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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然，迷恋于权力、热衷于“专擅”的东王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放心，他对翼王也早就有所防范。《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翼贼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东贼闻，惧其得皖人心，［急］趣之归，调燕贼秦日纲往替。诡言北贼劳心甚，使翼贼代北贼事，藉分北贼权，使翼贼亦不得专制于皖。”(79)《贼情汇纂》亦载，石达开于“癸丑八月奉伪令赴安庆一带安民，十一月回江宁，以伪燕王秦日纲代之”(80)。因此，军务、政务委于翼王石达开也不会持久，随着石达开的军权被剥夺，黄玉崑的军务权力也不复存在，军务大权最后就集中到东王杨秀清的身上。关于这一点，《贼情汇纂》在介绍杨秀清时即说：“属下伪官，惟奏谢恩赏，径达洪秀全，其余军务，悉禀奏秀清，听其裁处转奏，以取伪旨。”(81)与此相应，望楼(更楼)管理的最高点归于杨秀清，张晓秋说：“贼于城上设更楼七十二座，伪侍卫每日稽查，彼此互相考核，如甲到一处更楼，即问乙曾到否；乙到更楼询问，亦如之。问后即开单呈杨逆处，核其勤惰，而加赏罚焉。”(82)这就意味着，在军事上，东王拥有最终的决策权。甲寅年，就岳州战守事宜，翼王石达开给秋官又正丞相曾添养曾有训谕，明确指示说：“弟等在外，俱要事事灵变，加意隄防，如若城池十分难守，弟等可即退赴下游，坚筑营盘，静候东王诰谕遵行，毋得旷误。”(83)就坚守圻州问题，燕王秦日纲给殿右拾叁检点陈玉成的诲谕要求做好士兵的思想工作，并强调说：“其余军务一切，仍宜凛遵东王诰谕而行。”(84)在镇守田家镇并攻取汉阳等处的问题上，关于如何在田家镇安簰置炮，东王都曾给秦日纲有过诰谕，发出明确的指令。他在给国宗韦俊、石凤魁、国相石佐邦等人的诰谕中也强调说：“其余军务一切，俱要凛遵本军师前回颁行诰谕而行可也。”(85)在田家镇之战前后，秦日纲上东王的禀奏也较多，反映了东王统一管辖军务大权的实际。 《贼情汇纂》载：洪秀全“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之，任其裁决”(86)，“一切军务皆由杨逆主裁，仅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与之计议。凡有令则交佐天侯传至检点林锡保、胡海隆处，各伪官日至检点衙听令，虽佐天侯等有时燕见，一月之间亦不过二三次。其一切文书不能面白，故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87)。看来，军务决策权收归东王，能够参与决策的是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二人，而执行权也发生了变化，负责承办的黄玉崑退出了，而转至佐天侯陈承瑢，具体传令的则仍是胡海隆、林锡保。 同样政务权力也逐渐地集中到东王身上，东王府的六部尚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东殿六部尚书中的李寿春、侯谦芳等人尤其得到东王的重用。《贼情汇纂》介绍李寿春说：“癸丑二月封东殿簿书，嗣改为吏部一尚书，在杨贼头门接发伪文书。杨贼有机密事，皆与寿春及侯谦芳秘计。十月封恩赏丞相。”在介绍侯谦芳时又说：“癸丑二月封伪天朝总宣诏书，职同指挥。七月封恩赏丞相。甲寅三月调为东殿吏部二尚书，杨贼信任之，同恶相济，凡有机密事，皆引谦芳及李寿春计议，权势在韦石二贼之上，伪侯相为之侧目。”(88)“权势在韦石二贼之上”的说法表明了太平天国政务权力结构的又一次变化。张晓秋《粤匪纪略》载，杨秀清“不识字，文案至，人诵而听断焉”(89)。因此，这里所谓的“人诵而听断”应是李寿春、侯谦芳在里面起主导作用了，政务大权最终也集中到东王杨秀清身上。如刑赏大权，《贼情汇纂》介绍杨秀清时说：“贼中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伪东王’)皆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90)再如用人大权，《贼情汇纂》又说：“伪官铨选，不由吏部，所谓天官丞相，仅有其名而已。丞相、检点、指挥皆各举其属，列名具禀，呈于伪北王、翼王，转申于伪东王，伪东王可其议，始会名同奏于洪逆，以取伪旨，榜示于伪朝堂，俾使周知，乃颁给印凭，而授职焉。”(91)为了加强他的政令畅通，杨秀清还完善了文书传递制度，《金陵杂记》载：“从前伪疏附送递文报，并无期限，去夏有伪疏附监军某贼船过桐城宗镇，行劫典铺，掳得银钱，自行表分……随后杨逆等又定为船行上下水日行里数，每船下水顺风定以每日行可以二百四十里，上水顺风日行可百余里，上下水无风各若干里，逆风不行，令各船逐日沿途登簿，每日何风？