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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三年茅山立碑事件 《九锡真人三茅君碑》原石今已不存，录文收入元代茅山道士刘大彬所编的《茅山志》。原碑内容由五部分构成：(1)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锡玉策文；(2)三茅君小传；(3)碑铭(叙述茅君事迹、立碑缘起等)；(4)碑阴题记(记述立碑时的神异现象)；(5)题名(“齐梁诸馆高道姓名”；唐宋时期续有补题，阙失未录)，分别收入《茅山志》卷1《诰副墨》((1))、卷20《录金石》((1)(2)(3))、卷15《采真游》((5))。⑨其中，(1)(2)(3)记述三茅君的策命文字和生平事迹，内容与《茅山志》卷5《茅君真胄》、《云笈七签》卷104李遵《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大体相似而更简略。⑩由于《茅君真胄》和李遵传记的存在，(1)(2)(3)的相关内容除了具有校勘方面的价值外，史料意义不大。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少数研究者简略提及(5)的题名价值外，(11)此碑较少受到关注。 其实，古代碑石的史料意义，并不仅仅是刻写于其上的文字。碑石刻立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仪式过程。如果把普通三年三茅君碑的刻立，还原为一次集体性宗教事件，就会发现其中提示出很多有趣的历史线索。具体来说，为何刻立此碑？哪些人参与了这次活动？立碑时间、地点的选择是否有特殊考虑？沿着这些线索分析，再结合碑阴题名内容，普通三年茅山的信仰图景和此碑的史料价值，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这次立碑有其特定的信仰背景。齐梁时期，茅山的信仰活动颇为兴盛。这种兴盛一方面体现在山中道馆林立，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每年三月十八日道俗云集的登山盛会。《真诰》卷11《稽神枢第一》“三月十八日”条陶弘景注云： 唯三月十八日，公私云集，车有数百乘，人将四五千，道俗男女状如都市之众。看人唯共登山，作灵宝唱赞，事讫便散，岂复有深诚密契、愿睹神真者乎？纵时有至诚一两人，复患此喧秽，终不能得专心自达。三月十八日是大茅君来游茅山之日，《茅君真胄》云：“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真人游盻于二弟之处也，将可记识之。有好道者待我于是日，吾自当料理之，有以相教训于未悟。”(12)这种明确的指示，自然引起修道者瞩目：“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预斋戒，待此日登山请乞。笃志心诚者，三君自即见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人洞门，辟兵水之灾，见太平圣君。”(13)大茅君来游每年有两日，但据《真诰》可知，十二月二日由于天气寒冷，“多寒雪”，来的人很少。而三月十八日正值“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节，登山乞神，场面相当壮观。 从陶弘景的描述可知，三月十八日登山乞神的“四五千人”之中，不仅仅是道士，也包括很多世俗信徒。他们主要的活动是登山，“作灵宝唱赞”，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尽管陶弘景对这种集会颇多批评，但其中揭示的三茅君信仰的活力，(14)却让人极感兴趣。普通三年刻立的三茅君碑，当然也是在这种信仰背景下出现的。 立碑事件的主持者是“三洞弟子领道士正”吴郡张绎。道士正是梁武帝天监二年(503)设立的道官，有大、小之分。平昌人孟景翼天监初年曾担任大道士正。(15)从三茅君碑题名还可获知，张绎是以建康崇虚馆主身份兼道士正，统领道教事务。(16)这意味着三茅君碑的刻立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碑文说： 有道士张绎，欣圣迹之预闻，慨真颜之不睹，念至德之日道，惧传芳之消歇，故敬携同志，谨镌传录，虽复罗衣之屡拂，冀巨石之不糜，面千龄而沥肾，对万古以披心。