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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史书体例，是史学家思想观念的体现，对史书体裁、题材体例的认识，实际上包含着史家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和理解。在史学编撰体例中，何种形式最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演变，一直是困扰中国史家的一个问题。从孔子、司马迁、班固到刘知幾、郑樵、袁枢、章学诚等都不断在反省和探索史学叙事结构的合理性。中国的传统史书体裁，反映历史动态变化的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大类，反映历史静态变化的有典志体。编年体和纪传体出现较早，编年体比较适合反映政治史与军事史，纪传体虽然反映历史的范围大大拓展了，但这两种体例的核心还是以帝王的纪年贯穿始终，历史叙事的内容通常都是有关朝代兴亡和社稷安危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主要线索不脱帝王将相的人物线索。即使被写入《史记·陈涉世家》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不是因为他是小人物，而是因为司马迁将其看作是汉代创建者的政治先驱，仍是正统历史观支配下的产物。南宋袁枢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这两种史学叙事结构的缺陷，因此，他“因事命篇”，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开辟了史学编纂的一个新途径。纪事本末体分篇综述，首尾相关，虽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章节体史书，为近代梁启超所推崇，但由于袁枢受到他所依据的基本资料的限制，其历史叙事的结构仍拘泥于历史政治事件相联系的世界。尽管如此，袁枢的纪事本末体结构还是成为晚清中国读者能较快接受西方史学叙事结构的本土知识资源。 晚清中国史学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在形式上最关键的变化：一是引入了章节体的编纂形式；二是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分期法。这一模式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编纂史书的主要形式。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都会列举柳诒徵的《历代史略》、陈庆年的《中国历史》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曾经指出，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变，最应该注意的是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因为该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受到日本东洋史编著的影响。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固有的，大概是来自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的影响(12)。而亦有学者注意到，正是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后，引发改编国史运动，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才开始出现[22](P293)。但这种影响的源流以及发展环节似未完全澄清。笔者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它首次引入了西方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的分期法，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周予同所说的在内容和体例上，既采用章节体，又采用历史分期法的史书新体例，在该书已具端倪，只是该书在论述中国事略时仍然采用朝代模式。它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个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日本人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章节体史书的积极意义是它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编纂形式，较之善于表现政治史演变的编年体也更能反映所谓“民史”，因为这种体例不再以帝王为中心、以将相臣佐为附庸，将文化制度、社会生活都融合在静态的“志”、“书”中。从这种意义上说，章节体这一灵活的编纂形式，是对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的否定。 笔者认为，时下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者都过分强调了日本史学论著对晚清新式章节体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晚清史学编纂形式的变化不是一个编纂史上的突变，而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万国通鉴》和卷节体《欧洲史略》等历史译著到章节体的历史教科书诸多环节的渐变过程。以往的研究基本忽视了早期卷章段体《万国通鉴》等史书在史学叙事结构变化方面的作用。在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还有卷章段体等史书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卷章段体在中国史家重新思考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为后来以章节体形式编写历史著作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可以说，《万国通鉴》是晚清最早出现的卷章段体例的史书，该书为后来章节体在中国史书编纂中成为主流编纂形式作了重要的铺垫。 附记：本文初稿2009年10月17—18日曾提交由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研讨会上作报告，承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黄兆强教授等批评指正，特此鸣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