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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关 键 词】《万国通鉴》/《支那通史》/《东洋史要》/史书编纂体例/章节体 【作者简介】邹振环(1957-)，男，浙江省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化史研究。 中国传统历史撰述的题材种类很多，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有一个概括，称主要的不过五种，即编年体、传记体(即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和记言体[1](P266—267)。18世纪时，章学诚已提出改进历史编撰方法的主张，他认为传统史书占统治地位的纪传体，存在着难以反映史事大势的缺陷，比较可行的史书体例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2](《答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国史学在晚清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晚清之际，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传统史书体例均未能完全承担起表述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要求。在传统史书体例中尚能接近新史学理想体裁的，梁启超认为：“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体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3](P20)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不断出现，传统的史书体例很难适应近代教育教学之需，于是一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史体——章节体应运而生。关于近代史书体例的更新，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一书的第七章有过专门讨论，她指出：“随着西方新史学著作传入和影响扩大，中国学者对选用西方史学著作体例和改造旧史体例产生很大兴趣。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时，许多学者借鉴西方新史著的体例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适应新式学堂所用的历史教材多采用以往没有的新型史书体例。这对传统史书体裁体例的更新，成为新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4](P303)。 晚清时，西方史学东渐日本和中国，继而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史译著在中国传播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从史学观念、史书内容到史书表述形式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如《东西史记和合》带来了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历史著述；《四裔编年表》传送了一种中西历史时间对照的年表体；《大英国志》展现了世界史中的国别史；《欧洲史略》则给予一种区域性的“洲史”；《防海新论》展示的是一种西方战争实录体；《泰西新史揽要》更是给我们带来了“每百年为一周”的“世纪史”。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在此一时期东西史学的影响下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其标志性的应属章节体的采纳。这也是诸多论著中所谓的“新型史书体例”。 笔者认为，章节体史书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过程，且首先由西方传教士将这一史书体例带到中国的，这一点我在《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一书的相关章节中已有阐述①。然而，从西史汉文系统中的出现，到被中国史书编撰者采纳为编纂中国史书的主要形式，期间有一个过程，亦有诸多构成变化的环节。本文拟通过陈述这个过程中的若干重要环节，来说明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如何在晚清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