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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对江南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由皇室、士族、庶民、军士以及僧人、道士、巫祝等各色人等构成的庞大人群，短时期内集中涌入江南地区。他们带来的文化观念、生计习惯以及信仰传统，也随之进入江南地区，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相关区域的社会历史面貌。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流民最为密集的建康以东沿江和京口、晋陵地区。可以说，“徐兖化”是东晋以后这一地区的重要特征。 《真诰》中的“神仙侨民”叙事，就是这种移民社会的反映。《真诰》神仙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承认“神仙侨民”在江南神仙世界中的优势地位，(119)并力图塑造其对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籍咸阳、侨居茅山的三茅君。他们被赋予的职责是“监泰山之众真，总括吴越之万神”，总管着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这种“宗教想象力”，与侨民在东晋政治中的优势地位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也隐含着江南寒门、寒人对于一个更加“开放”的体制的渴望。(120) “宗教想象力”的背后，是正在走向土著化的江南侨民。永嘉乱后进入江南的流民群体，在经历最初的优待政策后，自东晋中后期开始不断面临着被“土断”为江南人的命运。(121)虽然侨人士族仍标榜自己的北方郡望，但侨民们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江南人，与江南新乡土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土著化了的江南侨民们，显然更愿意接受一个经历相似的神祇，融合侨、旧两种色彩的神仙三茅君由此获得了成长空间。三茅君对于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也使其很容易为旧民所接受。这是在侨旧融合的政治体制下，侨旧民众相互作用而带来的一种协调。句容茅山的圣地化过程，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信仰图景。如同现实世界一样，神仙世界的侨旧融合也并不是单线的侨民化，而是在上层表现为侨民化，下层仍保持着土著信仰的底色。南朝江南的社会文化，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复合面貌。 最后想要指出的是，茅山本身也让人看到一些“侨置”的影子。大茅君的位号是“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保命君则“总括岱宗，领死记生”，信仰职责均与东岳泰山有关。这种观念有其来历。如所周知，汉晋民众的生死问题本来是由泰山府君掌管的，永嘉之乱后，泰山大部分时间处于胡人政权的统治之下，侨居江南的流民死后归往何处，成为一个显见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三茅君以仙人身份被任命“断制”泰山生死，并将管理机构分别设置于句容茅山和会稽东南滨海的霍山，④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解决了上述信仰难题。“神仙侨民”依存于江南新乡土，其权力却仍然与沦为胡人统治的泰山信仰有关，这是江南侨、旧关系的反映，也是“圣地”茅山的信仰意义所在。在梁武帝中期佛教日益隆盛的形势下，道教徒在“圣地”茅山建造总结三茅君信仰的纪念石刻，并在许长史碑阴补刻“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名单，具有一定的宗教抗争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