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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王杨秀清不会满足于与北王各主其事的权力格局。如果能够贬抑天王的威权，那么，控制北王就是轻而易举之事。因此，他不断地贬抑天王的威权。他的这种做法早已开始，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介绍杨秀清即说：“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与天贼倡乱，渐揽天贼权，自广西至金陵，悉听其指使，故伪谕旨皆署其伪号，天贼尸位而已。”(18)奠都天京以后，天王洪秀全虽不管事，但贵为至尊，其威权仍在。所以，《贼情汇纂》载：“初至江宁，杨逆日朝洪逆所。”(19)而且，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天王威权的显示还是很隆重的。这种重大场合，主要是朝会和天台礼拜(20)。事实上，洪秀全也会管理一些世俗的事务。《金陵杂记》介绍照壁时则说：“每于洪逆发伪官黄榜时，其榜即钉于此壁。”(21) 然而，洪秀全的威权和世俗权力常受到东王杨秀清的挑战。《金陵癸甲纪事略》载杨秀清说：“好杀人，必先假天父指出某甲某乙某事当杀，使贼众惊为神，故又自号劝慰师圣神风。杀必请于天贼，然天贼曰杀，东贼必不杀，曰勿杀，东贼必杀之，谓出天父意也。故尝假天父语，杖天贼四十。又杀西贼父、北贼兄及东贼兄杨元清妻，以示威。”(22)张晓秋《粤匪纪略》则较具体地记载说：“杨贼造天父下凡邪说……洪逆曾杀一人，未尝商知杨逆。一日，杨逆作天父下凡语，责洪逆三十板，当欲俯受，以他贼恳情代受之。”(23)此事原委，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详载说：“东贼并托天父挟制洪贼，前有掳来乡愚，娱窥贼居遽杀之，后东贼伪为天父下凡，至洪所谓曰：‘你与兄弟同打江山，何以杀人？不与四弟商议，须重责。’洪跪求，北翼愿代受责，再三始罢。既上奏章云：‘二兄性气太暴，王娘有孕，不宜用靴踢；虽是天父性气本暴，二兄行为果像天父，但须学天父有涵养。幼主性气亦像天父，然小时须教导，不宜由他毁坏物件，怒骂王娘。’”(24) 洪秀全的威权受到更大挑战的也是在重大的场合，如东王朝见之时。《贼情汇纂》载：“秀清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造言既毕，其为君臣如初。”又载杨秀清“每数日必朝洪秀全所，立而不跪，往往据洪秀全之座，诡称天父下凡附体，任伊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伪王伪官，皆长跪听受，敷衍毕，仍朝洪秀全，然后归伪第……然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25)。这就意味着，杨秀清时常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资源，代替洪秀全主持朝事，剥夺了洪秀全主持朝政的权力。 在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杨秀清的出行或入朝却盛陈威仪，摆足了威风。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东王出行事，说：“其出也，惟至天贼伪府，或登城，他勿往也。出则贼众千余人，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采鸟兽数十对，继以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行不见人，高丈余，鼓乐从其后，谓之‘东龙’。乐已，大舆至，舆夫五十六名，舆内左右立二童子，拂绳捧茶，谓之仆射，舆后为相，及众贼官等百人从焉。又继以龙如前状焉，行乃毕。”(26)《贼情汇纂》则有更详的记载(27)。