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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关 键 词：陈黻宸 经学 史学 六经皆史 作者简介：尹燕(1980-)，女，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曾十分自豪地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梁启超也曾道：“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2]清代浙东学派的重史特点可见一斑。虽然浙东史学在考据大兴时因受到压制而衰落，但其史学观念与传统却影响深远。近代不少浙东人士都有志于恢复其重史的传统，陈黻宸便是其中一员。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后改名芾，浙江瑞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突出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被当世誉为“晚清浙东史学巨子”“海内师表”。他学养深厚，于经、史、子诸学无所不究，对西方文化又有所领略，是一位“去旧不能、欲新不达、中西交错”[3]的学者。在解析传统学术的过程中，他对浙东史学的主要传统进行了挖掘，并予其以新的活力，在近代中西学术置换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浙东史学的传统，又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清代浙东史学以“六经皆史”或“经史同源”“经史并治”为主要传统。无论是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还是章学诚、邵晋涵等，都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尤其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的章学诚，更是针对乾嘉时弊，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提“六经皆史”说，并赋予其充实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陈黻宸对浙东史学传统的挖掘主要集中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上，也主要是对章氏学说的肯定和发挥。 一、“六经皆史”即“尊经重史” 对“道”的执著是中国传统文人不懈的追求，所以他们给予“道”的载体非常高的地位。余英时指出，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是针对韩愈的“道在六经”，特别是顾炎武、戴震等主张的“经学即理学”的观点。章学诚生活时代的经学，主张道在六经，可以从通文字音韵训诂来通经，通经以明道。但是他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不惟六经为道之载体，史也是道的载体之一，要“因史见道”，[4]于是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意在打破“道”专在“六经”的观念。对于章氏之说，学界有两种理解：一是以为章氏此命题带有“尊史抑经”的意味，是“贬经为史”；二是以为章氏“尊史不抑经”，是“尊史为经”。章氏“六经皆史”的本意究竟为何？细考其言，不难发现，后一种理解更为恰当，更契合他的本意。章学诚曾言：“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5]“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139)在这里，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承认六经具有载道的功能，予六经崇高的地位；二又认为道不为六经所专有，约六经之旨撰述而成之史也可担负载道的重任。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是在尊经的前提下，抬高史学的地位，将其置于与“六经”平等的位置上，即“尊经重史”。考陈黻宸对经史的论述，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一方面，在《经术大同说》中，陈黻宸从历史的角度对经及经学发展史进行了考查。通过考查他指出，真正的经是古人“精神之所寄，理想之所萃”，是古人“借以启万世天下之人之智”[6]的学问，故而是“专制政体之大劲敌也，尽嬴后二千年人主所欲烧者”。[6](559)由此，他得出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道的承载体。因为道虽然高玄不可捉摸，但却真实地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人的日用行习之中，即“无万物则无道无德。”[6](397)而经恰“出于人生日用行习之所必需，而为人人所当言当行”，[6](536)含有人生日用行习的种种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自然是道的载体。因此，必须给予经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陈黻宸又十分重视史的作用，他认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谓痿人”，[6](569)史关乎国、人命运，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中国几千年来最受重视和尊崇的莫过于经。所以，他提出“史者，亦经之伍也”。[6](559)这一观点可以说与章学诚“六经皆史”、注意经史同源、抬高史学地位如出一辙。 陈黻宸借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路阐述经史实有其良苦用心。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学术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表现在经史方面，即一方面，经学式微，经学从受人崇拜的神坛上被拉了下来，先是沦为与诸子同等的地位，继而在民国学校中被取消，内容分散到众多学科中。另一方面，史学地位不断被提升，并在学界中形成声势浩大的“新史学”运动。陈黻宸出身于旧学营垒，受过多年传统学术的严格训练，虽身受时代的影响，也接触过不少的西学内容，但对经学始终抱有一份不能割舍的温情。所以，他不愿坐视经学在近代逐渐消亡的命运。而作为近代浙东史学的殿军人物，他对史学又异常重视。为了保留住经学的精华，也顺应时代对史学发展的需求，因此，在近代学术置换的过程中，他借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路实现对经史的并重。 (责任编辑：admin) |