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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启蒙说”的学术反响 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最早见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两卷本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①，后将其中研究明末至鸦片战争前的思想部分单独成书，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第5卷出版。“早期启蒙说”主要用于研究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思潮的性质与特点，主要涉及17世纪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颜元、李塨等，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18世纪末19世纪初叶的启蒙思想代表人物龚自珍。但中国的启蒙思想开始于16世纪至17世纪之交，此时的思想家已经具有丰富的批判思想。 侯外庐“早期启蒙说”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和发展。萧萐父等学者认为此说“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17]，他们继承侯外庐的观点并予以丰富，成为“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18]。有学者认为“早期启蒙说”“是清学史研究范式的一大发现。它不仅扬弃了封建社会学案派的研究范式，而且也超越了章、梁、胡、钱等人以学术传承为特征的研究范式，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清学史研究的新范式”[19]。有关清代学史的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章太炎的“文字狱说”，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侯外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清代学史的代表，其论说超越了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来自外部刺激的观点，挖掘了中国社会内部要求现代化的因素，打破了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偏见。 也有一些学者对侯外庐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并不存在早期启蒙运动，当时的社会即使沿海地区有商业经济的因素，但总体上仍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早期启蒙思想家也并未真正走出传统文化的窠臼。这种观点大多过于强调传统思想的束缚。 不同的学术反响反映了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可贵：跳出了简单以学术传承解释思想发展的模式，注重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体来全面探讨明清社会和思想的性质和变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注重以史料和历史事实为依据，与西化派学者完全用西方某种哲学诠释中国思想的理路不同。侯外庐将明末清初作为中国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历史结点，是理论和历史事实结合的典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结合的追求，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从不断变化的社会存在中揭示反映人们新追求的思想文化因素，把进步的历史潮流作为社会发展主流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