如是入朝，快到朝房时的场面如何呢？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则载：“每入朝北翼先候于朝房，未至朝房数十步便驻轿，轿中有二童持扇护贼出，北翼趋接跪于道，贼前掖起之，乃随之行惟谨，两旁又黄伞数柄，拥遮至朝房。洪贼已使二美妇艳妆至，不知向贼云何，贼随美妇至朝门，又出二美妇持扇分护入，其外之伞扇候于门，比出轿直至朝门前，群贼拥之登，北翼复跪送乃各去。”(28) 东王不满足于当时权力格局的进一步行动，就是逐渐地取得对军事的主导权，努力形成与北王共主军事的局面。《贼情汇纂》在介绍韦昌辉时说：“凡军务，群下具禀昌辉、石达开，谓之禀报，昌辉揣度可行，则转禀杨贼，谓之禀奏，杨贼若准，始转奏洪贼，以取伪旨，其实其事已由杨贼施行。凡紧要奏章若无杨贼伪印，洪贼不阅，故一应奏章必先送杨贼盖印，虽昌辉自奏亦不能迳达。”(29)又说：“其所属伪官及分扰各省之剧贼，当封赏遣发时，必颁给杨逆将凭一张，用黄洋绉写好，钤盖双印，准剧贼在外先斩后奏；若无杨逆将凭，而在外杀人者，以故杀论抵。”(30)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亦说：“至是凡欲言于东贼者，必先告之(指北王)为转达焉。”(31)这种格局，在涤浮道人看来，就是“杨秀清、韦昌辉主谋”的格局，所以他的《金陵杂记》即载：“其在省城抗拒官兵，布置党羽，裹胁百姓，分窜各省，并掳掠沿江府县，类皆杨秀清、韦昌辉主谋，秦日纲等附和设计。”(32) 东王、北王共主军务的情形，也反映在两人对武科的重视上。《贼情汇纂》载：“甲寅［癸丑］二月陷江宁省，因佐将乏人，故又开武科，以四月初一日为多试，遍贴伪示，令投考者先期五日赴伪诏命衙报名。届期佐天侯赴教场校阅，先试马上箭五枝，次试步下箭三枝，无后场，技艺当日完场，应试者三百余人，皆各衙牌刀手，取中谷光辉等一百四十七名为武举。十五日韦贼赴教场校阅，谓之会武试，加试马上炮三声，取中刘元合等二百三十余名，为武进士。韦贼因陈贼所取人数过隘，复出伪示，命不中者，亦一体会试。五月初一日杨贼复试于教场，遂奏请洪逆，以刘元合为武状元，职同指挥，谷光辉、周得三为榜眼探花，职同将军，余二百余人皆职同总制。”(33) 虽然军务总体上由杨、韦主谋，但他们在军务上有一定的分工，对此，《金陵杂记》载：北王府“对门谭宅内，系韦逆统下伪承宣官所居，其中高搭红望楼一座”，“每遇官兵攻城时，贼即登此楼顶，日则吹角摇旗，夜则悬灯以传伪令，通城之贼，皆觇此楼之令，先奔至韦贼门前，听候分遣各门拒敌。城中诸首逆遇有分派股匪窜扰各处时，皆杨逆诡谋，在韦逆处传布伪令分遣贼目也”(34)。也就是说，天京城防仍由北王韦昌辉负责，而京外战事则由东王杨秀清主导(前引“将凭”的史料亦表明这一点)，韦只是“传布伪令”。然而，韦昌辉负责天京城防的权力在逐渐地受到削弱。一是，从望楼系统来看，城中望楼不全是他派兵看守的，《金陵杂记》反映说：“贼于城中设望楼甚多，通城大街小巷无处不有，可以大街设数望楼，亦有数巷共一楼者，有系伪北王所调各军伪圣兵看守，亦有系附近贼馆派人看守，如官更民更之分别也。”二是，望楼运行的信号制度由四色旗转为九通鼓，但九通鼓制度常常出现问题，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又记载说：“迨后逃散者多，内中人少，又有伪令，定为九通鼓之说云。一闻城外吹角，伪北王处即起鼓，定为一通鼓，各馆伪将使、听使均须起身预备拒敌；二通鼓即须齐至伪北王处听候伪令；三通鼓听伪令分出各门拒敌。又因各馆往往不到，或人数不多，逆等又定为各馆均立一小牌，所有馆中人名，均须开列，一闻角响，即带牌齐至韦逆处，到彼听候按牌查人，短少者即时记名，重斩轻责。”(35) 在东王分取北王军权的同时，北王亦在谋求东王的政务权力，似乎也形成了东王、北王共主政务的格局。《天父下凡诏书二》开始即载“(癸好)十一月二十日是礼拜之辰，北王与顶天侯及丞相等官到东府请安，并议国政事务”(36)。所谓的“并议国政事务”，反映了北王与东王共主政务的基本史实。太平天国的官凭和门牌的形成和格式印证了这一点。