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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最早出现的卷章段结构的译著《万国通鉴》 1869年11月28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olotos Sheffield，1841-1913，字锡恩，一作子荣)到达中国，被安排在离北京城东二十余公里的通州传教。1886-1887年，潞河男塾正式改名为潞河中学，学生共计三十名，其中二十六名为住读生，四名走读生，全部都是教徒。谢卫楼自任校长。1892年，该校学生增加到了六十二名，其中有十名据称已有大学程度。他们已经学过了圣经、基督见证、精神哲学、三角、数学、国际公法、政治经济学、地质学、自然地理、世界史和中文学科。所有课程都是通过中文教授，为了做到用中文教授，谢卫楼花了很多时间用中文编写或翻译教科书。1893年，该校又一次改组，正式命名为潞河书院，附设中学和戈登纪念神学院，校长仍由谢卫楼担任。1904年，潞河书院升格为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谢卫楼仍当校长。谢卫楼用中文为潞河学校编写了许多教科书和译著，如《教会史记》(1896年)、《理财学》(1896年)、《是非要义》(1904年)、《心灵学》(1907年)、《政治源流》(1910年)、《圣教史记》(1914年)等②。反映潞河书院教学状况的《潞河书院名册》中记载，直至1880年，潞河中学的课程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四书五经，“兼学鉴书、古文、时文”；二是学习《圣经》新旧约，“考其事迹，究其蕴蓄”；三是“学西国纲鉴、算法与格致各书”③。其中“鉴书”显然就是指“中国史书”；“考其事迹，究其蕴蓄”，其中包含着与《圣经》有关的历史内容；“西国纲鉴”一课显然是指西方历史。为了让潞河男塾的学生有一部合适的世界历史教科书，谢卫楼在讲授“西国纲鉴”一课之余，以浅近的文言编写了一部《万国通鉴》。 谢卫楼参照了马礼逊辞典中将history译为“纲鉴”的思路，将世界历史教材译作《万国通鉴》。这是一部参考了许多西方史书而用浅近文言编就的世界历史教科书。目前所知，该书有好几种版本：(1)有英文版权页和谢卫楼英文自序(English Preface)，又有赵如光中文序言刻本，赵如光笔述，最后附有中英文人名、地名对照的索引。该版本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印行。英文书名为Outlines of General History：In Easy Wen-Li illustrated with Thirteen Large Double-Page Mounted & Colored Maps and in addition an English Index④。(2)仅有赵如光中文序言的版本。后附录“天下六洲图”、“亚细亚”、“欧罗巴洲”、“古希利尼”、“古以大利”等地图十二幅，但无英文版自序和中英人名、地名对照索引。(3)书名题为《万国史论》(又题“历代万国史论”)的戊戌(1898年)中秋杭州石印本。该版卷章段几与上述版本完全相同，只是附图十二幅极为粗糙，同样没有中英文人名、地名索引和英文自序。(4)五卷本，卷首一卷。又，北京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清光绪年间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还有上海书局本。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年)有冈千仞训点、四书房发兑的《(订正)万国通鉴》五卷本，该书载有河野通之节译的谢卫楼的英语自序，题为兑设特(即谢卫楼英文名字Devello Zolotos的译音)《万国通鉴英语序》。冈千仞在序中称：“此书成于耶苏教徒，其纪我邦及汉土，极口论驳圣道，特为无谓。唯方今五州普通，各国此书各国讼革，不可不一日讲之。而此书各国理乱兴亡之故，可一览尽其要。其论涉教法，虽属无谓，亦可以观东西风尚之异一至此。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于此书亦云”。(5)福州还出版过该书的节本《(榕腔)万国通鉴》卷一、二，林穆吉译成榕腔、摩嘉立(C. C. Baldwin)修订，福州美华书局1892年出版。该版是以福州方言译出的谢卫楼《万国通史》四卷本中的第一卷和第二卷。 《万国通鉴》几种版本尽管卷数不一，但核心内容大致相同，章节也基本一致，均采取卷、章、段体的结构，四卷本。前有“引”，分为五论：第一论“亚当至洪水后事”，第二论“洪水后生民度日”，第三论“国度律法与分定人之等次”，第四论“古时敬神之道”，第五论“东方人民居亚细亚大洲”。第一卷“东方国度”共四章：第一章“论中国事略”，分二十五段，第一段“上古开国之事：三皇纪略”，第二十五段为“论大清纪略”，下限讨论到1875年。“论中国事略”外附“儒释道三教说略”。第二章“论蒙古事略”，第三章“论日本国事略”，第四章“论印度事略”，基本上是叙述亚洲主要东方国家的历史。第二卷至第四卷为西方历史。第二卷“西方古世代”分八章，第一章“论犹太国事略”，第二章“论伊及国事略”，第三章“论巴比伦和亚述国事略”，第四章“论玛代国和波斯国事略”，第五章“论腓尼基人事略”，第六章“论喀颓基人事略”，第七章“论希利尼国事略”，第八章“论罗马国事略”。