舟泊何处？行程若干？到省时先在正伪疏附衙查对逐日风簿，不对不收。”(92) 为了防范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也成为东王的权力棋子。秦日纲在太平天国起义酝酿时期就享有很高的地位，只是到永安封王建制后，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虽未够得上洪秀全称“胞”的地位，但到定都天京以后，他基本上也享受到了“胞”的待遇，一是洪秀全金龙殿赐宴，二是他得以婚娶并喜得贵子，三是在永安封王之后他最早被封为王。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缘故，秦日纲成为东王防范翼王的棋子。《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秦日纲事说：“(癸丑)十二月，因翼贼得皖人心，加日纲伪号真忠报国顶天侯，使往代翼贼守安庆，少变翼贼所行。然新虏亦二千余人，东贼以此忌之，乃调罗大纲往替。日纲归，东贼分取其统下伪将使等为伪东参护、伪东典舆，以少其众。”(93)由此记载可知，东王在利用秦日纲防范翼王的同时，也防范着秦日纲。这里所言东王“乃调罗大纲往替”的原因，只是秦日纲“新虏亦二千余人”。其实，这说的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应是，秦日纲仍旧沿袭了翼王的政策，而且秦日纲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安庆期间，秦日纲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1854年3月2日)发布了一则告示(94)。从告示内容看，秦日纲是萧规曹随，沿袭了翼王石达开的政策。至于秦日纲在安庆期间的影响，《贼情汇纂》载：“俘获伪奏章稿内有增议太平刑律多条，又伪燕王秦日纲所出告示，亦载应斩罪多款，谓之律则。群贼尊奉，又统谓天令，夫令所以驭军，律所以制民而兼制军者也。”(95)为什么利用罗大纲防范秦日纲，在《贼情汇纂》中亦有所反映，张德坚介绍罗大纲说：“甲寅二月调回江宁，令与胡以晃等上犯和庐，三月踞守安庆省，遂扰建德东流等处。”并指出：“罗大纲慓悍机警，贼中号为能者，然因非粤西老贼，功在秦日纲上而不封侯王，心甚怏怏。”(96) 东王的防范，导致了秦日纲一定的离心倾向，他表现得似乎不太听话，《贼情汇纂》载：“癸丑十一月，(秦日纲)代石达开守安庆。甲寅四月，调回江宁，封燕王。杨贼再令北犯，日纲往扰凤阳、庐州一带，不愿北行。禀奏杨贼云：‘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续伪奉旨，仍往安庆抚民，日纲遂遍扰安池各属邑。”(97)因此，在杨秀清看来，对待秦日纲，除防范之外，更要挫其锐气。甲寅四年的牧马人事件，使燕王、翼王倚重的岳丈黄玉崑以及陈承瑢等人都领受了东王的淫威，虽然他们有所不满，但最终都不得不屈服。《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甲寅四月，燕贼牧马某甲坐门前见东贼同庚叔未起，东贼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贼，未及问，又送付玉崑，意欲玉崑加杖。玉崑谓既鞭可勿杖，转相劝慰，东贼叔愈怒，推倒玉崑案，诉于东贼，东贼怒，使翼贼拘玉崑，玉崑闻而辞职。伪兴国侯陈承瑢、伪燕王秦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东贼大怒，锁发北贼杖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崑三百，某甲五马分尸。玉崑杖后，夜投水救起，削去伪侯为伍，嗣使入翼贼伪府，办理贼事。”(98)《贼情汇纂》记载，甲寅二月，黄玉崑升卫国侯。“三月因事革职，重责数百，交罗苾芬监押，玉崑羞忿，乘间投水，苾芬遣人救之，密不声张。盖贼之伪令，凡自尽遇救，亦必斩首，玉崑与苾芬厚，故待之如此。”(99)黄玉崑因何事被革职，从《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记载找到答案。前文已叙，黄玉崑是翼王石达开的岳丈，翼王倚其处理军政事务，他处理军务还“颇合”东王心意。牧马人事件似乎是由他引起的，如果他顺从东王叔的意愿，枷杖牧马人，就不会引起三人辞职的政坛风波。辞职三人受到杖刑，达到了挫辱燕王的目的，同时还警示了翼王等人，可谓是一石数鸟，使东王的威权得到足够的张扬。 甲寅年，对太平天国来说，最重要的战役是田家镇之战。这年八月，清军围攻武汉，并于下旬攻陷，黄再兴、石凤魁、侯裕宽等人退至田家镇。在武汉危急的情况下，杨秀清令石达开往援，又令秦日纲往湖北一带稽查河道，密拏奸宄。田家镇之战发生在十月，秦日纲指挥此战，但此战以太平军的失败而结束。田家镇之战后，秦日纲退至九江等地，随后又在湖北黄梅与清军激战。