但恨言不足以尽意，庶冥鉴之匪尤。由这通张绎本人撰写的碑文可知，(17)立碑刻写三茅君“传录”，是希望三茅君事迹能够传之久远，“长怀万古”、“传石留声”。他所提到的“同志”，当指“略见”于碑阴和碑侧的90余位“齐梁诸馆高道”。(18)这份名单为了解齐梁时代的茅山道教世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资料。略感遗憾的是，《茅山志》将其著录于《采真游》，而非直接附于碑铭之后，给利用这份题名带来一些麻烦。 题名至“治丞法身山阴董道盖”为止可以确认。问题在于自谁开始。主持其事的是道士正张绎，照理说他应当列于题名首位，但题写形式有些不符。题名一般包括馆名、籍贯、姓名三项(如“洞清馆主兰陵车龄晚”)，《采真游》“张绎”条则是：“崇虚馆主道士正吴郡张绎。馆本宋明帝敕立于潮沟，供养大法师陆修静。齐永明敕立于蒋陵里。陶先生再兴焉。”开始符合一般形式，其后多出有关崇虚馆兴替的记述。紧随张绎之后的徐公休、张玄真、张景遡诸条，也有“善有道素”、“道兼三洞”、“秀挺超群”等文字。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宝刻丛编》卷15“梁茅君碑并两侧题名”条引《复斋碑录》提示了一些线索： 碑阴右侧题三洞法师真人殷灵养；左侧题三洞法师鲁郡周显明，以己卯诞世，寻真宋末，德茂齐梁。(19) 殷灵养、周显明均见于《采真游》，题写形式为：三洞法师曲阿殷灵养、三洞法师鲁郡周显明。比较两种著录可知，周显明题名之后本来还有“以己卯诞世，寻真宋末，德茂齐梁”等文字。(20)此外，《采真游》“孙文韬”条亦称：“南洞碑阴云：文韬心柔容毅，迹方智圆。既业不群物，故异简刊焉。”可见孙文韬题名之后也有相关文字。由此可以获知，题名于碑阴和碑侧的90余位“齐梁诸馆高道”，不少应当都附有介绍、评价性文字。这些文字在《茅山志》编纂时大部分被省略了。从顺序上来看，《采真游》中孙文韬在张绎之前。据此并结合传记内容推测，《采真游》中自“上清道士丹阳葛景宣仙公之胤”到“嗣真馆主丹阳句容许灵真”诸人，很可能也是题名内容。(21) 如果仅从张绎开始算起的话，题名共计91人。从身份来说，有以下几种：(1)天师后裔：包括天师九世、十世孙和孙女，共有10人；(2)馆主、馆主女官、精舍女官：这是题名的主体，共有68人；(3)道士、女官：4人；(4)三洞法师：3人；(5)逻主：1人；(6)法身：5人。题名者所属的道馆，有不少可以确定位于茅山。如华阳馆、崇元馆、曲林馆、金陵馆、北洞馆、天市馆、方隅馆、金陵馆、招真馆等；有的则不在茅山，如林屋馆当位于太湖中的林屋山洞。(22)但绝大多数道馆位置缺考。(23) 题名者的籍贯分布最令人感兴趣。上述91人为主，加《采真游》张绎之前、葛景宣之后数人(包括有明确记载的孙文韬)。分郡县统计可知，晋陵郡人数最多，有34人；其次是丹阳郡19人，吴郡11人，南琅琊郡8人；然后是会稽郡4人(1人为僧人)，义兴郡4人，吴兴郡2人，南东海郡2人；另外有侨民8人，天师后裔10人，不详籍贯者2人。可见题名于碑者主要来自于茅山周边地区，特别是邻近的晋陵郡和丹阳郡等地，同时也波及太湖周边的吴郡、义兴和更远的会稽。从身份上来说，则兼有侨民和旧民。 陶弘景弟子参与了这次立碑活动，碑文书法即出自弘景弟子孙文韬之手。但现存题名中没有出现陶弘景的名字，也许是《茅山志》编纂时的省略。张绎和陶弘景曾就《法检论》有过“往复讨论”，(24)两人是相识的。张绎主持在茅山建立三茅君碑，陶弘景应当会参与其事。但从立碑地点分析，又有些蹊跷。此碑立于茅山华阳南洞，也被称作南洞碑。《茅山志》卷7《括神枢·坛石桥亭》：“九锡亭，在南洞，以覆九锡文碑，石柱篆刻。”同书卷6《括神枢·洞》：“黑虎洞，在华阳南洞九锡碑之左。”又云：“黄龙洞，在九锡碑之右。”可知碑呈石柱状，篆刻，位于华阳南洞，居黄龙、黑虎两洞之间，元代时有亭覆盖其上。华阳南洞位于大茅山南麓，距陶弘景居住过的积金岭、雷平山、郁冈都比较远。(25) 关于茅山的地理概况，陶弘景有过概括介绍。茅山是一组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峰的总称，山势曲折，“状如左书巳字之形”： 今以在南最高者为大茅山。中央有三峰，连岑鼎立，以近后最高者为中茅山。近北一岑孤峰，上有聚石者为小茅山。