第三卷“西方中世代”分十五章：第一章“论北方苗人迁移之事”，第二章“论东罗马国又名庇三提尼国事略”，第三章“论回回教事略”，第四章“论喀漏芬及岸朝事略”，第五章“论英国事略”，第六章“论日耳曼国事略(撒可森朝、范叩尼亚朝)”，第七章“论天主教出征(又名圣战事略)”，第八章“论日耳曼国事略(侯很斯他分朝、哈配斯布革朝、鲁森布革朝)”，第九章“论法国事略(喀佩献朝、法勒洼朝)”，第十章“论天主教分门与两次大议会事略”，第十一章“论英国事略(接上五章)”，第十二章“论西班牙国事略”，第十三章“论葡萄牙国事略”，第十四章“论土耳其国事略”，第十五章“论中世代风土人情”。第四卷“西方近世代”，分上、下两部分，共计三十一章。第四卷上，十七章：第一章“论在欧罗巴洲数国事体振兴事略”，第二章“论教会更正事略”，第三章“论西班牙与西班牙之属国事略”，第四章“论法国为道战争事略”，第五章“论英国事略”，第六章“论瑞典哪威莲国事略”，第七章“论自更正起百年之间各等学业振兴事略”，第八章“论在日耳曼国三十年战事”，第九章“论英国改变事略”，第十章“论法国事略”，第十一章“论北亚美利加开国事略”，第十二章“论西班牙王位战事”，第十三章“论欧洲北方数国战事”，第十四章“论布国兴盛事略”，第十五章“论英法为争北亚美利加之地战事”，第十六章“论立美国事略”，第十七章“论从法国所出之文字激动多国人心”。该书第四卷上第一章所谓“欧罗巴洲数国事体振兴”，其实就是在说欧洲文艺复兴。第四卷下，共十四章。第十八章“沦裒兰国被他国分据俄与土交战事略”，第十九章“论法国民变事略(接上卷十章)”，第二十章“论英国事略(接上卷九章)”，第二十一章“论法国事略(接十九章)”，第二十二章“论在以大利之地数处小国合为一统事略”，第二十三章“论日耳曼国复兴事略”，第二十四章“论土耳其国事略(接上卷十四章)”，第二十五章“论俄国事略(接十六章)”，第二十六章“希利尼脱离土权成为自主事略”，第二十七章“论美国事略(自洼性吞即位直至现今)”，第二十八章“论默希哥事略”，第二十九章“论南亚美利加各国事略”，第三十章“论亚非利加洲事略”，第三十一章论“格物之学术兴起”。附“论耶稣教之风化”。 《万国通鉴》在编纂上显示出如下的特点：首先，该书是晚清首次采取卷、章、段三位一体结构的世界史，这是较之更早的《古今万国纲鉴》和略早的《万国史记》都不曾采用过的。但也并非完全如后来的章节体形式，因此，有论者称该书的“论中国事略”就是采用章节体形式，可以说是章节体中国通史的首创[5](P9)，其实并不确切。该书采用卷、章、段的形式，与《万国史记》类似，在每页的天头，都有若干类似内容提要的识语，似乎接近后来的小节标题，我把它称之为“段”。这种以卷统章，章下设小段的方式贯穿全书。因此，称该书最早采用了卷章体或卷章段体则更确切。 其次，《万国通鉴》首次采用了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历史分期法。记述历史演变可以采用不同的“历史时间观念”，有皇帝时间、政治事件时间、文明时间、类型时间和符号系统的时间观念等等。在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中，也有自己的独特表述方法：(1)每个时间单位的开始和终结都是以王朝更替来计算的，历法纪年一般也只是以皇帝在位年代来计算的。这种纪年法是与古代中国的治乱兴衰的易代观念相联系的。(2)采用“世”的分期法。分期划分法是人类思想活动的结果，中国很早就有了历史分期的划分，如《韩非子·五蠹》中就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之世”的分期[6](P339)；《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将历史演变发挥为“所见之世”、“所闻之世”和“所传闻之世”⑤。但这种断“世”是一种模糊的和笼统的概念，并无确切的时间断限。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如二十四史中的“上古”、“中古”、“近古”、“近代”、“近世”之类的时间分期，并非以前后相续的系列分期的形式，而是以分开的、零散的形式出现的，是没有系统的分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7]。西方的历史分期最初出现是与基督教神学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用以标注历史时间和划分时代的标准是“纪元”或“公历”。这种时间观念代表着基督教思想对西方历史的支配，历史以基督出生为准，划分为纪元前和纪元后两部分，历史也就以神的启示和生命为过程。但这也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概念：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帝国、国家的历史兴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万国通鉴》将西方历史划分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正是通行于欧洲的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不同时期的划分法的反映。