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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教结合的王道理想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明确表述了理学家的治学主张：“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29)士人为学，不可视之为“成己之事”，而应推己及人、明德新民，则体用兼备，圣人之道可成。因此，化民成俗、导迪民心成为朱熹始终坚守的为政原则：“圣天子所以搜扬幽隐、付畀民社之意，固将使之宣明教化，宽恤民力……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30)真德秀亦在对大学之道的阐释中向君主力陈政教结合的王道理想：“汉文帝、唐太宗之时，天下可谓治矣，然先儒谓止是富庶而已，若教则未之及也。故圣人于此，不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于天下。见得须是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谓之天下平”(31)。 从谕俗文到官箴，南宋理学士人以多种方式向社会各阶层传播着理学家的政治主张，《政经》便是南宋理学家政教结合思想最集中的体现。《政经》为理学名儒真德秀晚年所作，真德秀遵循先经后史、经史互证的编纂原则，“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于前，而以行政之迹列于后，题曰‘传’以别之”(32)。在《政经》中，真德秀广泛引用先贤论政之言并附以前代循吏的治邑成就，向世人展示政教结合在地方行政中的重要意义：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第一条出自《论语·为政》，第二条出自《论语·阳货》，第三条出自《孟子·尽心上》，皆为先秦儒家“政教结合”思想的体现。孔子认为，政令、刑法仅仅能使百姓免于犯罪，而道德与礼法却可以使百姓产生向善之心，所以治理天下应注重化民成俗，以礼教安定天下。孟子指出，完善的政令能使君主获得财富，而推行教化则能让百姓乐业，从而赢得民心，天下大治，因此再完善的政令也无法替代教化的推行。孔子对子游的称赞正在于他能用礼乐教化百姓，尽己之力实现政教结合的王道理想。 建立“无讼”社会，是自先秦以来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地方官员能否做到政平讼理，也是官员考课的重要标准。在《政经》中，真德秀大量征引了古代圣贤关于理讼、息讼、无讼的观点：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第一条出自《周易》中的贲卦，第二条出自《周易》中的旅卦，第三条、第四条出自《论语·颜渊》。作为地方官员，子路忠信明察，人皆敬服，孔子对子路之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即使具有片言可以折狱的司法能力，也并未达到孔子所言的最高境界，即通过教化，以使治邑无讼的王道理想。 在《政经》中，真德秀列举了众多循吏的事迹，其中汉代的文翁与隋朝的辛公义最具典型意义。文翁在景帝末年为蜀郡太守，他大兴文教，用儒家道德化育民众，使蜀地渐为礼义之邦。在《政经》中，真德秀对文翁事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文翁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十余人亲自节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繇是大化。”(33)值得注意的是，《政经》所引文翁的材料来自于《汉书》，但在“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十余人亲自节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一句后，真德秀有意缺少了《汉书·文翁传》中“或学律令”一句，从对文本的删节取舍中，可以看出真德秀对“德本刑末”政教思想的着意强化。作为隋朝杰出的循吏，辛公义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吏治才能，上任伊始，“先至狱，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决断咸尽”(34)，罪人皆自款服。然而辛公义并不以此为满足，以德导民，使狱无罪人才是辛公义追求的吏治目标。在辛公义的治理下，牟州风俗为之一新，讼者皆两让而止，父老相谕为使君息讼，牟州一地自此无讼。从理讼、息讼到无讼，辛公义达到了孔子所称赏的最高境界。真德秀以辛公义的行政事迹作为《政经·传》的结尾，不仅蕴含了他对政法与教化辩证关系的时代诠释，也寄予了真德秀对实现王道理想的殷切期望。 “为政之本，风化是先”(35)。朱熹守漳州，向僚属明确表述了自己以教化为本的行政思想：“郡守以承流宣化为职，不以簿书财计狱讼为事……欲使邦人士子识些向背，稍知为善之方，与一邦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以体朝廷教养作成之意”(36)。随着理学社会化进程的加速，大批理学士人以古循吏为楷模，加大了在治邑中的政教力度，努力建构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刘清之通判鄂州，以化俗为先务，“州有民妻张以节死，嘉祐中，诏封旌德县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无知其墓者，清之与郡守罗愿访而祠之”(37)。知衡州后，刘清之鉴于当地民风悍戾，乃作《谕民书》一编以化之，“农工商贾莫不有劝，教以事亲睦族，教子祀先，谨身节用，利物济人，婚姻以时，丧葬以礼。词意质直，简而易从。邦人家有其书，非理之讼日为衰息”(38)。张洽为袁州司理参军，“会狱有兄弟争财者，洽谕之曰：‘讼于官，祗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胜，孰与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乎?’辞气恳切，讼者感悟”(39)。傅伯成知漳州府，“尝劝人户粜，有林仁寿者，告其兄尧寿户钱之高，令先粜谷，伯成判曰：‘官司宁可无二百谷，而兄弟告讦之风不可长。’”(40)漳州健讼告讦的习俗为之一变。真德秀为政更是一意推行教化，“公历一节四麾，治以教化为先，辟贡闱，增学畬。江东祠范忠宣公；长沙新贾傅庙、晋谯王祠；温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攒、苏公缄于学，而绌其不当祠者；三山迎聘耆儒，月临讲席”(41)。理学士人通过对政教主张的长期践行，不仅有效维护了地方的稳定，也使理学在基层社会深入人心，为理学的社会化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要言之，随着理学的发展，南宋理学士人的数量迅猛增加。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争取政治资源、扩大社会影响，理学士人以群体合力推动着理学由思想领域向社会领域的转型，并在稳固政权、改善民生、普及礼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宋后期，理学地位不断提升，理学士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为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导，理学框架下的政治模式也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向社会各阶层辐射，从而对元明清及近代社会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