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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西史、东史章节体新史体的影响 章节体史书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狭隘观念被破除而出现的一种新史书体裁。较之传统史书体例，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一是设编立章分节，较之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体条理更为井然，能清晰地展现历史的阶段性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主次关系，从而打破了传统纪传体史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格局，有利于来表现近代意义上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二是顺时按类，因事列目，较之传统史书记事更为简明，能依照时间顺序来陈述通史庞大的历史容量，打破了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循环论，有利于在历史进化论的指导下来解释历史的演变过程；三是分类分级逐章逐节层层递进，使复杂步变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文化等等内容，在章节顺序之中脉络清晰，更适宜于表述现代史学的系统性。特别有利于逐章逐节进行历史教学，特别是，接近于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编纂形式，改变了传统史书不适用于启蒙教育的缺陷。因为具有上述优点，所以章节体的编纂形式在晚清首先被国人用于编写中国通史，并被之后的历史教科书长期沿用。 在晚清章节体史书上，1902-1904年间，夏曾佑编撰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个代表。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至1906年出版，后于1933年改名《中国古代史》编入“大学丛书”。论者多强调该书在近代中国通史的编撰上是首次成功地采用章节体的史书，其诞生后“章节体”一直被沿用，至今流行不衰，或对章节体史书为域外输入的见解表示质疑[15](P258)。有学者指出，夏曾佑编纂《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有感于那珂通世出版《支那通史》的发愤之作⑨，其所编《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他如何受那珂通世或桑原骘藏著作的影响，但从该书开端的几节所叙述的种族、该书的分章分节，和他将中国历史具体划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指清代)为近古之世，每个时期下面还划分出若干“时代”来看，虽然在时期或时代上与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的中国史与东洋史不完全一致，但仍不难看出《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留下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周予同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在内容和体裁上都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特别是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在内容或本质方面是中国经今文学与西方进化论思想的糅合，“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变，更应该注意：夏氏一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的影响。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最显著的例，如《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从三皇到梁代。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固有的；就我个人现代所得的材料而言，似乎也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见解的输入。这种书影响于中国史学界较早而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更其前者，因为用汉文写作的关系，影响更大。……夏氏这部书，于开端几节，述种族，论分期，以及以下分章分节的编制，大体与《支那通史》一书相近，而内容精审过之。就体裁说，显然的受了这位日本东洋史研究者的影响”[16](P534—536、568注释[41])。 其实，同时代国人受东史影响，注意用章节体编纂中国通史者，并非夏曾佑一人。这期间还有柳诒徵《历代史略》这样一个环节。就在《支那通史》问世后不久，在日本和中国出现了众多的续补本，其中国人柳诒徵补辑的《历代史略》特别引人注目。1901年，柳诒徵经同乡好友陈庆年介绍，从缪荃孙到南京江楚编译局任编纂。在编译局初期，修改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等两三部书，该年十二月初八(1902年1月17日)，“即开始阅读《支那通史》，而逐日修改四五条。从次年正月十三日(1902年2月20日)起，他开始抄《历代史略》，至于当年九月十六(10月17日)编竟。”同年由江楚编译局出版，初印本柳诒徵没有署名。该书在当时“上海等地书店竞相翻版印售”[17](P198)，光绪乙巳(1905年)孟夏，由上海中新书局用有光纸翻印出版，才署上“柳诒徵”的名字。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称自己是“补辑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元明两代，改名《历代史略》”[18](P39)。该书共分六卷，首篇总论，仿效《支那通史》，第一章“地理概略”；第二章改为“历史大旨”。后分上世史(唐虞三代至秦统一)、中世史(秦至五代)、近世史(五代至明末)，叙述自上古至明的历史。第一篇第一章“唐虞之国”改为“尧舜”；第二章“数十世开创”改为“三皇五帝之说”；第三章“尧舜事迹”改为“唐虞之地理官爵”，等等。元朝和明朝两卷是柳诒徵根据其他史书内容增辑的，体例仍据《支那通史》而与前者联为一体。中世纪末的五代作为近世史的开端。元朝作为近世史中，内分六篇二十一章，其中关于官制、礼俗、宗教、诗文、释道诸教、学校科举、地理、河渠漕运等都分篇综论，并附有历代世系表、官制沿革表、儒家传授表等，元朝部分增附了“元及诸国世系”，元朝“在位年数及年号”等表。明朝作为近世史下，分六篇二十六章，并录附“明及诸国世系”、“明帝在位年数及年号”、“元明官制沿革表”和“明儒传授表”等。该书顺应晚清日益开放的现实，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周边国家的史地，如卷三第七篇有“外国事略”、卷五第四篇有“西北诸国事略”、卷六第四篇有“东南诸国事略”，详述了突厥、回纥、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状况。第五篇第五章还有“天主教”，所附“中西之交通及历算西学”，介绍了利玛窦等人在华的传教活动和明末的西学传播⑩。