关于官凭，《贼情汇纂》载：“癸丑六月，杨逆始议每伪官各予官凭一张，谓之官执照，由韦逆定稿画式，先禀杨贼，后奏洪贼，取伪旨颁行。”每份官执照都有与之相连的底簿，底簿在左，官执照在右，中间骑缝加盖印章。前期官执照“中盖杨逆伪印，于编号骑缝处盖韦逆伪印，半钤照上，半钤底簿”(37)。关于门牌，《贼情汇纂》介绍说：“贼中初无门牌之设，癸丑六月，讹言有官兵混入江宁城，举国若狂，韦贼始倡议设立门牌，逐户编查，以尺许白纸，先书伪官名姓，次列给役之散贼，后列伪年月，钤盖韦贼伪印，印旁编号，以‘天父鸿恩广大无边’八字，每字千号，每贼馆各一张。若门牌无名或未领门牌者，均指为妖杀之。”“乡卒门牌，即照乡官所造家册填写，户各一张，乡民多糊于板上，悬挂门内，庶官兵至便于藏匿，贼如复至，仍可再挂。”(38)从重要性而言，官凭要超过门牌。官凭的形成和格式更能反映当时的权力格局。从官凭形成过程看，东王“始议”而北王“定稿画式”，而从官凭格式看，官凭上盖着两人的大印，都证明了两人共主政务的情形。门牌的使用更具广泛性，虽然由北王“倡议”，上面盖着北王的大印，但门牌以“天父鸿恩广大无边”八字编号，也维护了代天父传言的东王的权威。在太平天国的上上下下昭示了北王、东王共主政务的局面。 当时的门牌具体是由诏书衙管理的。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二》载：“贼令尤严男女之辨，行军所掳，男归男营，军帅统之，妇女则别置后营，粤西老蛮妇统之。至金陵设馆，钤束更甚。行营间有混迹女馆，逐日搜查，立门牌，以馆长出名统其下，月送册伪诏书馆核数，虽粤西老贼，亦不敢乱群肆行强暴，闺秀得恃以自贞。”(39)李滨《中兴别记》和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有与此相似的记载(40)。盖着北王大印的门牌由诏书衙管理，那么，诏书衙对谁负责？没有明确的史料对此回答，但从张继庚叛乱事件的有关记载中不难寻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张邴原金陵内应纪略》载：“君见某守，长揖曰：‘上元禀生张继庚谒见大公祖。’某跼蹐焉。讯状，君厉声曰：某事，劳黄丞相兼旬之神，未供一字，今值大公祖下询，当具以白。某非通官军者，通官军者某悉知之，顾人众，不悉记忆，必调名册，而后可指出。某守白北贼，从之。伪诏书衙，靳不发册，某守曰：就所记者先言之。”(41)这里所载情形，在胡恩燮《患难一家言》中亦有详细记载(42)，罗尔纲先生认为张继庚所要的名册即是官册(43)。李滨《中兴别记》卷十三说：“人众不悉记，必欲我言，请许我检册。伪官册掌于伪诏书衙，胡贼白韦贼，调册，掌册者持重不与。”(44)当时北王韦昌辉负责张继庚叛乱案件的审理，他同意审讯者调阅诏书衙管理的官册，而诏书衙的“掌册者”竟能“靳不发册”，“持重不与”，这是为什么呢？这固然有“掌册者”的职业操守在起作用，但也说明韦昌辉对诏书衙并不具有掌控权。在等级苛严的权力体制之下，诏书衙的“掌册者”“持重不与”是有杀身之祸的，因此，“诏书衙靳不发册”应另有相应的权力后盾作支撑。事实上，东王杨秀清对诏书衙有着相当的掌控权，作为一个成立较早的机构，诏书衙的服务对象总体上正在从天王洪秀全向着东王杨秀清转移，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关于诏书衙的对联：“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45)这里的“九重天”是指东王府。在这种情况下，诏书衙没有服从北王的指令而“靳不发册”就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后来在东王的允许之下，诏书衙又同意“发册”了，所以，《金陵张炳垣先生举义文存》之卷首《事实》载：“继庚欲剪其心腹死党，使自相屠戮，佯曰：‘我受刑甚惫，不能尽记，得尔官册，则可一一指’。册至，每指一人，贼辄杀之，横尸于东门者三十五人。”(46)由此我们可看出北王、东王之间确实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现象。