黄梅之战后，秦日纲即被调回天京，受到杨秀清的处罚。张晓秋《粤匪纪略》载秦日纲：“咸丰四年冬，领贼众犯田家镇、黄梅县等处，数为我兵剿败。杨逆锁回欲杀之，嗣贬为奴，犹得与闻贼务。”(100)秦日纲受此处分，在一段时间内当较驯顺，不能违逆东王的威权了。 奠都天京以后，整个政局演变的态势就是东王的集权。东王在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首则夺北王之权，继则以翼王代北王，以燕王代翼王，又以罗大纲代燕王，最终将所有权力收归自己，显示了东王防范领导集团内部成员的基本轨迹，因此，癸甲年间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也就经历了一个从东王、北王各主其事，到东王、北王共主军政，再到东王分北王军政权力而委诸翼王，最后到东王独专军政大权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国政局常现波谲云诡之态，东王处理军政事务的程序和机制不断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使用东殿丞相和东殿簿书，到宠信东殿女簿书，再到任用东殿尚书和部分六官丞相，再到重用翼王和夏官正丞相黄玉崑，最后到专宠李寿春和侯谦芳)，身处政坛中人，其命运也呈一波三折之势，笔者曾以曾水源为例，做过相关专题的探讨(101)。 军务、政务权力都集中到东王杨秀清身上，他以防范为作为掌控领导集团内部成员的手段，而对“群下”，他以两手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是“秀清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二是“阴察有才能可任者，以恩结之”(102)。为此，他应有庞大的为他处理军政事务的具体职能机构，如东殿六部尚书和诏书衙就是这样的机构。关于诏书衙，笔者已有专文研究过，它是一个多职能的机构(103)。如果说诏书衙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文教、档案的中心，那么，东殿六部尚书则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中枢。关于东殿六部尚书，《贼情汇纂》介绍说：“所属衔系东殿，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每部十二人，共七十二人，主分受伪官禀奏、封赏吏部、钱谷户部，以下类推。如六房所掌，以广西识字义人为之。承宣二十四人，主发号施令……其六部尚书，又各有六部掌书，如胥吏，但冠带而给印，伪东王权重事繁，故属官视他人以倍。”(104)又说：“凡伪王侯丞相检点指挥，有六部尚书、六部书、六部掌书诸名色。其六部尚书所属，又各署六部掌书。六部书、六部掌书又各有掌书书理。惟伪东殿各尚书之掌书，颁给印信，其余掌书书理六曹执事，若吏胥而已。”(105)为使军政事务处理有序，东王府还设有专门的东殿尚书挂号所(106)。 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东王身上，如何继续对待和处置领导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能够更好地防范和掌控他们，就成了东王维持集权必须更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虽可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资源，随时处置他们，但只有在派令外出与安置朝中之间取得平衡才是长久之策。洪秀全深处内宫，并不太多地过问世俗的权力，似不构成太大的威胁，而翼王、燕王早就可以随时派令外出或调令回京，也不易形成过大的势力。令东王担忧的还是北王，他贵为军师，在军师负责制之下，他本应享有大权。让他呆在朝中，他会随时争权，集结势力，成为与东王暗中抗衡的力量；让他外出带兵，他又可能招兵买马，扩大影响，形成以兵力为基础的尾大不掉局面，最终威胁的也是东王的集权。因此，到底是让北王呆在朝中，还是让他外出征战，东王曾有过反复的权衡，也曾有过多次的试探(参见前文关于北王外出带兵事的两则史料)。对北王来说，呆在朝中，他会隐忍图谋。只要有外出带兵的机会，他就会有更大的争权资本。癸甲年间，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一年多之后，这样的机会来了，东王令其统兵赶赴江西战场，他取得了权力资本。有了资本，他才会在天王、东王的较量中站到天王一边而对东王及其势力大开杀戒，并滋生了更大的野心，使天京事变升级，最后也葬送了自己。葬送自己，就是集权者和权力野心家的最终命运。这个规律，无论是对东王，还是对北王来说，都是适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