以日本《支那通史》为蓝本的这部《历代史略》，打破了中国史著沿袭已久的纪事本末体，改为条理分明的章节体，按朝代顺序编写出了各朝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如生产、官制、礼俗、学术思想等各类专题，篇中有章，因事立节，各相统摄。如果按照整部史书的完成时间，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恐怕较之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早。当年，张舜徽在《柳诒徵传》中就指出：“《历代史略》从唐虞三代起，到明朝末年止，共六卷，每卷各分篇章。全书用流畅浅明的文辞，有条理有系统地叙述了历代事迹。由纲鉴体的旧形式，一变而为教科书体的新形式，这还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它采用了新的编书体式，是对旧纲鉴体例一次大的革命。而这种体例，从清末传到现在，除写作上由文言变为语体，观点上由旧变新外，大体上还是保存这种编写形式。柳诒徵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11)。 笔者借助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无非是想要强调，中国人接受域外新史学的章节体史书编纂体例有一个过程。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史学叙述结构，如1879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其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以“上古、中古、近古”(《万国史记·凡例》)的时代线索，采用卷节体例。1882年，美国谢卫楼撰写的《万国通鉴》最早采用了卷、章、段合成的新史书体例，以卷、章的形式，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景进行描述。另外，艾约瑟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更是为中国史学家提供了较之《万国史记》和《万国通鉴》适应性更为广泛的地区史及国别史，而这些卷节体的史学叙事形式较之《万国史记》等更接近于后来的章节体形式。这种崭新的史书体例，以其纵横贯穿的叙事特点，显示出其既综合通贯，又有分门别类的结构上的优点，较之中国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更适宜于表述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史学叙事结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不仅能反映纵横交错的政治事件、变动不居的军事战乱，而且能比较系统地阐明历史上相对静态的制度文化与社会规范层面的问题。因此，卷节体与章节体的史学叙事结构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编纂学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经由日本传入了成熟的章节体中国历史教科书和采用历史分期法的东洋史。东文学社译刊的《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以往的中国历史读本都是按照朝代的先后，用编年体或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的体例编写的。这两种在东文学社使用的历史教科书，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较为完整地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不仅可以采用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相。因此，对中国读书界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较早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比较成熟的章节体的史书形式，而且由于两书的较大影响，使之成为中国学生学习中国史的重要一环。如1905年，十二岁的吴宓在阅读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和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称自己“获益至多”[19](P55、58)。《支那通史》及其续补和《东洋史要》的各种译本成了清末学界的重要知识资源，如史学家王舟瑶曾指出：“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盖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少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学者宜自具理想，以特识读旧史，庶不为古人所愚乎？”[20](P2)因此，他不仅主张参考西方的新史，如“各国历史，极宜究心。就译本言，如《四裔编年表》、《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希腊志略》、《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法国志略》、《联邦志略》、《米利坚志》、《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泰西新史揽要》、《西洋史要》、《泰西史教科书》、《欧罗巴通史》、《埃及近世史》、《法史揽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十九世纪外交史》等，皆不可不一读。”也特别强调吸收日本的史书来编写中国历史，指出：“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如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之《东邦近世史》，市村瓒太郎、龙川龟太郎之《支那史》，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之《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皆足备览。”[20](P2-3)20世纪初，夏曾佑在接触东史之前，也接触过西史。1903年，就在他创造章节体史书的过程中，还曾为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Edward Jenks，A History of Politics)作序，并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多采其说。《社会通诠》是一部运用社会学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史，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三种历史形态。同时，夏曾佑还钻研过《迈尔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还为中译本校阅删润[21](P80、102)，可见对他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东史，同时也有西史。如果说他编纂中国历史时采用章节体和历史分期主要是参据了东史，那么，西史也是他接受东史新颖形式的一种铺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