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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洪秀全僻处深宫，足不出户，与其说是他安于当时的权力格局而做出的自觉行为，勿宁说是杨秀清“一切专擅”，逼使他不得不如此的被动选择。杨秀清利用代天父传言的至高权力，随时都能控制住贵为天王的洪秀全。至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等，则更是在杨秀清的掌控之中，任由拿捏，连石达开在其《自述》中都说：“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55)以石达开的身份道出韦昌辉“屡受其辱”，说明了韦昌辉的当时境遇是异常憋屈的，也更说明了在韦昌辉身上的确还有东王所需要的东西。韦昌辉受辱可举两例：一是体现在甲寅(1854年)三月的水营事件。《贼情汇纂》载此事件说：“甲寅三月韦贼令张子朋上犯湘潭，因封船只，激变水营。杨贼得知，先差亲信之人，赴唐正财所，以好言抚慰，将韦逆重杖数百，张子朋重责一千，并出伪示，晓谕水营，人心始服。”(56)二是体现在甲寅五月韦昌辉带兵外出事。《贼情汇纂》载：“咸丰甲寅五月，杨贼命昌辉上犯湖北，令下多日，杨贼私属群下禀奏挽留，佯作不准，濒行忽改韦俊、黄再兴等。八月复令昌辉赴湖北、安徽，行次采石，杨贼下令调回，改遣石达开往。”(57)《金陵癸甲纪事略》亦载：“甲寅五月，东贼闻湖南及黄河贼为官兵破灭，欲使北贼前往，又恐北贼去而不返，乃以日纲为伪燕王，伪称千岁，天贼又加其伪号为霜师，使代北贼上游之行，去后因［我］红单艇船在三山营上下冲击截杀，乃率众贼急返金陵。”(58)两则史料记载韦昌辉之行的目的地有所不同，方向则基本一致。韦昌辉之行，不只是这些记载，还有韦昌辉发给黄再兴和石凤魁的诫谕为证，他在诫谕中要求黄、石两人分巡湖北各郡县，“遇妖即诛，见民必救”(59)。在韦昌辉已有出行准备的情况下，又改令他人，这不只是视军令为儿戏，更是对身为北王的韦昌辉之挫辱。 在太平天国的权力体系中，自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战死后，仅次于东王地位的就是北王韦昌辉了。“屡受其辱”的韦昌辉如何应对杨秀清的“专擅”呢？《贼情汇纂》载：“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故杨贼加意防范。”(60)又说：韦昌辉“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虽封伪王，事杨贼惟谨”。看来，“事杨贼惟谨”，即“阳下之”，是表面现象，“阴欲夺其权”才是韦昌辉的真实目的，“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构成北王应对东王“专擅”的实际策略。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北王由“事杨贼惟谨”发展到“事东贼甚谄”，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也就是说，他将“阳下之”的表面现象做足了文章。《金陵癸甲纪事略》介绍说：“(‘东贼’)舆至(‘北贼’)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北贼’)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其兄忘其名，与东贼妾兄争宅，东贼怒，欲杀其兄，发北贼议罪，(‘北贼’)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61) 从上述引文可知，由于北王韦昌辉“小有才”与“奸诈”，东王杨秀清对他的态度是妒嫉加防范。妒嫉的极端表现就是屡辱其身，而防范的做法则主要是分其权力。防范的实际操作就是将北王的权力转移给地位次于北王的翼王石达开。《金陵癸甲纪事略》又说：“凡贼取物，(北王)请盖其伪印为信。其统下伪相、伪承宣、伪尚书稍有权。其伪参护、伪典舆统下，共约千余人，东贼以此疑忌之，故分其权于翼贼。”(62)在杨秀清心目中，石达开是可以令他稍稍放心的权力棋子。《金陵癸甲纪事略》说石达开“其谄事东贼，与北贼等，东贼藉其资倡乱，亦恕其行事”(63)。《贼情汇纂》则载：“达开铜臭小儿，毫无知识。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尊奉洪杨韦三贼若神明。杨贼喜其诚慤，故屡委以军事。”(64)这样，“屡委(翼王)以军事”的结果，就是东王剥夺了北王的军权，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自翼贼由安庆回，遂委以军事”。《金陵癸甲纪事略》亦载：“贼之打仗，伪令先吹号角齐人，至北贼伪府听令。后又改在翼贼伪府。”(65)与此相应的是，望楼的运行再次发生变化。张汝南对此记载说：“有不可解者，各门距翼楼，远者十余里，近者亦四五里，如某门有兵来，即就近某门之馆，亦须赴翼楼听令，不得径接应某门。其派贼出寇，则于望楼竖黄旗，吹角一次，合城望楼逐渐照式竖旗，亦吹角一次，各馆闻角齐人预备赴会，翼楼角三次则俱齐集听令，倘赴某州某县，即日即行，不准稽滞。”(66)张汝南发出“有不可解者”的疑问，是因为他不知道此时的军权已委于翼王石达开。 重用翼王管辖军务，而翼王倚重的是其岳父夏官正丞相黄玉崑，这种现象似乎也得到东王杨秀清的认可。《贼情汇纂》载，黄玉崑“办理军务，颇合杨贼心计，遂重任之，令伪官自检点以下俱至伊处听令”(67)。对此，《金陵杂记》亦有记载，但稍有不同：“伪夏官丞相黄玉崑先居四条巷，后移居淮清河东首察院……该伪衙同住之贼亦多，有伪检点指挥侍卫等名目，共五六人，此处群贼又称为检点衙……每晚通城各伪官贼目，皆须来此听贼伪令，均在该处起坐听候伪检点衙中传呼方入。