大茅、中茅间名长阿，东出通延陵、［句］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孰，以为连石、积金山，马岭相带，状如埭形。其中茅、小茅间名小阿，东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马岭相连。自小茅山后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嵎、大横、良常诸山，靡迤相属，垂至破罡渎。自大茅南复有韭山、竹吴山、方山，从此叠障，达于吴兴诸山。(26)据《真诰》记载，茅山句曲山洞有五个便门，分别是南两便门、东西两便门和北大便门。便门是句曲洞天与外界交通的门户，为修道者所重视。但其中只有山南大洞、北良常洞比较显露，另外三处很难寻觅，陶弘景指出：“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门，东门似在枝陇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门，而东西并不显。”(27)正由于此，山南大洞附近较早成为道馆集中之地。(28)不过，这里的信仰状况颇为芜杂：“自二十许年，远近男女互来依约，周流数里，廨舍十余坊。而学上道者甚寡，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来洞口住，勤于洒扫，自称洞吏，颇作巫师占卜，多杂浮假。”这样来看，山南大洞附近主要是“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的道士以及巫祝的活动场所。陶弘景对此很不满意，批评说：“今南便门外虽大开而内已被塞，当缘秽炁多故也。”这个评论耐人寻味。意在使神仙三茅君“长怀万古”的《九锡真人三茅君碑》，为何会选择在被陶弘景批评为“秽炁”的山南大洞口呢？ 不仅如此。南洞碑建立的普通三年五月，远在小茅山以北的雷平山麓，竟然也有碑刻活动，这就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29)碑文为陶弘景所撰，内有“十七年，乃缮勒碑坛，仰述真轨”之说，据此天监十七年此碑已刻写建造。但碑阴题名之后又记：“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普通三年五月五日略记。”时间记述上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补刻而造成的。从内容上看，许长史碑阴分为两部分：陶弘景小传、题名(上清弟子、皇帝朝臣等)。其中，陶弘景小传记述其主要活动，至天监十五年“移郁冈斋室静斋”为止，据此推断，小传应当也是天监十七年刻写上石的。而仔细体味碑阴末尾的“右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云云，可知普通三年补刻的只是皇帝、朝臣题名。题名中谢举的官号“侍中、豫章内史、太尉长史”，综合了其天监十四年至普通元年间的主要任职，也可佐证此点。(30)至于上清弟子题名，应当是天监十七年和碑文、小传一起刻写上石的。(31) 普通三年的这次补刻引人注目。天监十七年的刻石，与陶弘景自立冥所的时间相近，可能是陶弘景根据真人指示筹备身后事宜的举措之一。(32)后者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许长史碑补刻于五月五日，南洞碑建立于五月十五日，前后仅相隔十天。这是否只是一种巧合？如果不是，这次补刻与三茅君碑的建立又有何关联？ 普通三年茅山南洞口的立碑事件由此显得颇为特别。这次由建康道士正主持、牵涉到近百位道士和供养人、颇有神异色彩的集体性立碑活动，(33)至少提示出以下几个问题：(1)与均为上清弟子题名的许长史碑相比，三茅君碑题名包括天师后裔、三洞法师、上清道士等多种身份，他们为何成为“同志”，共同参与三茅君碑的刻立？(2)从题名者地域分布来看，江南流民集中的晋陵郡、丹阳郡等地，江南土著势力强大的吴郡、义兴郡等地，都有不少人参与。三茅君究竟是怎样的神仙，会受到侨民、旧民的共同崇奉？(3)立碑地点为何选择在陶弘景极力批评的华阳南洞口？时间为何是在普通三年？为何十天前会有许长史碑的补刻？很明显，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是三茅君的信仰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