这表明东王、北王共主军务、政务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在由东王、北王各主其事向东王、北王共主军政事务的转变过程中，东王处理军政事务的方式和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太平天国有一套完整的女官制度，凡男性所具有的官职，女官制度中都有相应的官职，如女军师、女丞相等。因此，太平天国也有女簿书的设置。奠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更为严厉地推行男馆女馆制度，初期只有天王、东王、北王、翼王四人享有夫妻团圆的权利，在这些王府中为诸王服务的多为女性，《金陵杂记》载东王府“门外并有大鼓一面，有事无论大小，皆于门前击鼓，内中即有妇女出问”(47)。因此，男性簿书的活动越来越不便，而女簿书的作用便逐渐凸显出来，她们接过了男性簿书曾经从事过的工作。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在介绍杨秀清时说：“贼目禀事，(东贼)交女伪簿书，盖逼取民女通文墨者为之，计数十人，意出东贼，批出女簿书。”(48)关于女簿书，谢介鹤还有专门的记载：“女簿书，东贼逼取民女识字者充之，以代己批判。”然后，他叙述了关于傅善祥和朱九妹的故事。傅善祥本是深受东王宠信的女簿书，因“恃宠骄傲”而被“枷发女馆”，后设法逃走。朱九妹“有姿色，能诗文”，东王颇费周折地从女馆发现，以之代傅善祥充女簿书。她入府后竟以砒霜谋害东王，事泄被杀(49)。经历过傅善祥、朱九妹事件之后，东王当不再实行女簿书制度了。于是东王废簿书，而置六部尚书。实际上，各殿丞相同时被废除。因此，癸丑十月、十一月间，各殿簿书纷纷改职，或升任各殿六部尚书，或升任六官丞相。必须指出的是，那些升任六官丞相的，仍然在原来的王府里从事文书工作。曾水源是“凡东贼事代批代行，每晨见东贼议事者”。罗秘芬是“凡北贼事代批代行、每晨见北贼议事者”。而黄再兴则是“凡翼贼事代批代行、每日见翼贼议事者”(50)。这样，东王府的文书批判权遂由女簿书转到东殿六部尚书和部分六官丞相手中。《贼情汇纂》载：“伪批式，凡禀事由伪丞相拟批送进，准行发出交伪尚书录批粘于首逆头门。”“凡其下具禀奏杨逆阅后发出，交伪丞相拟批，伪尚书誊批，伪侯以次则由所属六部书六部掌书拟批誊批，然所批字不誊于原禀之后。”(51)东王府的议事权亦转到这些人身上，所以，《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说，杨秀清“每日早坐伪殿，伪相一人，伪尚书二人，伪承宣二人，伪指挥二人，以次侍见论贼事”(52)。此处的“伪相”不再是东殿丞相，而是指六官丞相。 从太平天国当时对外交涉的情况亦可看出东王处理政事的机制和权力格局。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载：“又夷人去岁至省数次，与长毛贼意皆不合，夷人意思甚抗，贼又故作不惧之状，实则真怕。去岁冬初，夷人又两次入城，夷船一到，合城皆惊，入城后夷人与伪丞相等会晤，带有通事，先投一说单……夷官在省，并欲见洪杨两逆，诸贼未肯，夷人语句中大概甚抗，且多讥诮，而斥粤匪之教不真，并有欲见天父之言，是明知贼匪平日欺诈愚人也。迨后夷人开船后，又闻杨逆传伪令唤集伪丞相等商议云：‘夷妖生气回去，恐其再来，欲在大江筑一大坝，拦堵夷船’等语。”(53)东王先是令丞相与“夷人”会晤，后又传令“唤集”丞相“商议”，由此可以说明，一些六官丞相不只是在东王府批判文书，在太平天国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亦得到东王的重用。 东王在废簿书、置尚书的过程中，北王、翼王亦得以设置六部尚书，特别是北王与东王共主军政事务，其设置规格仅次于东王(54)，是领导集团实实在在的第三号人物，其地位和势力均不可小视。因此，如何处置北王，则成为东王在集权道路上进一步权谋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