定更时皆到，二更后无事各散，逐日如是，即遇风雨亦来，贼谓该处为首逆等理事之所也。”传令之外，黄玉崑似乎还负责出入天京城门凭证的发放，《金陵杂记》又载，“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窜，特是贼于城门稽查甚严，非有贼之伪凭不能出入，其在城外者，尚可设法奔窜，若在城内者，必须借重贼凭。其凭系伪夏官丞相所发，按数月间忽然更换，上盖伪戳，难于假造，各伪职馆中皆有此凭以便出入”(68)。由于军务事繁，黄玉崑办理军务还有副手，《金陵癸甲纪事略》介绍胡海隆时，说他“副黄玉崑理贼营事。及加伪侯，乃以海隆分理贼事，转达伪侯伪王”，在介绍林锡保时，又说他“由伪典硝授伪检点，因海隆事繁，以锡保同理其事”(69)。黄玉崑升封侯爵以后其责权未变，仍然承办军务，所以，他的继任者何震川只得兼办军务。《贼情汇纂》在介绍夏官正丞相何震川时说，他“与(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等删改六经，兼办军务”(70)。 石达开从安庆返回南京以后，杨秀清在委以军务管理的同时，亦令其参与政务管理，政事处理方式再次发生变化。《贼情汇纂》载：“初至江宁，杨逆日朝洪逆所；近则洪杨诸贼深居不出，妄拟垂拱而治，必有大喜庆事，方设朝会。如杨逆有事要见，亦必请伪旨批定日时，大抵午未时居多。”又载：“逮甲寅年贼踞江宁日久，为声色所迷，思无为而治，所有政事悉由伪侯相商议停妥，具禀于石逆，不行则寝其说，行即代杨逆写成伪诰谕，差伪翼参护送杨逆头门，将值日伪尚书挂号讫，击鼓传进，俄顷盖印发出，即由伪东参护送韦逆伪府登簿，再送至石逆处汇齐，由佐天侯发交疏附官分递各处。”(71)《金陵省难纪略》载：“贼伪示多出自东贼，北翼间见，亦或出自西南，洪贼则决无。”(72)与此相应的是，东王告示(亦称诰谕)的承办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这种程序也反映了东王“无为而治”的原则：“一示之成，更易数回，由伪侯定稿，呈于石逆，准行则送伪诏命衙缮写，写成交石逆判朱，送杨逆处盖伪印，转交伪宣诏官发贴。”(73)反映在刑罚上，“其踞江宁，刑人必问供且禀伪侯王，层层转达以取伪旨，洪逆批准，由伪翼王交伪翼殿刑部尚书盖印，赴伪天牢提人屠杀。贼初无此制，是皆江宁充吏胥者为之筹办，其意靡他，亦不过欲缓须臾，乘推问禀奏之时，尚可设法救人耳”(74)。由此看来，政务重心似乎也集中到翼王身上。 从诰谕(东王下行文书及告示均称诰谕)的承办情况来看，所谓的“垂拱而治”或“无为而治”，是让石达开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对外文书的承办亦体现了这一点。甲寅五月，东王以答复并质问英人的诰谕全面宣示了太平天国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重申了太平天国“视天下一家，胞与为怀，万国一体”的理念，并宣布了“万国皆通商”，而“立埠之事，候后方定”的政策(75)。为什么会有东王的这份对外诰谕呢？《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五月洋人至，东贼不准入城，乃自入城，书问东贼，言尔我同教，何以尔分男女馆。尔言天父下凡，请问天父肉身木身，可能一见？如此类者数十条。先是癸丑四月，洋人至，入城，东贼媚以银数十万，嘱勿打仗。十一月又至，劝和。东贼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书候东贼。东贼使翼贼与黄玉崑闭户三日，作伪谕答之，不知所言。”(76)不难看出，即便是对外宣示政策的诰谕，石达开和黄玉崑亦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东王剥夺北王军政权力的过程中，北王仍有部分军政权力在手中，做着争权的努力。从有关诰谕承办的史料来看，作为下行文书的诰谕在“分递各处”前有到北王府“登簿”的程序，而作为告示的诰谕则无此程序。从后文所叙的牧马人事件可知，北王尚有较大的刑罚权力，但后来刑罚大权亦交由翼王负责。这些情况反映了北王掌握部分政务权力的实际和政务重心向翼王转移的态势。在军权方面，这种情形同样存在，以对天京城防的管辖权为例，有更明显的表现。《贼情汇纂》载：“甲寅三月，江宁监生吴维棠在城谋为内应，事泄，维棠走免，城内一日十惊，与谋者逃散殆尽……事既未成，维棠又走免，贼恨愈深，将剪发之人屠杀净尽，并令合城之人，无论新贼老贼，俱赴韦正伪王听令，未经剪发者给印据一张……三日又传令验据，无据者立杀之，统计验发验据所杀不下万人。”(77)这说明，北王对天京城防的安全仍负有一定的责任，掌有一部分权力。当然，也许在经历了吴维棠事件后，负责天京城防的权力也转移到石达开和黄玉崑手中。 在东王、北王共主军政事务的权力格局之下，东王将部分军政事务委诸翼王，以分北王之权，但北王手中仍掌握着部分军政权力。这就给人一种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是由东王、北王、翼王三人共同主导的假象，所以，《贼情汇纂》就说：“其军旅各务，皆杨韦石三逆密计妥协，大事则登伪朝面奏，小事即具伪本章入奏，亦有时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又说：“贼巢百务亦皆杨韦石三逆议奏施行，在外贼目大小事件，纤微必禀。”(78)笔者以为，对这些说法，治史者应有正确的认识，应深入考察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细微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