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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晚清国人章节体通史编纂的《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 西方史学新的史书体例，首先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19世纪下半期，在日本出现了一批章节体的史学叙事结构的论著，如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合著的《万国史纲》，箕作元八、峰岸米造合著《西洋史纲》，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家永丰吉《文明史》等。不少史家还采取章节体撰写东洋史和中国历史，如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田中萃一郎《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那史》等。不少章节体的史著对中国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除上述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外，还有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等。 主持东文学社的罗振玉非常关注上述日本学者历史著述，可能是为了给东文学社的学生提供一本适合阅读的中国通史的教材，藤田丰八给罗振玉介绍了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因为《支那通史》是那珂通世用汉文撰写的，因此首先出版了该书。那珂通世年轻时曾立志从事英学，二十二岁入福泽谕吉门下，福泽关于亚洲历史停滞论的观点深深影响到那珂通世及其所著的《支那通史》。1886年起，那珂通世致力于《支那通史》的撰述。原计划完成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七卷。卷一为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卷二、卷三、卷四为中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中世史上期自秦汉至晋并吴，中世史中期为西晋南北朝至隋唐，中世史下期自五代辽宋至金章宗末年。卷五、卷六、卷七为近世史，分为上、中、下三期：近世史上期自蒙古始兴至元惠宗北迁，近世史中期自明太祖至清太宗，近世史下期自清世祖至晚清。日本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九月出版第一卷，十月出版第二卷，十二月(1889年)出版第三卷，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1891年)出版第四卷。正式出版的四卷本，共五册，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有东京中央堂印本。近世史终未完卷。该书前四卷问世以后深受中日学术界好评。其特点：一是完全用汉文撰写的，因此很快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二是选用史料范围广泛，不仅注意根据中国古书，也兼收西洋人所录；三是体例新颖，简明易解，打破了传统中国史书体例，采用西方章节形式的记述体。上世、中世、近世作为断代的区分，不仅具有便利史学研究的形式上之意义，而且其实质还反映着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叙述的内涵。这种历史叙述的结构包含着欧洲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某些理念，而文明的开化程度正是衡量上古、中古与近世这种历史时期划分的重要标志。 《支那通史》首卷为总论和上世史。总论分三章，讨论中国地理概略、人种之别和朝家屡易，阐述中国地理变迁的大势、人种类别和朝代更替的概况。上世史分八篇，讨论自唐虞三代至战国的历史变迁。第一篇唐虞，第二篇三代，第三篇诸侯本末，第四篇春秋，第五、六篇战国，第七篇世态及文事，第八篇先秦诸子。附录“历朝兴亡禅代图”、“三代世系”、“齐晋及七国世系”、“周秦列王在位年数”等。卷二中世史上期分九篇。第一篇秦，第二篇楚汉，第三、四、五篇为前汉，第六、七篇为后汉，第八篇三国，第九篇制度略。附录“秦汉三国世系”、“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两汉后家多破灭”。卷三中世史中期分九篇。第一篇西晋，第二篇东晋，第三篇南北朝，第四篇隋，第五、六篇唐，第七篇外国事略，第八篇文学宗教，第九篇制度之沿革。卷四中世史下期分六篇。第一篇五代，第二、三、四篇宋朝，第五篇学艺，第六篇制度。附录“五代列国世系”、“宋辽金夏世系”、“诸帝在位年数及年号”、“宋儒传授图”、“文庙从配沿革表”、“宋辽金职官沿革表”、“宋百官品秩表”以及“地球沿革图”。该书与中国传统史书的重大区别在于，不仅注意对政治、军事事件的描述，还特别注意对文化制度的介绍和分析，如卷一上世史第七篇“世态及文事”，特别介绍中国的姓、名、氏族、婚嫁制度、宫妾、宦官、丧葬祭祀等，以及阴阳五行之说和先秦诸子的学风与学说。卷三中世史对学制、佛教与道教、基督教在早期中国的传播，以及唐代与西域的交通、唐代的职官、州郡、赋税、选举等制度文化等，卷四对于宋代的儒学、学制科举与党禁、诗文、货币制度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说和分析。原书有日本著名学者中村正直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所写的序言，称：“今世所行支那史之简易者，如《十八史略》、《通鉴挈要》，非不良善，但止于纪事实，而不及典章法度，此为可憾。那珂通世氏此书，纪事实而及制度，略古代而详近世，不独采于支那史而兼收洋人所录，简易明白，一览了然。”[11](卷1) 1899年，东文学社还出版了樊炳清根据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一书译出的《东洋史要》。该书原著二卷，出版于日本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梁启超《东籍月旦》称：“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专为中学校教科用。