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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儒之道与君臣大义 经历了孟子升格运动后，孟子“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国定”的君臣观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大力推扬，“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16)。臣子之职正在于格君心之非，使君主道充德茂。继北宋理学诸儒之后，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对孟子“正君而国定”的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凡以先后纵臾，左右维持，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17)。在南宋理学家的君臣理想中，师儒之臣乃是能感格君心、使君王砺乾纯之德的辅弼重臣，对君主空谈性理或挟智数取悦君王，二者皆与君臣大义相悖。 朱熹以王安石与张载、程颢为对比，论述了自己对师儒之道的理解：“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18)作为千载一时的贤君名臣，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际会曾为无数士人歆慕，“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的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19)，无师儒指引的神宗在激烈的党争中逐渐退沮，国家危机日趋严重。宋孝宗堪称是南宋历史上最有恢复之志的贤君，“寿皇合下若有一人夹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但在其受挫靡钝消铄之时，其宰辅并无一人可以承担起正君定国的师儒重任，“寿皇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于上前说何事”，缺乏真儒辅弼的孝宗最终无法自振，“寿皇本英锐，于此等皆照见。只是向前为人所误，后来欲安静，厌人唤起事端，且如此打过”，从而结束了南宋的中兴时代。(20) 南宋后期，面对权臣政治造成的恶性后果，真德秀在前贤的基础上对辅相之责进行了明确的论述：“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21)君主能否获得师儒辅弼，对国家治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汉文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贤君，真德秀为文帝问及鬼神而儒臣贾谊未能援义理引导而深感遗憾：“盖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义则知阴阳，能尽性则能至命。谊之对亦尝及此否邪?厥后新垣平以诡诈进，帝为之惑，是未尝知鬼神之情状也。帝有穷理之心而谊无造理之学，故君德成就终有愧于古。可惜哉!”(22)汉武帝有幸得遇董仲舒这一旷世真儒却未能置其于辅弼之位，真德秀对其欲闻大道而不尊师儒的态度叹息不已：“使帝置仲舒于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陈于前，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安得有极意奢淫之失、穷兵黩武之祸!”(23)唐玄宗晚年君道缺失，真德秀认为辅弼重臣中无一师儒乃是导致明皇悖乱的根源所在，“明皇初政，好学右文，其盛如此，可谓美矣。使当时得一真儒在辅导弼谐之地，日以尧舜三王之道、六经孔孟之言陈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则于是非邪正之辨了然不惑，而张九龄、李林甫之忠邪不至于用舍倒置矣。必诚意以正其心，则于声色货利之诱确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蛊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敛不得进矣”(24)。正因为没有师儒感格君心，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人欲之私，晚年的玄宗君道不彰，致使奸邪乘机乱国，大唐帝国自此由盛而衰。 正君之心是师儒的重要职责，但致知力行与正心诚意对彰显君道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核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矣”(25)。君主必须对天下之理、天下之事了然于心，才可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因此，当理宗通读《大学》后自认有所得：“《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乃用处，须至诚意正心修身方得”，大儒真德秀当即予以纠正：“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须是都讲究令透彻方能诚意正心。”(26)南宋后期，朝政长期由权臣把持，左右皆为权臣腹心，使君主陷于彀中听其摆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更需要培养君主通义理、明事务的治国才能，尽快走出权臣政治的阴霾。在对《大学》之道的阐释中，真德秀将义理实之以事，把致知的范围扩大到了“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等多重层面，要求师儒重臣承担起培养君主致知能力的重要职责：“至于辅臣奏对，尤当从容访逮。政事因革，俾陈其利病之原；人材进退，必叩以贤否之实。如有未谕，反复审究，亦必再三。都俞之外，不厌吁咈，以至言官之奏论弹劾、群臣之进见对敡，率霁天威，俯加酬诘，俾摅底蕴，尽究物情，如此则于国家之事日益明习，而举措用舍之间无不适当矣。凡此皆所谓格物也，惟陛下曲留圣心，孜孜不倦。”(27)在君主具备了格物致知的能力后，还须践履力行，“王人所以求多闻者，是惟立事而已。学必施于事，然后为有用之学，不然，则所闻虽多，果何为哉?”(28)致知与力行不可偏废，只有引导君主力行所知，将义理之学施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务中，才是师儒之道的最终旨归。在南宋后期岌岌可危的时局下，对君主知行能力的培养更成为辅弼之臣践行君臣大义的第一要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