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家反对历史连续性的观点，特别是反对将他们自身的时代通过文化凋敝、学术凌夷的黑暗的中世纪去衔接古代。作为一种抽象概括来揭示历史演变的具体手段，则影响了史书的编纂体例。这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法，标志着一种对时间全新的思考方式，即对时间的测量不是根据它自然性的流逝，也不是根据对时间施加了政治性理解的皇帝纪年，而是在其线性的标尺上寻找其富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事件位置，根据这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决定时间间隔的点，而历史分期法则是识别这些引起变化之点的好手段。尽管《万国通鉴》没有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历史加以分期，但这种西方历史分期法还是为东方历史与西方历史进行横向比较提供了时间坐标。 第三，西方史家编写的世界史一般很少叙述东方的历史，即使叙述也多是为了辅助西方历史的展开，如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对东方历史的若干描述，就是为耶稣传记的阐释与基督教历史的撰写作铺垫。《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编纂成“东方国度”第一卷。虽然内容有限，论述肤浅，但将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历史置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大框架内去认识。该书采取了统一的纪年法，包括中国历史也在书眉标注了耶稣纪年，并附录了英文人名和地名的索引，表明了作者对于一种统一的世界史编写模式的追求。这一方法以后渐渐被中国学者所接受，成了中国学界后来所有“万国史”编写的通行模式。这种模式接续着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编写《东西史记和合》的思路，堪称是世界史编撰上的创见。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关于东方历史——中国、蒙古、日本和印度的叙述均没有采用西方历史分期法。中国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历史的编写，从先秦至清光绪年间，从未采用过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分期法，贯穿一线编写模式均为传统中国史书的朝代世系。可能是谢卫楼并非历史学家，特别是对于东方史，如中国史和日本史，基本上是陌生的，而能够参考的那些西方史学读本，对于中国史也缺乏很好的研究和完善的叙述。一般西方史家也多认为，作为分析单元的王朝系统，在千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其带有周期性的波动的因素即使在晚清也并未消失，其政治制度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因此，可能谢卫楼在无法对东方世界进行历史分期的情况下，只能于东方与西方采取了不同的书写方法。把中国文化视为一种属于过去时代的、缺乏近代意识的落后的文化⑥。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对《万国通鉴》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当时传教士撰写的史书中，“很少有这类著作行世，没有一部著作涉及如此广泛的范围”，该书“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有一些经特别装帧在官员中发行”[8](P566)。史亚实称此书，“使整个一代中国人对于伟大而不可思议的外部世界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概念”[9](P641)。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书籍有二十五种，大部分为编译的外国史著。通史类中仅列入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和美国谢卫楼著、赵如光译的《万国通鉴》两种。可见，当时有关世界通史的著述的确不多。1898年，王树柟所撰五卷本《欧洲族类源流略》简述欧洲巴斯革(今译巴斯克)、伊都斯干(今译伊特剌斯坎)、芬、拉伯(今译拉普)、亚利安、斯拉夫、鞑靼等古今民族源起、族属、分支、风俗、分布和迁徙兴亡之迹，略加考释。书中评论欧洲各国政事得失，否定上帝造人及中国人种西来说，并依据进化论，强调弱而愚的旧民族，每不敌强而智的新民族，旧族惟有复兴方能生存发展。提出中国应该亟图自新，以免遭西方列强侵略瓜分。该书主要依据的材料是来自《万国通鉴》和《欧洲史略》[10](P2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