421、424、380页)许迈提到的茅山仙人陈安世也是京兆人。(《太平广记》卷5“陈安世”条，第37页) (69)《真诰校注》卷19《翼真检第一》，第572—574页。许谧去世后，由其孙许黄民收集保存，“亦有数卷散出在诸亲通间”，在句容有小范围流传。元兴三年许黄民携赴剡县，居于马朗家，“于时诸人并未知寻阅经法，止禀奉而已”。义熙年间晋安郡吏王兴写有两通，一由孔默携回建康，后“焚荡，无复孑遗”。一由王兴自携，后“遇风沦漂”，仅余《黄庭》一篇。可知杨、许降神后的几十年间，这批资料的流传是很有限的。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28页。 (70)王文清对杨、许所书上清经很有兴趣，曾从句容葛永真处得到杨羲书《王君传》，还在大明七年饥荒少粮时，以“钱食”从句容严虬处求得许翙书《飞步经》。(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20《翼真检第二》，第581页)这两种资料应当就是“数卷散出在诸亲通间，今句容所得者是也”。 (71)杨、许降神在当时并非秘密。《真诰》卷17《握真辅第一》“今具道梦”条陶弘景注称：“于时诸贵游或闻杨降神，信者多所请问，不信者则兴诮毁，故有此言以厉之。”(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第540页)其时许谧尚在官场任职，降神的一些内容可能因此有所流传。 (72)参见都築晶子：《六朝後半期にぉける道館の成立》，第317—352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小林正美推测或许与刘裕对孙恩、卢循之乱的镇压有关。(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庆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关于刘宋时期江南道教的变化，另可参见唐长孺：《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山居存稿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2—201页。 (73)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9《翼真检第一》，第572—575页。早期灵宝经也受到上清经的影响，参见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vol. 2, MCB XXI, Bruxelles, 1983, pp. 434-486;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0—220页。刘宋以后灵宝经的广泛流行，可能也会促进上清系神仙知识的传播。 (7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太原真人茅盈内纪》，第251页。裴骃为裴松之之子，《史记集解》撰述的具体时间不详。 (75)《周氏冥通记》卷3“七月十八日夜”条陶弘景注，参见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編：《周氏冥通記研究(訳注篇)》，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3年，第183—184頁。 (76)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66页。 (77)蒋负刍、薛彪之事，均见《上清道类事相》卷1《仙观品》引《道学传》，《道藏》第24册，第877页。 (78)《茅山志》卷15《采真游》、卷20《录金石》，《道藏》第5册，第617、633页。 (79)陶弘景与建康权力中心的联系自不必言，再如茅山女道士晋陵人钱妙真去世后，门人立碑，“邵陵王为观序，今具存焉”。(《太乎御览》卷666《道部八?道士》引《道学传》，第2973页)另外，关于早期茅山道馆，都築晶子亦有梳理。(《六朝後半期にぉける道館の成立》，第321—333頁) (80)《上清道类事相》卷1《仙观品》引《道学传》，《道藏》第24册，第877页。 (81)《周氏冥通記研究(訳注篇)》卷1“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条，第9頁。 (82)参见《周氏冥通記研究(訳注篇)》卷3“八月九日”条，第199頁。涂炭斋的起源，目前存在争议，王承文认为是早期天师道已有的斋法。(《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343—354页，吕鹏志则认为出现较晚，是模似灵宝斋制立的《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0—225页) (83)《周氏冥通記研究(訳注篇)》卷1“周所住屋南步廊”条，第25頁。 (84)《道藏》第9册，第874页。《三洞珠囊》卷5《长斋品》引录此条，文字小异，《道藏》第25册，第324页。今本《抱朴子内篇》无此内容。本条资料的使用承蒙审稿人指正，谨致谢意。 (85)《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道藏》第5册，第505页。 (86)《周氏冥通記研究(訳注篇)》卷2“六月二十一日”条，第126—127页。 (87)《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7上《金石中》“梁石井栏题字”条，《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98页。 (88)《茅山志》卷8《稽古篇·陶真人丹井》，《道藏》第5册，第590页。 (89)《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第186页。 (90)茅山中发生过抢劫事件，《周氏冥通记》卷3“七月十三日”条记，“十三夕一更忽被寇，似有六七人，皆执杖”(《周氏冥通記研究(訳尺注篇)》，第178頁)，抢劫者自称是“御杖”。此事给周子良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比者恒忧与盗事”(第186页)。 (91)天监七年陶弘景因奉敕炼丹不成，“改服易氏”，从茅山逃往浙东。(《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道藏》第5册，第506页)可见茅山道馆受到朝廷的管理、监视。 (92)《道藏》第25册，第306页。此事不见于有关陶弘景事迹的其他记载，真实性尚有待确认。不过，齐明帝由于上台前后残杀高、武子孙，的确内心颇为不安。 (93)《茅山志》卷5《茅君真胄》，《道藏》第5册，第578—579页。 (94)《茅山志》卷1《诰副墨》，《道藏》第5册，第551页。 (95)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2《稽神枢第二》，第384页。《茅山志》卷5《茅君真胄》则记作“都统吴越之神灵，总帅江左之山元”。(《道藏》第5册，第579页) (96)《周氏冥通記研究(訳尺注篇)》巻4“十二月二十一日”条，第219页。 (97)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卷12《稽神枢第二》，第357、381—391页。 (98)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48页。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魏斌：《仙堂与长生：六朝会稽海岛的信仰意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9—125页。 (99)这一点从杨羲为自己设定的仙职，即“辅佐东华为司命之任，董司吴越神灵人鬼，一皆关摄之”，也可有所理解。(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20《翼真检第二》，第592页)杨羲的授职见《真诰》卷2《运象篇第二》，具体为“理生断死，赏罚鬼神；摄命千灵，封山召云”，“总括三霍，综御万神，对命北帝，制敕酆山”云云。(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第54页)此条为杨羲“自记”。另外前文曾提到，从故乡东海郡渡江至江南的神仙王远，其先职也是与“地上五岳生死之事”有关。 (100)《宋书》卷1《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页；《梁书》卷1《武帝纪上》，第1页。萧衍出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 (101)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62《占相篇》引《冥祥记》，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865—1866页。 (102)《太平广记》卷295“侯褚”条引《异苑》，第2348页。 (103)关于徐兖地区的道教信仰传统，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6页；刘屹：《东部与西部：早期道教史的地域考察》，《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3—243页。 (104)施舟人：《道教的清约》，《法国汉学》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9—167页。 (105)《南史》卷45《王敬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7—1128页。暨阳也是过江侨民的重要居住地，《世说新语·术解》引《郭璞别传》，称其于永嘉乱后，“结亲暱十余家，南渡江，居于暨阳”。(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参见《日知录》卷31“郭璞墓”条。(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63页) (106)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296—319页。 (107)《三洞珠囊》卷1《救导品》引《道学传》，《道藏》第25册，第296页。 (108)《隋书》卷35《经籍志四》，第1093页。 (109)《太平御览》卷671《道部一三·服饵下》引《上元宝经》，第2991页。 (110)参见《周氏冥通記研究(訳注篇)》卷2“六月四日”、卷3“七月二日”，第82、145页。又卷1“夏至日”条称：“姨母修黄庭三一，供餋魏伝蘇伝及五岳三皇五符等。”(第43頁) (111)《登真隐诀》卷下《章符》，王家葵：《登真隐诀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4—79页。 (112)有趣的是，陶弘景对“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的道士多有批评，他自己竟也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撰作年代不详的《桓真人升仙记》(《道藏》第5册，第513—517页)称，本来做杂役的陶弘景弟子桓真人(即桓法闿)升仙，此时弘景拜托他代问自己为何一直未能升仙。此事与《周氏冥通记》中周子良升仙前“群仙来游”时的谈话情形相似。麦谷邦夫指出，天监末期的陶弘景，已经陷入非常微妙的心理状态。(《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日本东方学》第1辑，第80—97页)为何他的升仙会晚于弟子？此点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上清大道的质疑。 (113)神塚淑子注意到，刘宋以后上清派的仪礼化、教团组织化趋势，与灵宝派相似，实际上背离了最初的个人修仙理念。(参见氏著：《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9年，第287—291頁) (114)本段引文均见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63—367页。 (115)种民概念见《太平经》卷1—17《太平经钞甲部》“种民定法本起”条。(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页)小林正美认为，东晋南朝时期种民思想的流行，与道教终末论有关。(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435—458页) (116)《续高僧传》卷6《义解二·释慧约传》，《大正藏》，第50册，史传部二，第469页。参见諏訪義純：《梁武帝仏教關係事蹟年譜考》，《中國南朝仏教史の研究》，東京：法蔵館，1997年，第11—78頁；颜尚文：《梁武帝受菩萨戒及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地位的建立》，《中国中古佛教史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50—319页。 (117)《历代三宝纪》卷3“天监十六年”条，《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一，第45页。《佛祖统纪》卷37“天监十六年”条则称“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返俗”，《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一》，第350页。 (118)陶弘景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梁书》卷51《陶弘景传》，第743页)，天监十五年于茅山建菩提白塔，也可置于这一背景下理解。(参见王家葵：《陶弘景丛考》，第30—32页) (119)小南一郎认为，上清修仙思想在南朝的流行，意味着人在神仙世界中的“卑小化”，这可能与江南豪族屈从于北方贵族的政治现实有关。(小南一郎：《尋藥から存思へ——神仙思想と道教信仰との閒——》，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92年，第3—54頁) (120)都築晶子：《南人寒門·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ぃて》，第24—55頁。 (121)关于土断的研究很多，参见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第89—111页；安田二郎：《僑州郡縣制と土断》，《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年，第453—524頁。南徐州的情况比较特别，新近的研究，可以参见小尾孝夫：《南朝宋斉時期の国軍体制と僑州南徐州》，《唐代史研究》第13号，2010年，第3—27頁。 (122)参见魏斌：《仙堂与长生：六朝会稽海岛的信仰意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8卷，第99—1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