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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学视域中的政治建构与义理诠释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求索》2014年7期 孔妮妮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南宋理学家顺应时代发展,不再满足于对“道”的抽象探求,他们将义理阐发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通过对伦理纲常、君臣大义、王道理想的政治诠释,使理学价值观逐步固定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不易之规。在理学的社会化进程中,各阶层的社会职责和行为准则都被明确定位。理学家以天理为依托,建立起宏大的政教体系,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南宋/理学士人/政治建构
    【作者简介】孔妮妮,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南宋时期,社会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重构态势,理学也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在南宋中期集为大成。作为理学的传承者,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大力推进理学的政治化、社会化进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南宋后期,理学士人作为多种力量的整合中心,以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建构不断扩展着理学宏大的社会体系,将上至天子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囊括其中,理学崇尚的价值观也被固定为政治伦理和行为规范,在潜移默化中作用于社会各阶层的意识行为。
    一伦理纲常与秩序建构
    在政治秩序的建构中,南宋理学家以重振三纲为旨归,对“君臣父子”给予了严格的定义:“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①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尊崇乃是实现万世之治的前提,“君臣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亲,夫妇之纲正于上而天下皆知有别,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伦亦莫不正……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②。
    在理学家崇尚的政治模式中,“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夷、齐、季札之徒所以轻千乘之国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宁陨其身、亡其国而不敢失区区之节者,亦为此也。”③为臣者即使是如目夷、季札等贤公子也不能取代他们平庸的君主,“是故微子不敢代纣、目夷不敢代襄公,子西不敢代昭王,季札不敢代诸樊,以数子之贤,苟承祀继统,可以大前人之业,可以启无穷之基,然终逡巡却避者,岂非不忍以一国之私欲利害而启千万世争夺之祸乎”④。为人子者即使是面对顽父嚚母,也不可因其昏乱而弃之,仍需尊之如天,“谏不入,起敬起孝;谏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岂容有他念哉”⑤。舜因此作为帝王典范被理学家推崇备至:“舜以一身处顽父、嚚母、傲弟之间而能谐和以孝,俾其善日进、恶日泯,非至诚之积薰蒸浸灌,何以有此?”⑥与舜相反,唐肃宗则因人欲之私致父病亡而成为帝王之戒:“肃宗之平长安也,上皇自蜀还都……徒以内侍握兵,妄为谗间,而迫迁之谋出焉。其所以然者,肃宗柔懦无断,故张后、辅国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贵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郁无聊,遂以致疾,肃宗之罪于是乎通天矣。”⑦伦理纲常与国家治乱紧密相连,正纲常是政权得以维系的基点,“考观古昔,有当衰微削弱之世,而纲常未至泯绝,犹足以仅存者;亦有治安强盛之世,纲常隳弛,卒至于大坏而不可救者”⑧。纲常在则国势虽衰而国脉犹存,纲常废必然导致政乱国亡。在理学家的大力弘扬下,三纲被视为稳定政治秩序的基石,在南宋政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南宋的君主中,宋孝宗被誉为南渡诸帝之首。他侍奉高宗至孝至谨,并坚持在父丧后衰绖三年。然而其子光宗赵惇却没有继承父亲的孝悌之道,在后宫的唆使下竟然拒绝为崩逝的父皇尽孝子之礼,其悖逆之行无疑是对三纲的严重破坏,朝野上下纷纷奏谏,认为国乱将至,“陛下人天伦理弃灭皆尽,人子之道毫发不存,外议沸腾,恶名太过,已不可掩……自十三日成服之后,传陛下欲以十五日过宫尽行丧礼,今又不然,愈觉人情交愤,祸萌益张,国势之危过于累卵”;“今势如累卵,诚可痛尔。伏望圣明早赐开悟速降指挥,来日过重华宫大敛成服,庶几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国祚,若更失此机会,则陛下之事去矣”。⑨由于群臣屡谏无效,最终赵汝愚等人策动了“绍熙内禅”,拥立皇子赵扩为新君,将光宗尊为太上皇,剥夺了他对国家的统治权。
    南宋后期,史弥远大权独揽,在宋宁宗驾崩后,他联手后宫,取得了杨皇后的支持,连夜矫诏二十五道,以皇族疏枝赵贵城取代了皇子赵竑,用篡逆的手段拥立了理宗。在潘壬等人对赵竑的复位行动失败后,史弥远“遣其客秦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命,时王本无疾,天锡谕上意逼王就死,遂缢于州治”⑩,济王被逼自缢,其王爵也被追夺。对于这场政治变动,朝野君子纷纷抗言,视为三纲沦绝,“史弥远当国,废皇子竑。(李)燔以三纲所关,自是不复出矣”(11);“谢(琎)、李(彦时)二公不谋而同挂冠矣,归隐林泉”(12)。作为一代正学大宗,真德秀不畏史弥远的权势,力谏理宗改弦易辙、裨补缺失:“济王之于陛下,其属为兄,而霅川之变,迫于群凶,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与讨捕之谋,情状灼然,本末可考。陛下倘能以舜爱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处之,使有富贵之娱而无尺寸之柄,则陛下之所为即舜之所为矣。纲常获全,圣德无玷,书之史册,扬休何穷!臣窃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事无所及矣,故臣辄进补过之说,冀陛下力行众善,以揜前非,庶几异时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愿,亦天下之愿也。”(13)
    郑寅、徐侨等与真德秀同朝的士大夫皆慷慨进言,希望理宗处天伦之变而能修孝悌之道。霅川之变后,郑寅不顾官小职卑,“召对言济邸冤状,指斥权臣,坐罢。端平初调为左司郎中兼权枢密院副都承旨,又请为济邸立庙”(14),其维护纲常、力谏君王的奏议为天下所传颂。徐侨在经筵侍讲中反复向理宗“开陈友爱大义,皇子竑得复爵邑”(15)。在理学诸士的不断进谏下,理宗顺应时势,诏复济王官爵,再次凝聚了人心,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南宋后期的政局。
    在南宋理学家的政治建构中,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乃是万世不易的政治纲领与社会准则,只有将伦理纲常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以理学的价值体系引导政治行为,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才能有效维护统治,确保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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