条理颇整。凡分全史为四期，第一上古期，汉族膨胀时代；第二中古期，汉族优势时代；第三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第四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繁简得宜，论断有识。”[12](P1376—1386)樊炳清译本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译出距原书初版仅仅一年的时间。该书中文版版权页题名“格致学堂译、东文学社印”。全书分总论、上古期二篇、中古期九篇。总论四章，分别为论本书之大旨、地势、人种、区分时代。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二篇。第一篇“周以前”分三章，讨论太古、尧舜事迹、夏殷兴亡；第二篇“周”分九章：一、周之勃兴与其制度，二、周之盛衰，三、汉族与诸外族关系及周时戎狄跋扈，四、霸者，五、自春秋末至战国初形势，六、诸学兴起，七、秦之勃兴，八、合纵连衡，九、秦之统一。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分九篇。第一篇“秦及西汉初叶”分六章：一、始皇帝政策，二、秦之亡，三、汉楚之征，四、高祖政策，五、自惠帝至景帝间形势，六、武帝之治。第二篇“西汉经略外国”分五章：一、南方诸国与西汉关系，二、古朝鲜与西汉关系，三、匈奴勃兴，四、西域诸国沿革大略，五、匈奴衰微。第三篇“西汉末世及东汉初叶”分三章：一、自武帝至元帝间形势，二、外戚之专权与王莽篡立，三、汉室之再兴与东汉初叶。第四篇“佛教东渐”分四章：一、释迦以前印度状况，二、释迦出世与阿输迦王时代，三、大月氏之勃兴与佛教东渐，四、东汉与西域诸国之关系。第五篇“东汉末世三国及西晋”分四章：一、东汉末运，二、东汉之亡与群雄割据，三、三国鼎立与晋之一统，四、晋室大乱。第六篇“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分七章：一、汉末以来塞外诸侯与汉族关系，二、汉之勃兴与前后两赵兴亡，三、东晋盛衰与前燕前秦之兴亡，四、后魏之兴及南北两朝之分，五、后魏与塞外诸国交涉及后魏之极盛，六、后魏分裂及侯景之乱，七、南北两朝末路与隋之一统。第七篇“隋及唐之初叶”分三章：一、隋之盛率与群雄割据，二、唐之勃兴，三、太宗高宗之治及唐之制度。第八篇“唐经略外国”分九章：一、自汉末至隋初朝鲜，二、隋唐与朝鲜关系及百济高勾丽之亡与新罗之一统，三、突厥勃兴以前西域诸国形势，四、突厥之兴亡及唐与突厥关系，五、吐藩印度之形势及其与唐关系，六、唐兴中央亚细亚关系及大食之兴与波斯之亡，七、唐之管辖属地法，八、唐代东西互市，九、诸外教之东渐与佛教兴隆。第九篇“唐中叶及末世”分七章：一、武韦两氏内乱，二、玄宗之治，三、安禄山之乱，四、唐中叶以后塞外诸国，五、藩镇跋扈，六、宦者专权，七、唐之亡兴与群雄割据。由上述不难看出，该书实际上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章节体，而是一种类似《万国通鉴》的篇章结构。 桑原骘藏在《东洋史要》总论中强调，所谓东洋史，是以阐明东亚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为主的一般历史，它与西洋史并列，构成世界史的一半。并指出，按山川形势，亚洲大陆可分为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北亚等五个部分。东洋史是以东亚(中国和朝鲜)为主体，阐明其历史沿革，同时对于与东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南亚、中亚的沿革，也不能不略述之。换言之，东洋史是以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为主线，论述兴亡沿革，对于满、蒙、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及中国周边东亚、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也要略加述及。而那一时期，大部分日本学者的所谓东洋史的著述，实际上还是一部中国史。作为一部篇章体的历史教科书，《东洋史要》虽然没有正式设节，但每章中所分段落已具有节的形式，初具章节体的雏形。《东洋史要》由东文学社出版推出后，“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销路看好，该书也曾多次重印，以后还有1903年宝庆劝学会舍本。同时，也引发了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的其他异译本，如1904年还有泰东同文局的《东洋史课本》、科学书局出版有周同俞译《中等东洋教科书》，1906年有文明书局出版的周国俞译《中等东洋史教科书》，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金为译《东洋史要》⑦。可以说，该书在晚清是颇受欢迎的中国史的读本。傅斯年在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编写后指出：“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13](P1225)据笔者所见，直接声明以该书为蓝本的就有两湖文高等学堂1903年出版的陈庆年编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陈庆年在该书序中称赞《东洋史要》，“尤号佳构，所谓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者，盖皆得之”⑧。王汎森在《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一文中指出，《东洋史要》不仅采用了“章节体”，同时也开始采用历史分期。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划分中国历史。按照历史时期来划分的编写方法使读者发现只有一姓之变迁不足以为历史时期之标准，并认为如果不分期，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以至后来编写教科书的中国人便有意采取这种方法，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14](P162—163)。这一点倒与《万国通鉴》既采用历史分期，又采用卷章段的形式不谋而合，从而在汉文史书系统中构成了转变的第二环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